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長何建平
一個彝族山村小學的故事
袁勁梅
我不知道何建平是誰。何建平來的時候穿著一件略大的舊西裝，臉腫著。一笑，嘴角上露出兩個酒渦，腫著的那邊小一點。何建平很瘦，他不太好意思和女人握手。他站在一邊，只是笑著。我走過去和他握手，問：“你就是...?”他這才說：“我是寶山小學的校長何建平。”說完又憨厚地加了一句：“鹽吃多了。牙腫了。不好意思。”
男人長酒渦會有女人氣。何建平的酒渦一邊大一邊小，倒把那女人氣變成了一種稚氣，使他顯得比他的那套舊西裝年輕。“我今年26歲。教了六年書，當校長才一年。”他說這些話的時候，一副謙虛謹慎的樣子。“你們來，我們真高興。我們這裏沒來過外國人。”說著，搓搓手，然後就不知道把手往那裏放了。
何建平說的外國人是我的十五個美國學生。我寫過一個彝族山村小學的故事，我的十五個學生都讀過。所以我們到中國來交流的時候，他們都願意到這個彝族山村小學去看看。我的那個故事是編的，只有地點用的是真名。那個小學是何建平校長管轄下的一間教室，叫“寶山村小”，在離香格裏那不遠的深山裏。其實，我也沒去過那個山村，編那故事的時候，我在教室門前想像出一棵老柳樹，在教室後面想像出一個茅坑。這兩件東西在真的“寶山村小”是沒有的。何建平說，知道你們要來，“寶山完小”的孩子送給“寶山村小”一點錢，讓他們在教室周圍造了一堵土牆。何建平反復說：“土牆是新的。你們去了就能看到。”好像那土牆是他們驕傲的“萬里長城”。
我和我的學生並沒有對土牆感興趣。我們倒是問了不少“寶山完小”和“寶山村小”是怎麼會事。它們是什麼關係。何建平說：“我們這裏有幾百座大山。我家就住在卡巴雪山上。正對著玉龍雪山。”他用手指給我們看玉龍雪山。玉龍雪山的尖頂從一圈厚重的紫雲裏冒出來，像是浮在空中的一顆大鑽石，有棱有角，不同的面閃著色彩無常的光。那時候，太陽正在玉龍雪山的對面，遠遠地和玉龍雪山玩著千年不散的皮影戲。何建平逆著陽光立著，像是這出皮影戲裏的一個小配角。何建平知道自己的角色。他說：“從這麗江城裏，你們看不到卡巴雪山，其他幾百座山你們也看不到。我們就住在山裏，是山裏人。每一座山裏都有彝族，納西族，或白族的村莊。這些山村的孩子，都是屬於我的寶山小學。每一個村莊裏有一間教室，教一到四年級的孩子，這就是’村小’。孩子到了四年級，能幹農活了，很多家長就不讓他們上學了，還有願意上學的孩子就全集中到山腳下的’寶山完小’。他們是五到六年級的孩子。他們全部住校。自己燒飯，自己洗衣，自己揀柴。我是所有’村小’和’完小’學生的校長。”
原來，何建平的校園遍及幾百座大山。山裏的每一間教室就象一隻小船，載著一船孩子往山外劃，劃到他的“完小”，有些孩子們就爬上了一隻大船，再接著往山外劃。這只大船象一艘旗艦，何建平就在這條旗艦上當艦長。我把這話兒告訴何建平。何建平苦笑笑，說：“我除了當’艦長’，還當’偵探’，當’ 救生員’。 我得時時偵察哪個’村小’或’完小’的孩子被家長悄悄帶回去了，我還得翻山越嶺，苦口婆心說服家長，讓我把這些孩子救上船來。每個星期，至少有一天我得進山找學生。而且，我們的船也未必就想劃到山外，山裏人沒有野心。只是教孩子們文化罷了。”
山裏的故事原來和城裏的故事不一樣。美國學生們大大咧咧地請何建平一起去吃晚飯。那晚，我們住在麗江。何建平是專門從山裏跑到麗江來接我們的。他來的時候搭的是早班長途汽車，他到的時候是晚上六點。他在離我們賓館不遠的一家小客棧住宿。小客棧不供食水。在餐桌上，何建平小心翼翼地吃了兩塊雞，就放下了。像犯了罪一樣，低著頭，推說牙疼，只吃白飯。
