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瑞樺 譯 (2011)。《黑皮膚，白面具》（Peau
Noire, Masques Blancs），Frantz
Fanon原著，臺北市：心靈工坊文化。
法農從語言的層面探討：誰掌握某種語言所表達的世界，好像誰就擁有權力，指涉一些安地列斯黑人愛說法語，而願意被殖民與文化被摧殘，而自出於一種自卑感的心理。
文化價值不在於本身的認知，亦為他者所認同。文化可視生活方式的一種表現，追求生命與財產安全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本能，無所謂的工具之說。從經濟學寇氏定理的角度來假設：人是理性的，是自私的，是利益極大化的，這說明人類有始以來是欲望無窮，追求最大的滿足感。從社會學的公平正義的效率原則來看，Rawls標準(Rawls
Criterion) 是一種用以衡量公平性的標準，可將社會所得用於「使過得較差的人過得較好」的社會，就是最好的社會狀態。Kaldor-Hicks標準(Kaldor-Hicks
Criterion)是一種用以衡量公平性的標準，若某個社會可以獲致淨效率利益(總利益減去總成本)，這些所得可用以補償社會競爭中的輸家，則該社會狀態將是較佳的。還有巴瑞圖標準（Pareto Criterion)強調「主要少數，輕微多數」(vital
few, trivial many)的見解，對此提出「弱勢族群利益最大化原則」，藉以縮短社會上貧富差距的現象，臻逹巴瑞圖最適化(Pareto Optimum)。
筆者不認為安地列斯人有錯，重點是在當時法國人統治時期是否符合上述三種標準來對待黑人；換言之，黑人的人權受到迫害才是核心問題，法農這樣指責安地列斯的黑人是一種偏見，也許當時情境使然，同理心顯然不足，而只見到黑人文化逐漸消失而憤慨疾書。在全球每天都有許多方言在消失，普遍廣泛使用的方言叫國語，反之則為方言；然而，好的文化自然得到好的保存，重點是統治者如何看待弱勢族群的文化和語言，總不能為了少數而犧牲多數人利益，尊重少數與服從多數，如何取得「納許均衡」（Nash’s Equilibrium），這才是我們對族群文化應有的認知。
南方朔在《黑皮膚，白面具》序言中寫道：Frantz
Fanon對黑人處境問題，具有一種存在精神分析的超絕能力，把西方以「個體發生學」為基礎精神分析作了大改變，將它轉往政治、經濟、文化、價值和語言支配這種集體意識和集體無意識的層次。另從沙特的《存在與空虛》（Being
and Nothingness）裡借到了「自我存在」（being-in-itself）和「自為存在」（being-for-itself），以及他者等核心概念。由於在方法論上的突破，使得他在觀察黑人問題時，遂能將經驗整合到一個更大的解釋架構下。Frantz
Fanon指出：白人文明、歐洲文化，在黑人身上強加了一種存在的偏差。……黑人心靈，經常是白人的建構（陳瑞樺譯，2011：7)。
陳芳明認為，所謂文化，對法農而言，只不過是白色的面具而已，只有黑皮膚才是他生命的實物。他走在巴黎街頭，絕對不是他一個人被觀看、被凝視，而是整個種族、整個先民、整個非洲都受到殘酷的檢驗。就像書中所說：「一個被殖民被教化的社會裡，所有的本體論都無法實現。」如果黑人沒有本體，他們的存在是什麼？黑人的存在，來自於白人所編織的千絲萬縷的瑣事、軼聞、謠言、掌故、傳說、敍述，這些最後都要被收編到整個帝國文本之中（陳瑞樺譯，2011：14-15)。
陳芳明指出：人格的改造，不僅是透過語言教育，在社會制度與文學傳播等方面的影響也可獲致。在白人面前，黑人有一種莫名的自卑，無法正常思考，也無法完全表達自己。因為他面對的是一個優越的文明，黑人只是野蠻、兇悍的一種生物……。然後，黑人建立起來的世界觀，看到的一切都是屬於白色事物，完全看不見黑色的存在。只有黑人會遺忘自己而從世界中消失；然而，白人是不會遺忘自己的，也不會遺忘黑人的。對殖民者而言，黑人的存在是為了證明白人的優越。法農於書中直截了當地說：在白人眼中，黑人只是一支陰莖，只具有生物性的意義；一個黑人被讚譽體格強壯時，指的是他的性能力，黑男人因此成為白女性的幻想，卻也是白男人復仇的對象（陳瑞樺譯，2011：15-16)。
