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求學
父親陳禮章和母親林若蘭從四十年代初一起在山打根中華中學讀書，太平洋戰爭爆發兩人在丹南共渡過三年零八個月戰亂的日子。戰後一起在丹南、拿篤、鬥湖等地教書。
大平洋戰爭爆發後的第三年——一九四四年。美英聯軍開始反攻。亞庇市民借日軍政府號召生産自救爲藉口，紛紛搬離亞庇市區, 到丹南等偏遠的山區去。後來聯軍飛機開始轟炸，丹南市區像沙巴其他所有大小城市一樣，被炸成一片廢墟。聯軍飛機一進入丹南上空總是沿著鐵路線飛行，有時還會向鐵路兩旁掃射機關炮。地處鐵路旁的榨油廠，當然是危險地帶。
表叔張德忠先生一家於是放棄榨油廠搬進對面港。母親林若蘭幾姐弟也搬到丹南住下。他們不在阜上外祖父林敦民開的雜貨店呆時, 就到郊外種植旱稻。母親和舅舅姐弟幾人每天一早就到工地耕作，這時候住在附近張德忠家的父親陳禮章一定出現在老媽林若蘭的“勞動大軍”中。
老爸來時經常一把小提琴或吉他，工間休息或午休時，大家就一起彈琴唱歌，張德忠也會前來加入他們的“合唱團”。張德忠有一副男中音好歌喉，每次幾重唱的曲子，他總是唱低聲部，高音部就由老爸陳禮章和章嘯宇、及大舅舅林幼民擔任。由於聯軍已經大舉反攻, 離光復的日子越來越近, 興奮的心情與日俱增, 幾個年青人引吭歡唱，完全忘了這是戰亂年代。這也是他們人生旅程中永遠難忘的日子。
在那些振奮人心的日子裏, 還有一些令人難忘的趣事……。聯軍的飛機每天都來轟炸, 日本軍隊早已不在市區駐紮, 而是躲在偏僻的水壩區域。聯軍空襲沒有目標, 總是往市區方向亂投一氣完事。 一天, 聯軍的飛機在他們的“合唱基地”上空盤旋, 飛得很低, 連飛行員的帽子和眼鏡都看得清清楚楚。老爸忽然靈光一現, 趕緊叫夥伴們把身上衣服脫下, 齊齊揮舞衣服在頭頂轉圈表示歡迎, 然後一聲令下, 大家一起將衣服揮向日軍躲藏的方向。反復了幾次, 聯軍飛行員終於明白了年輕人的意思, 擺動機翼表示感謝之後, 機群轉向集中轟炸了日軍躲藏的地帶。 那也是聯軍火力最猛及規模最大的一次空襲。父親多年後還眉飛色舞地說起, 那是他們爲抗日戰事做的一件“小小的好事”。
老爸陳禮章很有音樂天才。由於抗日戰爭的勝利，激發了他的創作激情，戰後最初幾年，他在丹南創作不少歌曲，他的一首“青年進行曲”，激蕩起許多青年的激情，丹南、亞庇、下南南的青年和學生中傳唱覑，戰後亞庇成立的華僑青年會，學友會屬下的合唱隊也演唱了這首歌。據表叔張德忠先生來信中，提到五十年後的今天，沙巴還有人傳唱父親作的歌曲。
日寇投降後，父親陳禮章因跳車，不慎傷了腳。一九四六年七月，他在丹南中華總校兼任音樂教員；同時，組織了丹南華青合唱團。合唱團的團歌由當時的校長楊複初老師作詞，陳禮章作曲。這首三聲部的合唱曲，後來改名爲《青年進行曲》，一九四七年由一位元團員陳永宏帶到亞庇，于中華中學教唱，並風行於西海岸各地。
父親陳禮章爲首組織的丹南華青合唱團，是沙巴西海岸有史以來，第一個由華人青年組成的業餘合唱團；並且是一個能唱多聲部藝術歌曲的合唱團。
據父親老朋友候秉和回憶׃ 天資聰穎的陳禮章，勤奮好學，博聞強記，對音樂尤擅騰埸。樂曲聽過一次，事隔多年以後仍然能背唱出來。在讀小學時就會彈風琴，後自學和聲學，鋼琴、吉他等樂器伴奏，應付裕如。小提琴雖然是“野孤禪”，但也能拉得“還像個樣子”。
由於對音樂獨具天賦，父親陳禮章在丹南中華總校兼任音樂教職，以及于拿篤華僑學校當校長期間，爲少年兒童創作了二三十首歌曲。這些歌曲，有的是他在給學生們上音樂課時，即興創作出來的。陳禮章的兒童歌曲，活潑而富有朝氣，孩子們一學就上口，越唱越起勁。候秉和先生本人以及朱崎峰和張德忠幾位老師，當年都常用陳禮章的兒童歌曲作教材，深受學童的歡迎。
一九五一年九月，丹南華青體育會成立。該會會歌的歌詞由於顯文先生撰寫，曲子是陳禮章譜寫的。此外，華青體育會有一個口琴隊，陳禮章爲這個口琴隊作了一首《巴達河進行曲》。時至今日，可以這樣說，《巴達河進行曲》是爲歌頌沙巴第二大河——巴達河，由華人青年作曲家譜寫的第一首樂曲。
父親陳禮章於一九四七年七月，菭沙巴去了新加坡，他原來打算到那裏升學的，所以，他進了當年的中正中學。那時，原任山打根中華中學校長的羅開明和夫人梁景峰，雙雙在那裏任教。
有關在新加坡沒有進入音樂專門學校學習一事， 據父親陳禮章本人回憶： 一九四七年， 當時他隻身到新加坡求學， 在新加坡劇院看到一位音樂家在教授一個小女孩彈鋼琴。
在側幕後聽到琴聲時， 他以爲是哪位音樂家在練習， 誰知進去一看， 是一位坐琴凳上連雙腳都還未能觸地的小女孩， 他就認准正在教這位小女孩的音樂家是個大師， 馬上前去求大師收他爲徒。
