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兒開了一家夢想中的咖啡館。她希望這家咖啡館優雅、簡單、充滿濃濃的咖啡香，就像她自己一樣。但是個性大剌剌的妹妹薔兒，卻任性地在咖啡館裡玩起了「以物易物」的遊戲。大量的老舊雜物就這樣堆積在原本應該令人覺得放鬆的小小空間裡，等著被評估、交換。
無法預知終點的交換遊戲，換得到真正想要的東西嗎？換得到朵兒的夢想、薔兒的愛情嗎？換得到引人入勝的回憶故事或是閃閃發光的未來夢想嗎？？
不管你想要什麼，朵兒咖啡館都有，只換不賣。
你......想換什麼呢？
「如果車子被撞，你希望對方賠錢，還是1 車剛採下的潔白海芋？」
資深廣告導演蕭雅全，在電影「第36個故事」玩影像心理測驗，
用電影當「第37個故事」，交換觀眾回應。 在「第36 個故事」中，桂綸鎂飾演的咖啡店女主人「朵兒」，開車時與送花的
發財車司機擦撞，朵兒選擇要司機賠1 車海芋，在朵兒心中，賠錢還不如一卡車鮮花。
不過，同樣的問題反問寫下故事劇本的蕭雅全，他則笑說，「我應該還是會選錢。」
畢竟是假設性問題。 睽違10年，蕭雅全在自編自導的第2個長片作品「第36個故事」，描述開咖啡店的姐妹朵兒和薔兒，
在店裡玩起「以物易物」遊戲，舊物、回憶、故事等虛實物品不拘，每個異想天開的交易背後，其實
是透過「交換」，探索每個人內心潛在價值觀。 除了「撞車要賠海芋還是賠錢」，蕭雅全也拿其他問題如「得到1 筆錢，想要環遊世界還是先讀書」
考驗桂綸鎂和林辰唏飾演的片中姐妹，以及30名事先不知情的老少臨時演員。 問出什麼心得？蕭雅全說，選擇賠花和賠錢的人，比例大概一半一半，賠花的人數意外得多，更妙的是
選擇把錢存起來先讀書的，多半是年輕人。「要是我會選環遊世界！」他笑說。 交換問題其實都沒有標準答案，透露的只是每個人的「心理價值」。蕭雅全說，每個人心裡覺得值得的
事物都不一樣，「人生經驗也會改變每個人的心理曲線」。
拿自己來說，蕭雅全以前也會像片中拿異國香皂和故事來交換的男子一樣，每次出國都會蒐集旅館香皂，
因為香皂上總刻有各個城市名稱地址，但現在已沒有蒐集興趣，蕭雅全說，「現在我連相機都不太帶了！」 拍風格鮮明的第1 部作品「命帶追逐」時的蕭雅全，跟10年後拍「第36個故事」的他，也不一樣。
「上一部作品的時候覺得，我做了我愛做的事，就算片子拍完只是放在家裡，也無所謂。」
蕭雅全說。「以前比較單純，只想自己怎麼想，不太考慮別人。」 「現在會比較想溝通，與人交談，想知道觀眾的反應，這次（第36個故事）是1個起頭。」
「第36個故事」像蕭雅全的「第37個故事」，拿自己的電影作品，跟觀眾換回應，不過，
蕭雅全解釋，回應絕不等於票房，是讓他更清楚，如何調整自己下一步往前走的步伐。 本文摘字中央社記者蔡和穎2010/05/07報導 ******************************************************************************* 夢想的沉重與輕盈 |
《第36個故事》導演蕭雅全專訪 
報導 / 王玉燕
朵兒咖啡館是《第36個故事》的主要場景，土耳其藍的牆面，襯托著具有質感的優雅擺設、親自烘培的咖啡和糕點，儼然是朵兒夢想的兌現。咖啡館開張那天，因著一場「以物易物」的遊戲，咖啡館裡瞬間湧入一批友人，盛情捐贈各種無奇不有的私人雜貨。新生的夢幻咖啡館不得不負載這些老舊雜物，以及藏匿其中的歲月與記憶的重量。朵兒、薔兒這一對漂亮姊妹也由此展開一趟長遠的漂流，在夢想和現實之間……。