陳芳明認為，所有被殖民者都患有精神官能症，不能正常看待世界，也包括不能正常看待自己；被殖民者已遭到嚴重的弱智化與污名化，甚至不可饒恕的罪惡化。而法農的文學重新喚醒被殖民者的歷史意識，勇敢而放膽地正視殖民經驗所鑄造的精神創傷，必須先從心理層面考察。《黑皮膚。白面具》是黑人歷史的隱喻，也是全世界被殖民者歷史的轉喻（陳瑞樺譯，2011：16)。
《黑皮膚。白面具》以出身安地列斯的黑人社群為論述場域，從精神醫學的視角解析黑人如何內化被殖民的劣勢，如何從吊詭的表皮化讓黑皮膚的符碼再現，法農循序漸進式地將被殖民者在殖民文化中，喪失主體性的精神焦慮與情感錯亂，一一解放出來。前三章以語言同化、有色女與白男及有色男及白女的異性戀架構，探究黑人自卑情結，及以情慾隱喻殖民權力，透視帝國殖民主義如何扭曲被殖民者心理結構。四、五章在說明黑人主體形象和認同過程中，被漂白的意識型態與現實情境交疊所產生的兩難。後兩章則由鏡像的另面觀察，分析黑人存在的精神病理學與現代哲學解釋，並視身體為主體存在的物質基礎，身體為殖民文本，膚色銘刻人種位階，基因生理結構正是西方現代文化與殖民霸權共謀建構的殖民神話。一個沒有姓名、沒有臉孔的黑人，被用來指涉所有最基本、最原始、不受約束的性慾真相，一個令白人既興奮又恐懼的情慾想像空間，勃然矗立的黑人象徵無限情色慾望的化身，黑人被埋沒了，變成一根陽具。後殖民理論家Homi
Bhabha認為，陽具想像毋寧是一種凝注(arrested/fixated)的再現形式，這體現殖民者極度矛盾的情結，包含投出和投入(projection
and intrajection)雙重的潛意識作用，既是隱喻也是轉喻的策略，其涵蓋置換、罪惡感、攻擊慾，表顯及內抑知識的分裂和掩飾；黑人不存在，有的只是殖民者鏡像投射的焦慮、恐懼和情慾流蕩（陳瑞樺譯，2011：19-20)。
後殖民理論家Homi
Bhabha以《質詰認同》(Interrogating
Identity)為題，對法農文本分析中提出被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雜混性與曖昧性的問題，從《黑皮膚。白面具》的多元認同心理與偽裝，解析殖民情境的多元交織與雜混(hybridity)，逆向操作《黑皮膚。白面具》的被殖民焦慮，成為顛覆殖民文化與完整性的潛在能量。巴巴認為現代化與殖民計畫在同化，更精確地說，應是異化被殖民他的同時，透過翻譯而產生無法控制的落差、罅隙與失誤；以至於在焦慮與曲解的兩難局面中，發展出分歧與番易的效果──「有點像，卻有點不像」，挑逗了殖民文本的穩定性。殖民霸權意識裡的自我被不可見、不能說的慾望所取代，正因為這種意識型態的落差，後殖民的前瞻性不在追隨其殖民宗主，而在於生產饒富新意的「差異重複」(repetition
with difference)。種族中心論的概念在後現代／後殖民情境中益顯捉襟見肘，跨國族差異政治取而代之，文化價值歷經邊界協商，形塑「中介空間」(in-between
space)、灰色地帶，以此喻為後殖民文化變遷，描繪出殖民與被殖民文化的撕裂與糾葛，指向跨界主體建構的不斷滋生和演繹。《黑皮膚。白面具》第四章回應被殖民者的依賴情結，逆寫精神分析與殖民心理學的觀點，在個體發生與種系發生之外，探究黑人異化(alienation)的社會發生。在創傷情境與潛意識操演中，置入特定的殖民歷史、社會、文化、語言與經濟的因緣與脈絡，將精神醫學裡有關壓抑、認同、發洩與人格扭曲等原本處理個人心理結構的概念，演繹為類比種族主義的詞彙，後殖民先驅學者Edward
Said則稱之為「理論旅行」的最佳典範。法農試圖藉由「反向認同」來轉化被壓抑的能量，以身體為文本，被殖民者身體為帝國殖民主義的「再現」(representation)。歷史學家Michael
Foucault稱為「馴服身體」(docile
body)，社會主義學者Mikhail
Bakhtin稱為「怪誕身體」(grotesque
body)，集人性、物性與獸性於一身，是「病理」(pathology)的淵藪。凡此種種，具可將身體視為帝國殖民權力關係的銘刻(inscription)，無論再現或銘刻，若欠缺後設關懷，以被殖民身體為研究客體，忽視身體做為抗拒場域(site
of resistance)、促變因子(agency
for change)的動能，則會落入帝國主義學術理論的謬誤。而法農則以過人智慧，跳脫這樣的謬誤，如第五章〈黑人的實際經驗〉是被殖民身體赤裸裸地告白，體現閱讀／書寫自我（陳瑞樺譯，2011：20-23)。
