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都市遷徙人群的眾生相
《黃小艾》第十四章（最後一章）：
結局前的黑暗？
(3-2)
聞人悅閱
我少年時候，生活一直很平順。我自小跟父母走了很多地方，由於父母工作的關係，也出席過一些隆重的場合，遠遠見過一些所謂這個時代的領袖和一些鼎鼎大名的人。當我要念大學的時候，由於一些政治上的原因，我父母開始進入一種退休的狀態。對我來說，則是時機剛好，從某種意義上說，父母開始退出舞台，而我的世界卻變得更寬廣，因為不再有各種與工作或政治有關的顧慮，我得到更多自由。因為有年少時候那些似乎不太尋常的閱歷做後盾──大家似乎都這麼認為──所以覺得腰板特別直，步子也理直氣壯，簡直可以隨心所欲，想要去哪裡都可以，人生似乎會很順利。
結果，我到了紐約，升學念書，然後認識了他，像宿命一樣，從我父母那裡承繼來的人生觀似乎一定要作一些改變，才可以讓生活繼續下去，而我也非常樂於接受這些改變。
他長得很好看，又有才華，年紀只不過比我略大，幾乎一出校門，就已經受到關注，然后就一直處在一種冉冉上升的狀態，《村聲》介紹過他的作品；最初是在東村的畫廊，接著SOHO也開始對他感興趣。大家都覺得他是一顆新星，充滿一切的可能性和魅力。
跟我完全不同，他在紐約出生，直到長大，從沒有離開過，一直都在同一個地方，直到最後……雖然如此，這好像沒有影響到他的創作力。大概紐約的確是個不太一樣的地方，一個人坐在那裡，靜悄悄地看這世界起起伏伏，居然也能形成很像樣的人生觀。
我注意到她在「直到最後」那個詞後面的停頓，心中有疑惑，卻不想打斷她，聽她繼續說下去：
而他如果沒有那層成功的光環，也許這樣的人生觀可以足夠讓他愉快地度過一生，或許真的一帆風順也說不定。
她嘆口氣，說：
我第一次看見他，是在一場叫作The Time Square Show 的展覽上，不錯，就在時代廣場附近，場地是一個大巴士站，很熱鬧，什麼樣的人都有，在當時的藝術圈有劃時代的重要性，有許多新人的作品。我的一個朋友認識他，把他指給我看，他看上去一幅少年得意的樣子。那好像是八○年，就是里根當選總統，列農被刺殺的那一年。真是特殊的一個年份，在很多不同的範疇裡，好像都有一個時代結束，另一個時代開始的意味，也是我的一個轉折點。那段時間，我以為得到了真正的自由。他把我帶進一個不一樣的世界，真的是太多自由，像飛一樣，連靈魂也被震蕩得有點麻痹似的。太多了，到了後來，簡直像禁錮。這樣說，你能明白嗎？就好像太多選擇，反而找不到目標一樣。我竟然不是很適應那樣的隨心所欲。
你跟他是一見鍾情？我忍不住問。
這倒沒有。她說，說起來有點好笑，我跟他真正開始，卻是因為跳舞。好像是在一個叫做Palladium的地方，現在聽說變成了紐約大學的宿舍。那時候，來跳舞的人，一鬧起來就瘋得很，重金屬音樂混合著煙味，像一層霧，男孩子跳熱了，就把上衣脫下來，塞在粗布褲後面的兜裡，渾身是汗，到處都在尖叫……我們偷偷帶了水槍進去，在煙霧裡撩起水戰，水柱很粗，打到人是會痛的，我好像打到他，在橫掃舞場的光柱裡看見彼此的臉，然後，大概就是這樣吧──年輕時候的戀情，就是這樣，混亂而沒有理由──那時，真是年輕。
我聽得微笑起來，問她，那時候，你也把頭髮弄得大大的嗎？
嗯？
八○年代的標誌？不是嗎？
她也笑了，說，有一陣子，果真燙了一頭大大的捲髮呢，戴著墨鏡，穿格子襯衫，粗布褲。然後，似乎不想將話題扯遠一樣，她有點出神的，回到剛才被打斷的地方：
他是個出色的藝術家，有一切藝術家應該具備的天分，也有一切公認的藝術家的毛病，而你可以想像，社會歷來對這些毛病具備超常的寬容標準，所以我也對那些所謂的毛病視而不見。
而他也根本不想做一個正常的人。我們剛認識的時候，他就對我說，他一直在試圖保持一種不平衡的狀態，而這樣的不平衡正是他創作的必須。當時的藝術評論，有一篇曾經說自他的作品裡看見一種從所未有的自由──我後來想起來，自由大概正是他一直試圖要尋找的，所謂的藝術啊，不平衡啊，都是為著這個目標。究竟什麼才是自由，從一個地方，走到另一個地方去大概也是一種自由，不過，所謂心靈的自由大概更加困難吧，而且會使人受傷。
