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瑞絲在市郊擁有一個小小的地方，也許並不算好——白漆從牆上脫落，紅焙土地面像石頭般堅硬，街角酒吧不斷傳來轟然的歡欣旋律似乎會持續整晚——但住在這位於四棟房子的街區間，被朋友和他們的孩子圍繞的一房房屋裡不但不會感到寂寞，而且只要穿過一小段田地就可以到達她工作的地方。
她說她很快樂。她年僅三十、單身、而且在里朗威（Lilongwe）繁忙的市集匯聚地——中央市場內有遮蔽的木棚裡，有個販賣高級鞋子的好工作。對她而言生命應該正在開展，但往未來輕輕一瞥，卻顯露死亡的凶光，而這將只是數年之後的事。
就像馬拉威城市中四分之一，鄉村中六分之一的年輕男女一樣，後天免疫不全病毒在葛瑞絲‧瑪南迦的血管中像緩慢而無聲的毒藥一般侵蝕她。你很難分辨其中大部分的人：他們教導學童、維持街頭治安、在旅館櫃臺工作、撫養小孩；他們像其他馬拉威人一樣歡笑。在幾個月或幾年中，他們看來沒事，然後事情開始惡化。也許明年，也許五年後，端賴她的飲食及是否保持健康的生活習慣，葛瑞絲的體重會開始減輕。她會受到感染——也許只是很輕微的——但之後會有另一波更嚴重的，也許是肺炎，也許是結核病，也許是腦膜炎。馬拉威醫院擁有能夠成功治癒三者的藥物，但她每次康復，免疫系統就會受到更大的傷害，她的體重會越來越輕，存活的機會也逐漸變小，健康身體應有的曲線會消失，開始看來形容枯槁，她認識的每個人都會知道是怎麼回事。最後她的身體會放棄抵抗，痛楚與高熱會吞沒她，而葛瑞絲只會變成另一個愛滋病的統計數據。
她笑著輕聳一下肩，說，她並沒有想到這些。她看著攤子外生氣盎然的市場，衣著明亮的婦女坐在一袋袋的薄荷葉、蕃茄與紅豆間；裁縫師叫賣著縫紉機，並在火上加熱熨斗修補舊衣裳；所有東西，從門把、魚乾到鳳梨，都在此販賣。但她很清楚自己的未來：自由和獨立就像施在她身上的詛咒一樣。她曾經有過一個丈夫，也有過一個小孩，但兩個人都死了。
「我結婚八年，」她說，「我丈夫在 1998 年去世，他病垮了，被送到中央醫院去，並且戴上氧氣罩。」就像大部分死去的年輕人一樣，他沒有做過後天免疫不全症的檢驗，但無疑是愛滋病殺了他。
他活得比他們的小女兒久，提雅珍生於 1993 年。在馬拉威社會中，孩子是婚姻中追求的重要成就，幾乎每個年輕女人都有一個嬰兒綁在背後。提雅珍一開始看似健康，但後來體重增加開始減緩，她停止生長，開始生病，遭到一次次的感染。當她死時只有三歲，是個非常可憐、形容枯槁的小軀體，喉嚨和嘴巴的潰瘍使得吞嚥更較飢餓來得痛苦。
葛瑞絲不會再結婚了，她說，「我已經得了後天免疫不全症，所以不會再結婚或生小孩了。我也許會領養一些，但絕不會再生自己的小孩。」
因此她獨居，擁有一個小收音機和朋友，她說她很滿足。她在能力許可範圍內讓自己盡可能吃得好，雖未達到應有的標準，但在這個大量農作失敗，且問題又因許多原本應當在田地工作的年輕男女永久消失而更形嚴重的年代，已經比許多馬拉威人來得好。葛瑞絲知道營養對預防疾病是重要的，她購買蔬菜、雞蛋、黃豆和牛奶補充納西瑪（Nsima）的不足，那是一種玉米粉做成的食物，是這個國家的主食。只要繼續工作，她就能負擔每個月 650 夸加（Kwacha，650夸加等於 7.38 美金或 4.67 英鎊）的房租和飲食費，因為——這在馬拉威是不尋常的，大家庭在此是常態——沒有別人能幫助她。如果她開始生病，就會失去工作和房子，飲食質量會下降，她的健康也是。
如果她住在倫敦市區邊緣的克拉彭（Clapham），而非馬拉威首都城外的馬維耶孔都（Mwenyekondo）裡的一房房屋，葛瑞絲就不必面對此種死亡逼近的威脅。她會去看家庭醫師，家庭醫師會將她轉去看顧問醫師，顧問醫師會讓她開始服用抗反轉錄病毒藥物（antiretroviral drugs，簡稱ARVs）。這是三種藥物的組合，在她未來的人生或直到科學家找到愛滋病的治療方式之前每天服用，就能讓她存活、活躍、健康並繼續工作。英國有許多感染後天免疫不全症的人，他們教導孩童、維持街頭治安、在旅館櫃臺工作、撫養孩子。你從不知道他們是誰，並且以後也不會知道，因為他們都在服用此類藥物。