法農1925年7月20日出生於西印度群島的馬提尼克首都法蘭西堡，而死於1961年，悲劇性的一生，已成為美國學界家喻戶曉的當化革命浪漫主義的象徵。馬提尼克島和瓜德羅普島合稱為法屬安地列斯。1520年被哥倫布發現，1635年落入法國殖民統治，成為法國重要的蔗糖來源，直到1848年才結束奴隷勞動。馬提尼克是一個階級結構嚴明的金字塔型社會，膚色與地位呈現等級的上下排列──白上黑下。居於最高層的是為數甚少的白人，稱為「克里歐」(Creoles)，由來自歐洲白人和當地白人所組成；中層是少數黑人中產階級，底層是多數黑人平民。上層白人無不設防與下層黑人的社會距離，下層黑人則設法增加與白人的親近性；在非白人團體中還區分兩種亞團體：一是黑人混血(mulattoes)和貧苦黑人，前者多半在公部門、商業等經濟收入較高而仍被視為低等族群的人，亦為中層階段，雖會與白人來往，但無時不想盡辦法逐出白人階層（陳瑞樺譯，2011：27-28)。
法農致力於一種以探索民族精神醫學(ethnicopsychiatry)為目標的人道主義醫療方式，一種「社會治療」(social
therapy)或稱「制度性治療」(institutional
therapy) 方式。這種人道化的精神疾病治療方來自於法國精神醫學家Philippe
Pinel的觀點，認為應該結合精神患者和他生活的社會世界，幫助病人利用外部資源克服病情以重返社會。社會治療是將醫者與患者之間建立共享文化，改變公共意見中根深蒂固的偏見，將一個瘋狂的人轉變成社會人，是以歷史和文化為基礎的精神病理學。法農深信社會治療的實踐，將對病人產生「精神淨化」(psychic-re-immersion)的作用，幫助病人克服殖民創傷(colonial
trauma)，根除和消滅盤據在受殖民者意識中那些壓迫性的歐洲集體意識（陳瑞樺譯，2011：29-31)。
法國瑪諾尼(Francoise
Verges) (1995)的殖民心理學之理論基礎來自於19世紀初的人民心理學，目的在釐清人種、文化與心理的關係；它的問題意識就是在面對法國工人階級、貧農所造成的社會失序，從而尋求防治對策。社會心理學家認為透過「人種記憶」徵候研究，能夠理解社會群體的特性（陳瑞樺譯，2011：40-41）。
殖民心理學認識論的斷裂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開始浮現，也是第三世界去殖民運動洪流開始衝擊的時刻。根據Francoise
Verges的殖民心理學以去殖民化為起點，如Octav
Mannoni (1950)出版的《Prospecro
and Caliban: the Psychology of Colonization》，與先前論述的轉捩點則在於，他開始揪出殖民關係裡的藏鏡人──殖民者，追問他們的心態。過去的研究都以科學面貌出現，反而把殖民者隱藏起來，只因為研究者本身也是殖民者，以殖民地位發言，所以殖民者心態是缺席的存在。Mannoni的基本論點是殖民心理學有兩種扭曲人格的交會，一是殖民者的自卑感(inferiority
complex)，一是被殖民者的依賴情結(dependency
complex)，奠基於演化論式的幼兒成長生命史，而後放到具體的歷史文化環境中看待。被送到殖民地的殖民者就是歐洲發展史這個人格面向的表現，而被殖民者永遠沒有長成，停滯在幼兒「依賴情結」的階段，一旦這兩種狀態踫到一起，就形成了互補的共生關係（陳瑞樺譯，2011：41-43）。
瑪諾尼與法農對殖民論的最差異觀點則在於：(1)瑪諾尼是殖民者的告白，法農是被殖民者的自我剖析；(2)瑪諾尼將依賴視為被殖民者的屬性及自卑感當作殖民者存有的基本性質，而法農則把兩種情結互為一體在被殖民者身上體現。對後者而言，殖民者的自信、自傲、自大而不可能有自卑的表現；對法農來說，被殖民的情結完全是殖民體制強加在他們身上的，根本來源是經濟的掌握和剝削，導致下意識的全面性內化。因此，黑人的異化絕對不是個人問題，也不是心理問題，是客觀的社會結構與主觀的心理結構相互深化；換言之，黑人必須面對依賴情結和自卑感等兩個層面的挑戰（陳瑞樺譯，2011：45）。
