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遭禁的“天下第一淫書”流入日本 命運一波三折
匿名為蘭陵笑笑生所著的《金瓶梅》與明代《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並稱為“四大奇書”之一，卻又頂著“天下第一淫書”的惡名，在明清兩代屢遭查禁。神奇的是，這樣一本帝國統治者眼中的“非法出版物”，最後居然漂洋過海，傳到了東鄰日本……
禁不了的禁書
所謂“禁書”，顧名思義是封建統治者通過行政手段而禁止流通之書，流通涉及閱覽。收藏。刊刻。抄寫等方面。中國的禁書現象可上溯至秦始皇時的“焚書坑儒”，而在清代的“文字獄”時登峰造極。
至於“禁書”的理由，無非兩種。一種是政治上的。譬如明末崇禎十五年（1642年）山東爆發了李青山農民起義，起義軍以梁山為根據地，攻破附近城邑，斷絕漕運，對明朝當局構成極大威脅。起義被平定之後，剛愎自用崇禎帝總結教訓，認為李青山的起義皆是模仿宋江所為，遂遷怒於《水滸傳》“誨盜、貽害人心”，行文各地督撫將坊間或家藏的《水滸傳》版本速行燒毀，不許隱匿。而《大義覺迷錄》的命運可以說是最為典型的出於政治目的，先是被雍正帝下令全國組織學習，乾隆帝上臺發現這本書的內容其實不利滿洲統治者，結果這本“皇考”遺著就立即變成了禁書。
作者身份最高的禁書：雍正帝著《大義覺迷錄》
另一種則是道德上的，所謂“誨淫”是也。在中國，提起“禁書”二字，相信很多人腦海裏首先閃現的書名，會是《金瓶梅》，便是這個緣故。由於這部偉大的現實主義文學巨著對主人公性心理、性行為等淫穢糜爛生活的大膽露骨的描寫，《金瓶梅》在問世之初，就是以禁書的面目出現的。因此，作者真實姓名一直深藏不露，而且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作品僅靠抄本在文人學士的狹小圈子裏流傳，即使是最初的那批讀者，儘管極口讚譽，但大多仍視之為“穢書”，並主張焚毀。蒲松齡就稱《金瓶梅》為“淫史”。而有清一代針對小說的禁令前後有20次之多，其中《金瓶梅》也是屢屢榜上有名。
明清兩代，對於傳播禁書的懲罰應該說是相當嚴厲的。《大明律》就規定，凡是收藏“應禁之書”，“杖一百”。甚至因作奸犯科等原因而被流徙的人，有時也會酌情減輕處罰，但是對因造刻淫詞小說而被流徙的人，則不減刑。這些都充分體現出統治階級對於淫詞小說的深惡痛絕以及禁毀、懲罰的強度。
神奇的是，《金瓶梅》居然在這種形勢下流傳了下來。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封建統治者上行而欲下不效，自然底氣不足。清廷一面禁絕《金瓶梅》，一面將其翻譯成滿文供自己閱讀。據說，現藏于大連圖書館的“本衙藏板翻刻必究”版《金瓶梅》，為皇族世家藏書，卷首還蓋有恭親王藏書章，甚至“宮中所藏的成冊的《金瓶梅畫》，上面俱蓋了乾隆御覽之印”。
《金瓶梅》的讀者之一乾隆皇帝
另一方面，“物以稀為貴”，既然刊刻售賣《金瓶梅》之類的淫詞小說的禁書，能給書商帶來更大的經濟利潤，在這種利益的驅使下，他們往往對嚴厲的禁令熟視無睹，鋌而走險。這些人的一個常用辦法就是為書籍改名，《金瓶梅》在清代就有好幾個馬甲，比如《繡像八才子詞話》、《四大奇書第四種》、《新鐫繪圖第一奇書鍾情傳》、《多妻鑒》、《校正加批多妻鑒全集》等等。