吃完晚飯，我的美國學生拉何建平和他們一起去逛麗江古城。何建平依然以牙疼為藉口，推辭不去。洋學生們在麗江古城玩到半夜。古城裏一間挨一間的青瓦小店鋪，燈火欄珊，非常聰明地把古樸變成了金錢。我和學生們沿著小河邊的青磚路走，擠擠雜雜。像走進了一幅立體的“清明上河圖”。我們在一個酒吧裏喝咖啡，在另一個酒吧裏唱情歌。蓮花燈也點了幾盞，放到細溜溜的古城河裏去了。麗江古城是一粒刻意仿古的活化石，在這種暖風吹得遊人醉的地方，校長何建平就被我們暫時忘了。繁華和某些人似乎是格格不入的，何建平雖穿了西裝，可任我怎麼現象，也想像不出一個位置，可以把他加進麗江這幅“清明上河圖”裏來。
第二天，何建平準時出現在我們住的賓館大廳。來領我們進山去看那個我寫到故事裏去的彝族小學，即，他所轄的“寶山村小”。我們的車從早上一直開到中午。何建平不停地對我說：“能不能先在山腳下的“寶山完小”停十分鐘。讓我們五六年級的大孩子也見見外國人。”我沒立刻答應，何建平就改說：“山裏的’村小’沒有茅房，應該讓你的洋學生先在’完小’上了廁所再上山。”我立刻就答應了。
可惜我的洋學生最終沒有一個上了他的“寶山完小”廁所。那廁所是半截土牆圍著的兩個小方塊。連屋頂都沒有。教室比那廁所好一點，有房頂。每個教室裏還有一個泥拍的方火爐，想是冬天取暖用的。孩子們的宿舍挨著教室，矮小黑暗，十幾張小雙人床沿牆排著，中間是堆得像座小山似的木柴，也是準備冬天用的。這就是校長何建平的“旗艦”？
不過“完小”的孩子們倒是可愛至極。他們正在自己做午飯。看見我們，立刻全跑到院子裏來了。揮著黑呼呼的小手，歡呼雀躍。飯也不管了。我很快發現不少孩子牙也腫著。問他們怎麼回事，孩子們也回答：“鹽吃多了。”我奇怪地問何建平，“怎麼你牙腫也能教給學生？”何建平說：“孩子們的生活費是二十五元人民幣一個月。一個星期買一次菜，菜只夠吃到星期三。星期四到星期六孩子們只能吃白飯就鹹鹽。鹽吃多了牙腫。”我的洋學生聽了這話兒，張著嘴說不出話來。過了半天，一個美國學生說：“我不該每天喝咖啡。我一杯咖啡就是一個孩子一個月的飯錢！”何建平說：“這些孩子的生活已經不錯啦。一天有三頓飯吃。我讀’完小’的時候，一天只有兩頓飯吃。”
生活好壞的標準可以如此因人而異。也許，這就是為什麼那些大城市裏的文化人可以大把大把地將科研經費，教育經費揮霍在餐桌上，而不覺得愧疚。也許，這也是為什麼何建平會把那堵建在’寶山村小’周圍的土牆當做“萬里長城”來向我們炫耀的原因。
我們一到’寶山村小”的山腳下，何建平就興奮地笑著，指著懸崖上的一堵土黃色的牆說：“看，那就是我們的新圍牆！是’完小’的大孩子捐錢給’村小’的弟弟妹妹們造的新圍牆。”
那堵牆有一人高，黃土的顏色很新，還有一些稻草稈子齜在牆上。是一堵樸實的土牆。很憨厚地立在那裏。造這樣一堵圍牆，大概需要五百元人民幣吧。可是對只有二十五元生活費的“完小”的孩子們來說，給弟弟妹妹們造這樣一堵圍牆，大概真和造萬里長城一樣偉大。
這堵牆是為了歡迎我們造的。當我們的洋學生來到這堵牆下的時候，他們看到了比酒吧和咖啡更深沉，更苦澀的東西。有一種像大山一樣深沉，象歷史一樣苦澀的人性，積澱在這文明圈外的山裏。有幾個洋學生哭了。我們的洋學生每個人都給何建平的孩子們捐了錢。
但願，我們生活在文明圈內的中國人也會經常想一想何建平和他的學生們時常腫著的牙。校長何建平的兩個酒渦笑起來應該是一般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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