法農並沒有提供明確的社會結構到底為何，只留下兩種模糊性的詮釋：一為單一結構指的是殖民結構所營造出來的種族歧視，一為多重結構則指向多種形式的壓迫結構（陳瑞樺譯，2011：49；陳光興導讀）。法農首先從語言的層面來剖析被殖民者的自卑心態，他認為掌握某種語言，也就是掌握了這種語言所表述和指涉的世界（陳瑞樺譯，2011：63）。
在《黑皮膚。白面具》的「第三章──有色男和白女」則以勒內‧馬朗所著的《一個與其他人相同的人》一書，做為主要的分析文本書寫黑男與白女的案例。其中，有色男名叫讓‧韋納澤，出身於安的列斯的黑人，學生時期就住在波爾多；比起非洲，更習慣歐洲。一個內向、敏感、不安的人，與白人女性相愛。
法農引用傑爾曼‧蓋克士的《遺棄型精神官能症》來分析韋納澤。他觀察到有色男呈現前伊底帕斯青結的性質，如：被拋棄所引起的焦慮、型塑他的侵略性（對復仇的需要）、最終導致自我的無價值化（陳瑞樺譯，2005：152～154）。文中提到對有色男的想法（陳瑞樺譯，2005：146、154）：
只要我長大成人，並且替自己歸化（naturalization）的國家前往祖先的家鄉服務，我就會懷疑自己是不是被身旁所有的人所背叛，白人不承認我自己是人，黑人也幾乎不認識我。這正是我的處境。
就有色男對自我的無價值化來講，使個體維持在一種內在深層的不安全狀態中，抑制或扭曲所有與他者的關係，個體懷疑自己是否能成為激起同情或愛的客體。通常在幼年曾經缺乏愛和理解而受苦的人身上，才能觀察到情感上的自我的無價值化。一種被遺棄焦慮患者，即表示自身反應隨時準備被拋棄，或者無意識的做那些讓預期的災難得以發生的事；出現「為了不被拋棄，因此不去愛」的心理；展示真實的自己（陳瑞樺譯，2005：155～159）。韋納澤的確是個精神官能症者，他的黑皮膚只是一種用來解釋自己心理結構的理由。即使「膚色」這種客觀差異不存在，他也會找出其他因素，甚至是捏造的。《一個與其他人相同相同的人》的作者為勒內‧馬朗，是個黑人被遺棄焦慮患者。韋納澤所代表的並不是黑白關係的某種經驗，而是個精神官能症患者的某種行為方式，只是他恰巧是個黑人。韋納澤的故事並非白女與黑男之間的通則，若把這個案擴張解釋成黑男與白女的情況就是如此，則是缺乏客觀的。
在《黑皮膚。白面具》的「第四章──被殖民者的依賴情節」部分，係為Fanon對瑪諾尼《殖民心理學》一書的回應，他認為一個社會只有可能是種族主義社會，抑或不是，並強調對主觀經驗的敘事書寫（陳瑞樺譯，2005：167～168）。瑪尼諾認為南非的白人窮人厭惡黑人與經濟過程無關。南非是種族主義的社會結構，其經濟壁壘分明的原因則在於恐懼競爭，以保護白人貧窮階級（陳瑞樺譯，2005：169-170）。瑪尼諾指出殖民的種族主義不同於其他的種族主義。歐洲文明和它最有資格的代表人對殖民種族主義卻沒有責任，即一個國家所有僑民對以此國家之名所做出的任何行為都應負責（陳瑞樺譯，2005：170～173）。對馬達加斯加而言的歐洲種族主義，瑪尼諾則寫道（陳瑞樺譯，2005：174～181）：
由膚色產生的自卑情結，只有在少數處於另一種膚色環境的個人身上才觀察的到；在一個像馬爾加什人一樣的同質群體，其社會結構仍然相當穩固，除了例外個案，人們不會遇到自卑情結的問題。殖民地的白人絕不會對任何事情感到自卑，即使他們處於少數（p.174）。
然而，瑪尼諾還忽略其他客觀性，馬爾加什人已不存在。（p.176）
馬爾加什人對自身的認知為一體斷裂的黑人與白人（p.179～180）。
只有需要者才適合被殖民，這是需要者在無意識的情況下提出的需求，這裡忽略好客、禮貌等「有禮貌的老文明」之基本特點，反而強調「命中注定」等待白人當家（p.181）。
Fanon以「病人的夢」來分析無意識的狀態，如受自卑情結所苦的病人，必須將其從無意識的慾望中解救出來；如無意識的慾望來自個體生活的社會；指出黑人不該站在漂白或消失的困境中，應該意識到其他存在的可能性，讓個體在面對衝社會癥結點時，具有選擇行動的能力（陳瑞樺譯，2005：182-183）。
在《黑皮膚。白面具》的「第五章──黑人的實際經驗」描述在白人社會中掙扎求存、在絕望中求取認同意義的來往辯證，一篇黑人心靈的告白，以類文學形式的主觀筆調，經由Fanon刻意而急欲向社會表明黑人心聲的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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