（續上文）
張大春認為小說在過去一直被視為一種很奇特的、不重要的東西，是茶餘飯後的消遣，被稱為小說家的人，絕大部份都是在懵懵懂懂中踏入這一行。有的很有名，有的很有錢，有的可能打開了心內的門窗之後，也打開了房內的保險箱……許多小說家可能童年時被父親打、被母親遺棄、長大後又被女朋友甩了，他想把這些形於文字，求取讀者的認同。
但是「如果你是為了追求自由、為了逃避你的壓抑才寫東西，那寫日記就好了嘛！幹嘛那麼費勁出版呢？所以我真他媽討厭《寶寶日記》。」
過去這幾年他一直在自問：你小時候既然已經是懵懵懂懂地開始寫小說，你打算這樣懵懵懂懂地寫一輩子嗎？在小說這一個領域，到底還有什麼可能性值得你繼續投身其中？
歷史上真正有影響力的小說作品，當它們發展到某一高度，會在思想史上佔有一席之地，例如《三國演義》，在之前從未有人是以歷史上的失敗者為主角，該書以劉關張三個在歷史上最早被淘汰出局的人為重心，完成了一椿悲劇，也改變了大多數中國人的思想，「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已成為中國人對歷史的常識。
《水滸傳》則是談108個陳進興的故事，它影響中國所有的農民革命，並且是毛澤東謀略教科書，他甚至以「宋江架空晁蓋」這樣的詮釋來批鬥劉少奇。
偉大的作品會影響整個國家的民族性，例如《希臘左巴》成為世界名著之後，全世界的觀光客全湧到希臘去，希臘人都知道他們是衝著左巴去的，為了不讓觀光客失望，只好把自己變得跟左巴一樣，一變之後就再也回不來了。
有可能寫出這樣的作品嗎？這是張大春的目標，他認為這些作品很少是為了撩動讀者的情緒而創作的。「也許在你的文藝青年時期最受感動的是《公寓導遊》，到了我女朋友那一輩則是《我妹妹》，但是對於今天的我而言，再造《公寓導遊》及《四喜憂國》的感動太容易了。」他說只要他願意，他可以隨時再寫一整本技巧更好的《將軍碑》，但是小說的終極目的實在不是只讓人感動而已，好的小說應該可以創造「另類的知識」，它可以以文學的身份，擴充整個文明的認知領域。
所以他越晚期的作品，越是要壓低讀者的情緒反應，人們的生活中實在有太多的情緒了，包括看電視及忍受飛車黨小伙子從你家窗外呼嘯而過在內，他要的不是讀者的情緒，而是「相信」，即使這個人只是利用五分鐘隨手翻了他的作品，在那片刻這個人認為那是真的，他覺得那就是個很好的小說讀者，這種寫作方式要挑戰的是讀者的懷疑能力。
這種態度很顯然是累積了長期寫作經驗之後的產物，從個人私密的日記本，到寫給別人看的作品，現在又回到了可以不用那麼在乎別人的情形，一個由青澀到成熟的作家會經歷那些歷程？
最早是《雞翎圖》時代，真是個文藝青少年，那時台灣的文學流行著寫實主義對鄉土生命力的關懷，張大春那時還會為了拍美濃的紙傘用掉了一堆幻燈片，不過在當完兵之後，他面臨了一個問題，既然你打算一直幹這行，你要如何讓自己的作品與別人不同。在《公寓導遊》中，我們看到了他的這種猶豫。有比較傳統的黃春明式的對小人物的關懷，以及實驗式很強的《公寓導遊》、《走路人》，這樣的情形到了《四喜憂國》時則完全不同了，他成了一個犀利、有些玩世不恭的作者，穿梭在魔幻及現實之間。
「在《將軍碑》完成後，我自知已完成了中國近代短篇小說的一個小經典，寫實、政治、歷史與辯證的問題都在其中，當時我很狐疑自己到底在幹嘛？我是為了錢才寫作嗎？最後我決定要在小說寫作的形式上變成一個特別的人、先進的人、前衛的人、有顛覆能力的人，此後他便自我要求，只要是寫出來的作品，不管在形式上、類型上都要想盡方法放入不一樣的東西，在形式及美學上有著極大的自我要求。」張大春說。
後來高信疆請他去當中時晚報當副刊主編，只作幾個月，辭職信上的理由是「不願以一流作家之尊，伺候三流作家」，高信疆改請他擔任「撰述委員」，這個職位的任務是「你愛寫什麼，就寫什麼」，小說《大說謊家》便是在那時完成，那是一次大膽的冒險，張大春每天早上到報社寫作，到晚報出刊時，讀者可以在《大說謊家》的連載上看到當天早報的頭條、社論、乃至分類廣告都變成了小說的一部份，從1988年12月至1989年6月，所有在傳播媒體上被稱之為「事實」，以及我們應該相信的東西，從立法院打架、貝魯特的恐怖份子、總統換行政院長，訃聞、乃至六四天安門事件，都被他串聯成一個巨大的、彼此息息相關的陰謀。這部小說徹底顛覆了我們對所謂「真相」這玩意兒的瞭解與認知，現代人閱讀新聞，其實是為了減消自己的焦慮感及被害妄想症。