《第36個故事》透過第三人稱旁白講述朵兒咖啡館的緣起，說故事一般，輕盈提點一對姊妹歧異的性格，及彼此的寄託與憧憬。片中揉合動畫、街訪紀實，影像風格靈巧。本片由台北市觀光傳播局委製，和《一頁台北》同樣大量捕捉城市亮點。《一頁台北》透過一場荒謬的逃亡串連一路鬧熱景觀，《第36個故事》則是以咖啡館為基地，人潮在此輻輳、遇合，產生了交互影響，因而羅織一張溫潤的人情網絡。
導演蕭雅全畢業於國立藝術學院美術系，1988年開始從事影像創作，以《五個鏡頭》、《關於陽光．關於水──關於腐爛》、《二又六分之一小時》、《摃在那兒》等片多次獲金穗獎肯定，並入圍台北電影節、金馬影展、釜山影展觀摩片。2000年推出首部劇情長片《命帶追逐》，獲2000台北電影節商業推薦評估獎最佳影片、導演新人獎，以及2001第五十四屆法國坎城影展導演雙周單元觀摩。
蕭雅全自承是個矛盾的個體，兼具理性與感性，1994年開始拍廣告，累積作品無數，已是台灣知名廣告導演。廣告本身講求效益，有其嚴苛的算計，蕭雅全則慣以柔順而溫潤的情感去包裝廣告中欲叫眾人注視並渴望的產品，或者傳遞的信念。在《第36個故事》裡頭，也可以看出理想與現實的拉鋸，浪漫與世故之間的協商，就像蕭雅全一直以來追求的平衡法則。
本片故事架構源於蕭雅全對「心理價值」的思考，透過交換，人們開始演練用另一種眼光評價事物的價值。這是一部純真訴說夢想的輕喜劇，也不失為一部甜美的城市電影。如果你覺得動容了，那可能是你同時看見了自己心底的決擇、眼神裡的嚮往。本期【放映頭條】專訪導演蕭雅全，談他個人的影像創作、對於城市的體察和想像，以及意欲傳遞的價值思考。
《第36個故事》是由台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委製的片子，當初參與「台北城市電影影片製作」企劃案徵選時，乃以「多元價值並存的城市」作為主軸概念，請您談談這個概念的發想，以及在這個脈絡下，對於台北可能有的想像。
蕭雅全（以下簡稱蕭）：一開始我們不斷自問自答，試圖釐清「台北是什麼？」，這問題其實很難回答，因為城市太大了，每個人的經驗可能也都不太一樣，城市並非那麼單純和扁平。真的要解釋「台北是什麼」或「城市是什麼」只能盡力而為，我們覺得跟很多城市相較，台北不過是彈丸之地，但裡頭有的東西其實還蠻多的，多到連矛盾或顛倒的事情都可並存。而咖啡館好像就成了一個縮影，形形色色的人來，有不同的背景和故事，但都並存在一個空間裡。後來我們就開始思索「價值」要怎麼呈現，後來我們找到「以物易物」這樣的故事線，以此發展我們想談的價值，比如我這個東西跟你這個東西換，都沒有貼標籤標示價格，要怎麼換呢？可能對你來說這個有意義，對我來說這個有意義，其實就可以成立。