結果，到了道光年間，《金瓶梅》依然堂而皇之在市面上公開出售。封建朝廷的禁毀不僅沒有使《金瓶梅》在社會上銷聲匿跡，反而在某種程度上促進其在社會上的流傳，有的人說《金瓶梅》的名聲是被“禁”出來的，確實有一定的道理。
體面的閱讀理由
而《金瓶梅》開始傳入日本，大約是在江戶時期的元祿、寶永年間（1688-1704年）。據考證，在日本發現的所謂原本，其實不是原本的手抄本或刻印本，只不過是接近《金瓶梅詞話》的版本。而《詞話》是按原本《金瓶梅》改寫的，即是在我國各地擴散的印本，因為真本早已失傳。
1941年，在日本日光市的輪王寺慈眼堂，發現了一部百回《新刻金瓶梅詞話》完本，共十六冊，卷首有欣欣子序和明萬曆丁巳東吳弄珠客序。它與我國在1932年於山西省發現的《新刻金瓶梅詞話》（即原北京圖書館藏，抗日戰爭期間寄存於美國國會圖書館，1975年歸還臺灣）版式相同，可能刊刻時間有先有後，正文旁圈點有異。包括這部《詞話》在內的慈眼堂藏書，均蓋有“天海藏”的書章，天海系江戶前期權勢熏天的一位天臺宗僧侶，大約生於天文五年（1536年），逝於寬永二十年（1643年）。鑒於這批藏書中有一部分是在天海圓寂後收藏的，因而無法考證《詞話》是天海在世時所購，還是他辭世後所藏。若為前者，則可將《新刻金瓶梅詞話》傳入日本的下限時間確定為1643年。
與傳入日本的其他明、清白話小說類似，《金瓶梅》進入日本社會的第一步，是從語言解析、釋疑開始的。最早嘗試譯介《金瓶梅》的譯者是作為著名漢學家的江戶時代儒學者澤田重淵（1701－1782年）。此人精通漢語言文化，對中國白話小說情有獨鐘。他著有《俗語解》（又名《清語釋解》）一書，共5冊。書中輯錄了《金瓶梅》、《水滸傳》、《肉蒲團》等中國古典小說、傳奇、隨筆、雜記、辭書等書目中的俗語，按日文假名字母順序排列並加以解釋。
日本鹿兒島大學附屬圖書館玉裏文庫還藏有一部手抄全本《金瓶梅》（1828-1832年），書內題“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其抄寫底本應為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據抄本內記錄的署名和年代判斷，它可能是按荷塘一圭的訓讀、語釋和講授內容加以抄寫，並用日文字母斷句、注音、注釋而完成的。荷塘一圭，字遠山，名圓佗，號一圭，又稱荷塘道人。他以出家人的身份雲遊四方，與當時在長崎的中國人江藝閣、李少白、朱柳橋等人交往甚密，因此對中國古典文學知識十分熟悉。該手抄本歷時五年方完成，書中注釋舉一反三、旁徵博引，十分有利於讀者對《金瓶梅》文本內容的理解，可惜其流傳的範圍十分有限。
然而，這一時期《金瓶梅》的譯本主要以注釋本、抄寫本、改編本的形式流傳，基本上沒有產生太大的影響，遠遠沒有《水滸傳》、《西遊記》那樣受到日本讀者的歡迎。這其實是件有些奇怪的事情。在江戶時代的日本，情色文化本就已經十分發達，譬如1823 年從荷蘭遠赴日本長崎， 在商館擔任醫師達六年的的西伯特，前往江戶謁見幕府將軍時，在江戶近郊見到全裸嫖客自由進出妓院，不禁啞口無言。他在著書《江戶參府紀行》中指出，在日本妓院如餐館般，同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白天公然進出於妓院和進出於咖啡廳般。就此而論，雖然《金瓶梅》在大陸有“天下第一淫書”的惡名，但在日本社會卻不應該被視為“另類”才是正常的事情。