「這是一個特例，全世界只有華人世界的報紙，有每天登的連載文學，而且這樣的連戴文學還必須是由一個被報社養得什麼事都不用做，又愛看報紙、又要會寫小說的人來完成才行。現在似乎已經沒這個客觀條件了，其實這種寫小說的方式在更早一點，在我還是副刊主編的時候，我把這點子給了黃凡及林耀德，找他們兩位在報上寫這種新聞性的連載小說，一人負責三天，不過這是一部失敗的作品，致命的錯誤是：我找了兩個作家一起寫，兩人互相較勁，互相幹掉對方創造出來的人物，使劇情一直無法開始。」
之後開始主持節目，其實張大春早在學生時代就參予電視節目的幕後工作：「最早領我入這行的人是俞凱爾，當年我參予了他在中視的《週三掃描線》。」當兵的時候在通信學校負責拍攝莒光日，學到了不少幕後的技術，所以在做《縱橫書海》的時候，從幕前的主持到幕後的打光幾乎都由他一手包辦。
「如果問我作電視有什麼收穫，就是它與文字工作一樣，細節部份決定了作品是否夠格稱之為藝術。」他說：「我認為台灣電視界最值得尊敬的人是那些技術人員，他們反而最專業，大部份的製作人反而不過是只會吃飯喝茶吹牛而已；小說也是，你認為那些『職業作家』專業嗎？」同樣的論點在演講時也出現過，當他說「吳淡如侯文詠這些人老寫些垃圾」時，曾引起台下一片叫好聲。
張大春非常重視所謂的細節部份，也就是文字的基本層面，他描述了他蒐集資料的方式及每天的工作情形，然後他突然說：「要不要來我們家坐坐，再看看有什麼可以談的。」
對一個讀者來說，能夠到小說家的家裡參觀，這可真是最高的讚許，我一直有一種錯覺，小說家的家與小說的家似乎是重疊的，對於這未知的建築是如何孕育各式各樣古靈精怪的念頭，我深感好奇。
張大春位於桃園龍潭的住宅，是父親多年前買下自建的獨棟建築，不遠處有廣大的茶園，在這裡，他輕鬆了起來，熱切地對我們介紹裝飾了整個房間的植物、院子裡的海芋，以及他與木匠友人如何地為樓梯裝上新的扶手，廚房也讓我們豔羨不已，那扇巨大的落地窗使你「只要作菜兩個禮拜就會曬黑」。
當然還有那間文字工作者夢寐以求的圖書室及工作間，難怪他說「我寫作很少遇到靈感不足的問題。」這棟房子可以像溫室一樣地培育小說家的創作泉源。
「還有什麼問題？」拳擊手的攻擊性已消失，現在在我面前的是一位溫暖好客的男主人，他很愉快地談著他的文學歷程以及在這條路上的種種心情轉折。
我也趁這個機會，觀察了小說家不碰文學的時候的情形，他的生活非常規律，「一點也不浪漫」，每天早上起來餵狗、種花、把女友送去上班，接下來就是工作時間，一天工作十五、六小時，用大量的時間在閱讀上，不限文學類，化學、地質、歷史類的書籍亦花了許多工夫來閱讀，有時不曉得要讀什麼，就隨便從書架上抓一本，強迫自己讀，住宅整個三樓是圖書室，他幾乎記得每一本書放的位置。自認每天的生活非常枯燥、乏味，他猜女朋友一定也這麼覺得，因為她下班後老找些『我今天要看牙』、『我要買花』之類的理由晚回家。每天生活廿四小時的人都巴不得少幾個小時，你看我有多乏味。」
他最痛恨的是連出門吃個自助餐都會有人來搭訕：「請問你是不是那個寫小說的張大春啊！你的小說寫得不錯喔！」讓他連喝湯的胃口都沒有。
基本上，目前張大春除了固定到咖啡館射射飛鏢外，可以說沒什麼社交性，讀者除了看他演出的信用卡的廣告外，也沒什麼看他亮相的機會。在訪問前我發給他的傳真上，我問「想請你談談隱居這兩年的生活。」不過他並不認為自己處於隱居的狀態，他在他那舒適的空間裡不斷虛擬人們所有可能的遭遇、實驗人類對待文字的所有態度，以及享受這種創造世界的快樂。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