我成為他的女朋友的時候，簡直有點身經百戰的味道。之前的他，你大概可以想像，生活中不乏各種各樣的女孩子，漂亮的，充滿活力和笑容的女孩子們，要完完全全捨棄，簡直相當困難。不過，我們在一起之後，好像各自不知不覺做了一些妥協和犧牲，生活圈子都略有些變化。我搬到東村，有的人大概覺得當時的東村很亂，其實卻是很好玩的，大多數住在那兒的藝術家沒什麼錢，但是卻很有活力。那段時間過得很快樂，我們認識很多住在東村的有趣的人，什麼樣的人都有，做著各種各樣的嘗試，如果願意，就可以冠一個名字，自創一種流派，反正一切都可以歸納到新繪畫主義，后現代主義這些名詞的大範疇下……當然，也有中國人，走了很遠的路，抱著要作出必要犧牲的姿態，打算在這個城市找到自己的出路，有的人也成功了，即便東村的這股熱潮過去了，他們也已經在SOHO，和57街那些商業化的畫廊站穩了腳跟──沒辦法，到了後來，商業化就是一切。他繞了一個大圈子以後，也沒有例外。
楊小姐沉思了一會兒，說，這樣的結果，是不是有點可惜，我也說不上來。
怎麼繞了一個大圈子呢？我追問她剛才說的話。
楊小姐回答，過去太久，真的不太說得清了。
這麼說吧，有一段時間，他的創作遇到了一些問題。其實，那種問題大概誰都會踫到，就是通常說的瓶頸，本來那些像清澈透明的流水一般自大腦涌出來的靈感，好像在什麼地方被阻塞了，用他的話說就是流出來的都是一些泥巴一樣的污水──他是個喜歡打比方的人，對於他說過的一些話，我至今還記得很清楚──剛開始，我們都沒有很在意，覺得那只是時間問題，時間過去，一切問題自然就會解決了。
偏巧那段時間，不順利的事情太多，記得似乎有一個朋友被確診HIV呈陽性反應，在當時對那種病毒還不太了解的狀況下，著實引起了一些恐慌吧。總之，周圍的世界好像在一夜之間變得嘈雜紛亂。
或者是想遠離這種狀態，他突然開始沉迷於旅行。走出紐約，驀然發現世界還有許多不同的樣子，人也有各種不同的活法，對他來講，以前的價值觀和人生觀，總得出一些調整，才能繼續。我以為這個更廣大的世界多少會幫助他恢復一些創作的熱情，但看情形，事與願違，一切好像只讓他變得更加混亂。丟掉的畫筆，在很長的時間裡一直沒有辦法重新撿起來。
我跟他一起旅行過幾次，為此還休學了一段時間，去南美，東南亞，印度，一些生僻，又不那麼昂貴的地方。對我來說，那是相當粗糙的旅行經驗，不單是因為遠離舒適的物質生活，而是在那些旅行中，他完全像變成了另外一個人，情緒很不穩定，常常亢奮而沒有節制。我們在紐約建立的那種和諧關係被打破，似乎彼此不再需要對方。
我碰見過當地的女孩子到我們住的飯店來找他，那些異國的新鮮的像水蜜桃一樣的年輕女孩子，常常紅著臉，說到紐約來的畫家，就露出很景仰的表情。我見過他們坐在一起喝酒說笑，他講一些紐約的事，有時候簡直是瞎說，但是他似乎變得很開心，神采飛揚的。我竟然也不生氣，只是覺得惋惜，覺得怎麼都這樣了，他還不能重新畫畫。
那時候，我真的覺得一切都沒有什麼；或者愛一個人就是這樣，對兩個人的世界有莫名其妙堅強的信心，即使有人插足進來，也可以視而不見，自己再划一個小世界，一廂情願只把兩個人圈在裡面，況且，他的那些神采飛揚的快樂只有我知道不是真的。雖然沒有過去那麼愉快，但是我們還是很真誠地談到婚嫁，甚至選了時間。可是，那些旅途中作的承諾，到了後來沒有一樣變成了現實。
發生了什麼事？我問。
楊小姐抿著嘴，眼睛望著前下方，沒有任何化妝品的睫毛看上去很長。過了一會兒，她像大夢初醒一樣，舉起手掌，按在臉上，從中間抹向兩邊，她說，過去的事，真的說不清楚。他最後一次出去旅行，只留下一張字條，說他想一個人出去走走，讓我等他。
他去了哪裡？
不知道。楊小姐說，一去兩年。有時，大略知道他在哪一個地區，但是也可以說是音訊全無。
什麼？整整兩年？
楊小姐露出一個感覺遙遠的笑容，說，那兩年，在當時，似乎也不覺得那麼長。記得那時候，總是相信自己是愛他的，想像過每一種突然遇見他歸來的可能性，所以每次在桌上擺一瓶花，或者換上一襲漂亮的衣服，都有格外的意義。可是，等到他真的回來了，看見他的一瞬間，我突然知道一切都變了。看到他，竟然一點感覺也沒有了。很糟糕的感覺，好像一幢玻璃房子一下子稀里嘩啦地倒下去，心也變老了。
這不是很可惜？我問，你們是在什麼場合下見面的呢？