葛瑞絲知道 ARVs，她知道它們可以拯救她，她也知道它們價值每月 2500 夸加——約合美金28元或十八英鎊，一年份的藥所需花費幾乎是馬拉威每人每年平均收入 170 美金的兩倍。即使對一個單身、沒有家累、有工作的女孩來說，還是一筆天文數字。
這筆錢對29 歲的黛莎‧齊德查來說，更加難以想像，她只比葛瑞絲小一歲，對藥物有更迫切的需求。如果葛瑞絲的狀況沒有惡化地更快，黛莎就是她幾年後的樣子。黛莎住在卡哇里一區（Kawali 1）的一棟小平房裡，一個距離市中心幾哩，被樹所圍繞的舒適區域。一道藤製籬笆將花園和鄰居及硬紅土路隔開，這是黛莎母親的房子，家裡有十六個人——其中十一個是小孩。黛莎自己的三個小孩中，有兩個被送到 360 公里外布藍泰（Blantyre）的表親家。當她開始生病，並失去在一家印度商店當收銀員的工作時，整個家庭必須面對經濟失能的問題。很難想像她能再見到他們。
黛莎坐在一張木製大雙人床的床邊，晚上她和她留下的十二歲女兒琪琳德就睡在這裡。這是最好的房間，很大，有基督和孩子的畫像，放滿了從較有希望的舊日時光中遺留下來的家具——梳妝台、餐桌、六張椅子、一組紅色的三件式沙發，上面掛著漂亮的刺繡外罩，好隱藏手把上的破洞和裂縫。在陰暗的房間裡，黛莎看來瘦小又虛弱，因疼痛而動作遲緩。
「我並不好，」她安靜地說，但不說也看得出來。她的丈夫在 1997 年去世，黛莎懷疑是愛滋病，並且去做檢驗，發現自己是愛滋病帶原者。在那之後她遭到數次感染，並且在醫院中得到治療。然而，現在，她既虛弱又衰敗，醫院已經幫不了她了。
「我對 ARVs 絲毫不抱希望。」她說，這也不言可喻。在日子較好時，她的母親羅絲在屋後用玉米和糖釀造當地的奇布可啤酒（Chibuku beer）。但現在已經無法這樣做，因為他們負擔不起玉米粉和糖。屋後沒什麼東西，只有一個小小的鍋子在微火上沸騰著，黛莎的兄弟們坐在陰暗處重塑一個金屬輪罩希望能藉此賺些錢，他們稀稀落落的敲擊聲像是奏著一首不協調的歌。
因為迷信而生的恐懼，讓大部分在黛莎這種虛弱狀態的人不願意談論逐漸逼近的死亡，他們怕因此而加速它。黛莎盯著地板看了一會兒，最後終於說：「我不知道我還能撐多久，因為我的免疫系統正持續衰退中。」她也知道她的身體怎麼了，並且清楚了解壓制病毒的唯一機會非她能力所及。「我們沒有錢買 ARVs。」
這不單是葛瑞絲和黛莎的故事，這是每一個馬拉威人的故事。每個人都認識一些家裡有幾個人因此而死的人，每個人都想知道自己家中的誰會是下一個。愛滋病已將平均餘命從五十三歲拉低至三十九歲，整個亞撒哈拉非洲區都有和馬拉威一樣的悲劇。兩千九百四十萬人感染了後天免疫不全病毒，其中百分之六十是女人，光是去年就有兩百四十萬人死亡。四百萬人急需藥物，但只有低於五萬人得到它們。
在里朗威，最繁忙的生意是棺材業——你可以在任何地方見到他們，陽光下閃亮的金屬把手和箱上的飾板讓工場顯得昏暗。在黛莎母親房子的不遠處路邊，數百個人排坐在庭院及路上，悲傷而優美的聖歌從他們當中升起。這是一個十四歲男孩的葬禮。一個當地人說，即使男孩在醫院做過檢驗，也沒有人告訴他是後天免疫不全病毒帶原者。告訴他毫無希望能對他有什麼幫助？
馬拉威到處都是小孩——衣衫襤褸、腳髒兮兮的孩子，有著充滿疑惑的大眼和害羞的微笑。越來越多的孩子因為愛滋病奪走雙親而變成孤兒，或者父母其中一個——通常都是母親，留下一個無法處理現實的父親。從前，在馬拉威，一個失去母親的孤兒的未來從來不構成問題，祖母、姨舅會把他帶回家，和他分享玉米粥和米飯，提供他衣服，並且送他上學。現在，愛滋病不但帶走母親和父親，也帶走阿姨和舅舅，它擊倒了那些應該在田地裡工作的人。愛滋病在去年因農作欠收導致的糧食短缺中扮演了可怕的角色，沒有任何一個家庭能夠吃飽。村莊盡最大可能吸收失去照顧的孩子，但都已經到達飽和。官方統計上，在馬拉威的一千一百萬人口中，有四十七萬五千名孤兒，但這幾乎不是一個正式的人口普查計算，許多人相信應該有一百萬名之多。危險是很明顯的：那些帶領孩子的人——父母和老師——死了，那些餵養孩子的人自己也在飢餓中，甚至連美國中情局也認為愛滋病會孕育出新一代的恐怖份子。
