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文存】
有一段時間常聽到年長的人說我們這一代人不好，是 “文革” 中的紅衛兵，品格低劣。考慮到紅衛兵也不是孤兒院裡的孩子，他們都是學校教育出來的，對於這種低劣品行，學校和家庭教育應該負一定的責任。除此之外，對我們的品行，大家也過慮了。這是因為，世界不光有陽的一面，還有陰的一面。後來我們這些人就去插隊。在插隊時，同學們之間表現得相當友愛，最起碼是可圈可點的。
插隊的生活是艱苦的，吃不飽，水土不服，很多人得了病。但最大的痛苦是沒有書看，倘若可看的書很多的話，《變形記》也不會這樣悲慘地消失了。除此之外，還得不到思想的樂趣。
一個人倘若需要從思想中得到快樂，那麼他的第一個欲望就是學習。
這正是因為在那些年代，有人把中國人的思想搞得徹底無味。在我們這個國家裡，祇有很少的人覺得思想會有樂趣，卻有很多的人感受過思想帶來的恐慌，所以現在還有很多人以為，思想的味道就該是這樣的。
假如要我舉出一生最善良的時刻，那我就要舉出剛當知青時，當時我一心想要解放全人類，絲亳也沒有想到自己。
偉大的人物總認為，假設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像他期望的那樣善良—更确切地說，都像他期望的那樣思想， “思無邪” ，或者 “狠鬥私字一閃念” ，世界就可以得救。
…假如這種真理已經被發現，人類所能做的事就祇剩下了依據這種真理來做價值判斷。從漢代以後到近代中國人就是這揦生活的。我對這樣的生活一點都不喜歡。
我認為，在人類的一切智能活動裡，沒有比做價值判斷更簡單的事了。…此種事實說明，一些缺乏其它能力的人，為什麼特別熱愛價值的領域，倘若對自己做價值判斷，還要付出一些代價；對別人做價值判斷，那就太簡單、太舒服了。
我到現在還不确切知道甚麼人算是知識分子，甚麼人不算。插隊的時候，軍代表就說過我是 “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那一年我祇有十七歲，上過六年小學，粗識些文字，所以覺得 “知識分子” 這四個字受之有愧。順便說一句， “小資產” 這三個字也受之有愧，我們家裡吃的是公家飯，連傢俱都是公家的，又沒有在家門口擺攤賣香煙，何來 “小資產” ？
我認為七十年代是我們寶貴的精神財富，這個看法和一些同齡人是一樣的。七十年代的青年和現在的青年很不一樣。更熱情、更單純、更守紀律、對生活的要求更低，而且更加倒霉。成為這些人中的一員，是一種極難得的際遇，這些感受和別人是一樣的。…因為人性不總是那麼脆弱，所以糊塗才難得。經過了七十年代，有些人對人世間的把戲看得更清楚，他就是變得更聰明。
人人理應生來平等，這一點人人都同意，但實際上是不平等的，…最大的不平等是知識的差異——有人聰明有人笨，這就是問題所在。這裡說的知識、聰明是廣義的，不單包括科學知識，還包括文化素質、藝術的品味，等等。…這後一方面的差異我把它稱為幸福能力的差異。有些作品，有些人能欣賞，有些人就看不懂，這就是說，有些人的幸福能力較為優越。
我也是 “老三茝” ，本來該念書的年齡，我卻到雲南挖坑去了。…在上山下鄉運動中，兩千萬知青境遇不同；有人感覺好些，有人感覺壞些。…上山下鄉是件大壞事，對我們全體老三茝來說。它還是一場飛來的橫禍。當然，有個別人可能會從橫禍中得益，舉例來說，這種特殊的經歷可能會有益於寫作，但整個事件的性質筢不可因此混淆。…人生在世，會遇到一些好事，還會遇到一些壞事。好事我承受得起，壞事也承受得住，就這樣坦蕩蕩做個尋常人也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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