楊小姐說：
那有什麼關係？……到現在，怎麼見面的又有什麼重要？……他帶回來一幅畫，給我看，說他又開始畫了。風格與以前大不相同的畫，雖然不錯，但有什麼東西被漏掉了。但是，也無關緊要，反正東村也已經變得不一樣了，一些實驗性的東西不見了，人們也不會覺得可惜，人人都想把手上的東西賣出去，商業化的東西已經很多了，所以也不多他這一件。他跟我說，已經跟幾家畫廊取得了聯係。
我替他高興，僅僅如此而已。記得他回來之後說，畫畫是他的一切，只要能畫，不管畫出來的是什麼，他都不介意了。他已經受夠了不能畫畫的漫漫長日，所以不管用什麼辦法，只要能夠畫下去就可以了。
過了一段時間，他就結婚了，對方經營著一間規模不小的畫廊。
我甚至覺得那樣的安排也不錯，雖然覺得很遺憾。並沒有發生任何驚天動地的大事，我和他之間的一切居然就變得像……人世間的一片微塵，低微而沒有重量了……居然也沒有椎心的疼痛……可是，那之後，我也沒有辦法在東村待下去，沒有辦法接觸一切與畫畫有關的東西。結果，後來在這樣純粹企業化管理的跨國公司做了這些年，真正走上了跟藝術毫不相干的道路，比他的非藝術化更加徹底。漸漸居然發現這樣的生活其實很適合我，雖然很難有像藝術可以給人的那種震撼性感動，但是一切似乎都在控制範圍之內，沒有機會離正常的軌道偏離太遠。
後來，有機會被公司派回台灣工作，就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因為畢竟是故鄉，而我也已經厭倦漫長地旅居生活，厭倦那種漫無止境地要追求某種看不見的東西的狀態。
回去之後，也沒有後悔，所以，就走到了今天。
是這樣啊？我說，沒有再回去紐約？
沒有再回去長住，但是回去過，也見過以前的朋友，在東村的街道上匆匆走過。但一切都不一樣了，東村不再是以前的東村，所謂的東村流派也早已成為往事。紐約的藝術操作，在九○年代起就愈變愈商業化了，壓倒一切的不再是新的概念，新的流派，而是商業價值，一切受企業化操作，遵循某些公認的秩序和規則──從某種意義上講，跟我做的工作一樣──我早就說了，殊途同歸，我們的時代，要走去的方向，大致都是相同的──誰也逃脫不了。
然後，我們沉默著，我試著閉上眼睛，結果很快沉沉入睡。
中間短暫地醒了一次，再醒來時，已經到了紐約，時間竟然過得這樣快。
我與楊小姐在機場分手。她笑著向我擺擺手。下午的陽光正好，在橘黃色燈光下的機艙裡講的故事，像一片飛在天邊的羽毛，漸漸墜落到一個遙遠的地方去了。
坐車從JFK機場回曼哈頓，在高速公路上隔著東河看曼哈頓的高樓，我突然想到歷史這兩個字，我一定是又想到了楊小姐說的那些過去的事。紐約還在這裡，這城市的人卻一直地在來來去去。
但是，我又回來了──不遲不早，剛好在這一天。
那天是本搬家的日子。
他在原來那套房子租約到期前就做出了決定，認為已經到了一個人獨居的年紀，不想再找室友分擔房租了。
我們調侃他，一個人住，不怕寂寞了。
他好像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說法，忘了自己曾經的顧慮，很乾脆俐落地回答，這完全是兩碼事。寂寞與獨居，毫不相干。
新的公寓就在琳達住過的那幢樓裡。琳達走了快一年，本倒一直記得那層樓的好處。
據他說，一室一廳，在三十二層的高樓上，窗口遠遠看得見帝國大廈的尖頂，因此到了晚上，就看得見萬家燈火，很溫暖。他自己覺得相當滿意。
他請了一天假搬家，將所有的東西從舊居搬到新居不過化了大半天時間，然後，他一直埋頭整理雜物，安詳而快樂，把周圍的世界全部忘記了。
世界卻沒有停止運作，也沒有因此繞過任何意外，紐約大停電就是在那天的黃昏開始的。
那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但是沒錯，就是停電──高度發達的人類文明社會最無法容忍的都市事故在一瞬間，像不費吹灰之力地發生了，就像拉滅電燈開關那樣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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