原來那大師就是當代中國音樂教育家，上海國立音樂院創始人黃自的學生李淩。一九四七年初，在中囯共產黨南方局黨委領導下，自滬南下的李淩在香港創辦了“香港中華音樂院”和在新加坡創辦了 “新加坡中華藝專”。（滨閱：李淩〈香港中華音樂院和新加坡中華藝專〉，《樂話》，廣州：花城出版社，1983）當時李淩考他， 先聽他的彈奏， 再和他談音樂……；大師說： 聽他的演奏， 樂感修養特別好， 想必是常聽古典音樂的學生。 陳禮章告訴李淩， 小時候他一哭父親就播放古典音樂的唱片， 這一招是止哭的靈丹妙藥， 屢試不爽……。
大師說現在收生已滿額， 而且學費很高的， 如果家長能答應額外負擔就可破例收他爲徒。他滿心歡喜直奔郵電局發電報求父親“Send Money !!” 祖父陳鏡波回復答應承擔學費讓他深造音樂，並指出電文之誤：“Remit money” ， 不是 “Send money” 。
然而當他正要開始進入“新加坡中華藝專”正規學習時，當時在新加坡的洪榮聰﹙洪流﹚，這位原山打根中華中學的同學，把陳禮章從中正中學拉了出來，介紹他認識了著名的文藝工作者杜邊先生，以及任新加坡平民義校校長的陸在新﹙陸虛﹚先生。
他們邀請他加入救助新加坡貧窮流浪兒童的慈善工作，並由名導演杜邊，這位一九四七年曾在新加坡導演了電影《新加坡之歌》和《度日如年》的藝術家，介紹滨加了左派新加坡銅鑼合唱團任男高音主角。杜邊先生解放後也回國, 在廣州珠江電影製片廠當導演, 我們五十年代隨父親從馬來西亞回國時還在他的華僑新村和平路3號的小洋樓“同居”過，記得樓上住的是著名藝術家陶金和夫人章曼蘋一家。現在和平路那一條路好幾棟小洋樓都變成小酒吧了。
陳禮章由杜邊先生介紹給銅鑼合唱團。在團裏，他曾任獨唱，也曾客串過指揮。當年在舞臺上演唱和指揮所拍的八吋照片，證實了並非虛構。就在那一段時間，中國歌舞劇藝社從泰國演出後到了新加坡。演出根據王洛賓先生的歌曲《達阪城的姑娘》(《馬車夫之戀》)時，陳禮章曾替演出擔任吉他伴奏。又要演出又要教學, 陳禮章的人生道路從此改寫……。
據悉，那是進步組織開辦的平民學校，白天借用邵逸夫先生的新加坡大世界遊樂場劇院給流浪兒童提供免費教育，夜間又借用學校對貧苦大衆進行業餘掃盲教學……，他的錢和時間就花在這種“不務正業”上面。跟隨李淩學音樂反而成了“副業”。這種贈校贈教的慈善事業他在新加坡及馬來西亞曾經做過很多，據他的許多學生如仙本那的顔少華、拿篤的劉運發等等……都不時提起且終生感激，反而從未在他自己口中聽說片字只言……。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憑藉世襲身份申領回英國本土護照, 老爸陳禮章第一次回到闊別四十多年的出生地馬來西亞沙巴洲探望他九十多歲高齡的父親陳鏡波。 我帶他幾乎整個沙巴洲走了一圈, 在仙本那、拿篤、鬥湖、山打根、亞庇、巴吧、丹南、根地咬等城市探親訪友, 所到之地大受當年教過的學生和當年教書辦學的同仁朋友的歡迎, 當年的學生拿篤的劉潤發及亞庇的葉啟陶等還特地齊聚一堂幾十人甚至上百人舉行盛大的歡迎宴會, 大家把當年的陳年舊相片拿出來傳看, 心情激動, 場面非常感人。
在仙本那, 我們在街市遇到一個在剝生鮑魚的華人小夥子, 聊起來, 原來他的幾個姑媽都是老爸的學生, 馬上帶我們去姑媽的汽車零配件店見面。那是應琵、應琶和她們的大姐, 相見時她們都流下了激動的淚水, 回憶起當年戰後她們都失學, 是陳禮章和林若蘭老師到來建立起學校把她們收進來才有書讀。如今她們都成家立業, 並且有了自己的生意。 她們回憶起, 那時候她們甚麽都不會, 林老師不但教會她們文化, 還手把手教會她們求生的本領! 教她們縫紉, 手工做繡花的鞋子, 用衣車縫製窗簾, 用布做小兔子等等玩具……。大姐回憶說, 後來突然間說老師要走了, 要回大陸, 大家都很捨不得, 每天都在想念老師, 姐妹幾個想到哭……。 幾十年後講出來, 往事歷歷在目, 如數家珍, 那麽真切深厚的師生情, 感人至深, 不忍忘懷!
父親陳禮章和母親林若蘭從事教育多年, 桃李滿天下, 播下了音樂與文化的種子, 播下了慈善為懷的愛苗, 早已發芽長葉, 開花結果。 雖然做不成大音樂家, 但在我們人生的道路上, 留下了深深的印記。
（注）：李淩在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學習，跟蕭友梅、黃自等學過作曲，在創作上自然地受到他們的創作風格的深刻影響。所謂「蕭友梅、黃自的音樂風格」，即借禸西方古典樂派和民族樂派的音樂風格。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