在位於里朗威區但屬於農村的提列蘭（Tilerane），有一所當地人設立收容部分這些孤兒的學校。現在是正中午，各年齡層的小孩從校舍中湧出，像瀑布一樣衝下階梯。一個穿著骯髒粉紅 T 恤的小孩試著拉起一個堵在階梯間、穿著跟他一式 T 恤的幼童。這幼童像一根因形狀不恰當而卡在河流彎道的棍子，湧出的小鬼頭在他們身邊分成兩股，經過他們後則再度匯流。這情形持續到一個老師拉著幼童的手臂，並輕輕地把他移到地面上為止。
孤兒中心做了其所能為。提列蘭有五百個兒童，雖然不是所有孩子都會到學校去，志願者會拜訪鄰近的村莊，去幫助支援其他小孩。學校給他們愛、關懷、非常基本的教育、以及——基本上來說最重要的——一些食物。當他們在早上約七點三十分抵達時，會得到一些茶和米或玉米粥，讓他們能暫免熟悉的、令人分心的強烈飢餓，學習 ABC 和一些算術。但孩子們中午時就必須被趕回家，因為沒有東西給他們吃了。
「下午時，如果有餘裕，我們就給他們玉蜀黍和米，如果沒有，他們就回家，但家裡也不會有東西吃。」齊特瓦列‧菲里說，在1995 年他自己的姊姊和媽媽去世，留下他照料小弟弟和姊姊的兩個小孩時，他創辦了這個中心。三個有類似狀況，必須照料甥姪的朋友們，幫助他從零開始。這三人中有兩人現在也死了。
位於靠近浩瀚美麗的馬拉威湖的沙利馬（Salima），小孩子、大孩子、背著更小孩子的孩子，走約十公里那麼遠的路到每週六早上開門的一家孤兒中心。
喬列‧馬威爾十二歲，但像八歲孩子一樣小，肚子因長期飢餓而水腫。他因為害羞而扭動著身體，穿著藍色短褲和剪短的褪色藍色條紋成人襯衫，兩件衣褲靠一根安全別針約略別在一起。他說：「我和祖母一起住，我媽媽和爸爸都去世了。」他說，他來這裡，是為了學習後天免疫不全症。但毫無疑問的，他也是為了吃東西而來的。
安德魯‧凱因迦，十五歲，嬰兒時期得過小兒麻痺症，他的腿因此受到影響。這使得他前往沙利馬愛滋支援組織（Salima Aids Support Organisation）五公里的朝聖之路變得緩慢而艱辛，直到 SASO 為他安排交通為止。他說，他和阿姨和她的丈夫住在一起，他們對他很好。他的父親在他五歲時去世，接著，四年前母親也因罹患百分之七十愛滋病患者都會感染的肺結核，咳嗽而痛苦地死去。他知道未來很艱辛，「我面對這麼多的問題，所以我想如果上學去，也許可以幫助我在未來找到工作。」他嚴肅地說，「我想當打字員或開車，現在在馬拉威，工作嚴重不足，但你如果接受過訓練就能找到工作。」縱然機會渺茫，他對生命仍有信心。這個，他解釋，是因為由於小兒麻痺症，他一直到四歲才開始走路。
「在村子裡，他們說上帝是偉大的，因為他們認為我可能永遠無法走路。」馬拉威充滿了諸如此類的願望，但這賭注中人民毫無勝算。愛滋病教育及使用保險套等預防措施或許能夠減緩感染率，但只有倫敦、曼徹斯特或格拉斯哥居民能從 NHS 免費獲得、此間卻無法負擔的藥物治療，能停止死亡的浪潮吞沒像葛瑞絲一般處境的眾人。
葛瑞絲坐在攤子美麗的涼鞋和一個假豹皮小手提袋間，沒什麼生意可做。現在是一年中最清淡的時候，因為每個家庭都擠出最後一夸加去付學校的學費。葛瑞絲樂觀的臉龐有一瞬間露出陰霾，「如果現在在這裡就可以得到 ARVs，我會服下它們的。」她說。她不會比那些在杜漢（Durham）或李茲（Leeds）高級鞋店工作的同輩更不關心生命，她只是錯生在地球的另一邊。
圖表說明：英國及馬拉威兩國生活機運（life chances）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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