這恐怕還是與最早接觸到《金瓶梅》的人群都是一些受到孔孟之道影響的“儒學者”有關。在這些人看來，《金瓶梅》仍是一部“淫書”，故而恥於公開談論和閱讀，所謂“《金瓶梅》是淫書中的頂級作品，君子是不肯或不敢去看它、談它”的。整個江戶時代，日本都沒有出現《金瓶梅》的全譯本，可能也是這個原因。當然這不過是道學家們的表面文章（否則早就應該失傳了），當時日本儒學者私下裏秘密閱讀《金瓶梅》的一個體面理由就是——“學唐話（漢語口語）”……
模仿與解禁
比起這些守舊的“假道學”，只關心迎合讀者興趣（因為關係稿費收入）的江戶後期高產作家曲亭馬琴就坦率多了。他花費了十六年光陰，借鑒《金瓶梅》中的主要故事情節，寫出改編版《草雙紙新編金瓶梅》，全10集40冊，由江戶和泉屋市兵衛（甘泉堂）出版社刊於1831年至1847年。他的模仿原則是，將《金瓶梅》書中的主要人物統統換成日本名字，例如西門慶換成西門屋啟十郎，潘金蓮換成阿蓮，武松換成大原武松，武大郎換成大原武大郎等，只保留主要故事情節，並適度刪減原書中的猥褻場景描寫。這部改編譯書耗費了作者十六年的光陰，晚年近乎失明，只能一句句口述，由別人記錄整理。不過這本書的品質比起作者的其他改寫中國白話小說而言似乎遜色不小，日本人對《草雙紙新編金瓶梅》的評價就是，“品質很差的改寫本”。
明治維新之後，雖然逐漸出現了日文翻譯的《金瓶梅》。但這部小說總的來說仍舊不曾翻身。日本大正時期的著名作家芥川龍之介的說法就是一個例子。芥川從七歲開始就學習漢文，到了中學芥川的漢文水準已經達到了很高的程度。在芥川的漢書藏書中，約有一半藏書是志怪傳奇類的文藝類藏書，他也有能力閱讀《金瓶梅》這樣的白話小說，這從他說的“如果用像品蕭，後庭花，倒澆燭這樣的《金瓶梅》《肉蒲團》裏的詞作一篇小說的話，又有幾位檢閱官能看破它的淫穢呢”也能看得出來。1918年11月20日芥川龍之介曾經拜託當時在上海的西村貞吉為自己買“淫書”，他在信裏承認，“以《金瓶梅》為首，從我讀過的《癡婆子傳》《紅杏傳》《牡丹奇緣》《燈心奇僧傳》《歡喜奇觀》等淫穢書籍來看，支那人的開化的野蠻性讓我覺得很有趣。聽說在上海的書店這樣的淫書有很多。如果有我沒有讀過的給我郵來。”
另一位二戰前在北京任職時讀到《金瓶梅》的日本記者村上知行也發現，當時他周圍的“日本留學生幾乎人手一冊”。他印象最深的是一本《金瓶梅詞話》匿名序中的一段話：“讀此書，持側隱之心者是菩薩；持恐懼之心者是君子，感到高興者是小人；模仿者是畜生。”
不過，根據芥川龍之介作品裏的記載，雖然“《金瓶梅》《肉蒲團》就不必說了，我所知道的支那小說中，如果列舉一下淫穢的書籍的話……凡是已經運來的書都已經被翻譯成了日語”，但是《金瓶梅》在日本依然是“禁書”，“如果想讀一下這種豔情和譯本，那就請您去敲被稱為當代照魔鏡的那些檢閱官的門，恭敬的借來看看吧”。至於稍後的昭和時期，在好戰的日本軍國主義者眼裏，就連《紅樓夢》也被歸類於影響士氣的“軟性小說”，《金瓶梅》遭遇禁絕的命運更是不足為奇了。
至於《金瓶梅》在日本真正翻身要到二戰之後，軍國主義的垮臺帶來了文藝創作的空前自由。一時間，文學作品中出現了有關性及官能享受的描寫。田村泰次郎的《肉體之門》開其先河，隨後代表作家有永井荷風、穀崎潤一郎等，以及川端康成的部分作品。總體來說，它是一種追求感官刺激的文學，日本學者丸山真男稱其為“肉體文學”。此類作品的特性很容易使讀者在《金瓶梅》的閱讀體驗中找到共鳴，因此它開始受到歡迎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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