本片由侯孝賢擔任監製，過去您也曾在侯導的影片《海上花》中擔任副導，請您談談和他的合作緣起，以及他在本片製作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蕭：侯導是我非常尊敬的長輩，他是個非常非常特別的人，他給我們的各種叮嚀或影響其實非常平實、生活化，他的態度總是很誠懇而真實。他幫很多年輕人，不只做這部片的監製，也擔任其他片的監製，我覺得他真正的心情就是想幫年輕人。1997年前期我加入《海上花》的工作團隊，當年侯導發了一張個人專輯《太陽》，當起了歌手，我在報上看到侯導說找不到人幫他拍MV，我就在辦公室笑說：「廢話，這誰敢拍？」隔天，侯導親自打電話給我，叫我去幫他拍，我就不敢拒絕。當時他的辦公室跟我常工作的那間公司就在樓上樓下，大家在樓梯間會遇到，但並不算熟。硬著頭皮拍完MV沒幾天，他又打電話給我，叫我去當《海上花》的副導，那時我從來沒有電影經驗，自認沒有能力，但他說：「無所謂！我看過你拍MV，你ok！」我就說讓我考慮一下，考慮了幾天都不敢回電話，隔了一個禮拜左右侯導又打電話來，問我到底考慮得怎麼樣，我哪敢再講什麼，只好硬著頭皮去了。（笑）在《海上花》拍片現場我的確很陌生，雖然之前我也拍過廣告和短片，但沒遇到這麼大的規模，當副導必須掌控很多港星的時間，他們的時間都很難協調、整合，所以這份工作對我來說好累好累，壓力超大。但收穫超多，現在回頭想，非常慶幸當時去了。
您剛提到侯導對您的影響比較是處事態度的部分，而侯導本身的電影風格是比較寫實的，至於您的新作《第36個故事》無論是美術設計或是動畫的使用都營造出一種較為活潑、夢幻、具有想像成分的影像風格，您過去也拍了非常多短片，像是《五個鏡頭》、《二又六分之一小時》、《摃在那兒》等實驗片。您個人怎麼看待這些不同的影像類型與風格表現？ 蕭：侯導的風格相當明確，非常寫實、人文、人本取向，這種片型的作者非常多，但侯導的美學很成熟，所以就格外突出，其藝術性特別高。儘管曾跟他工作，但還是得回到自己是一個創作者的角度，同樣身為創作者，就會害怕風格被影響，也會希望能夠發展出屬於自己的一點特徵。根據侯導的用語，他覺得我是一個「建築師」，或是「概念上的建築師」，包括劇本隱藏的事物以及畫面的構成；建築師不管是控制力學、尺寸、結構、空間感種種，都需要建構和計算，這跟寫實是完全不同的。寫實是盡量讓對象的生命自己發展、自己說話，不要去建築、控制或扭曲他。他一直覺得我像個建築師，不斷蓋、蓋、蓋。
我在構築的時候非常理性！這點我覺得他侯導說得有點傳神，我在建構一件事情時真的是非常理性，理性到有時候會擔心自己作品的感性層面會不會不夠，但骨子裡可能是一個感性的人，可是不想用感性的方法工作。我自己的本性很矛盾，以前讀書時要選科系，我最想讀的是美術系，後來也的確讀了美術系，可是我第二想讀的卻是物理系，可謂南轅北轍。我跟人說話都盡可能保持理性，喜歡將事情的來龍去脈講清楚，可是作品真正想講的事情經常都很感性。跟工作人員工作時我又保持得很理性，把自己想做的事拆解得像是零件。
是不是也聊一聊您過去創作短片和實驗片時的想法？
蕭：我本來學美術，後來我選了「複合媒體」作為主修，以video art（錄影藝術）進行創作，美術系統之下的影像作品多半比較重視辯證，有些是裝置，有些要傳達的非常概念，所以我剛開始接觸影像的時候，我的作品蠻美術系統的，都不是戲劇系統的。那時候自己有了攝影機，我們學校又有戲劇系的學生，加入我喜歡看電影，這些原因加在一起我就開始想或許可以寫劇本、拍短片。這些短片都很詭異，非典型劇情片，因為我們對劇情語言其實很陌生，但也不是典型video art的作品，因有加入某些戲劇元素。作品就是「怪」，後來把作品送去金帶獎、金穗獎、中時晚報電影獎參賽，不知道該投哪一類，所以就報實驗片，後來有些作品比較偏劇情也會投劇情片類。
我記得有一件作品現在想想真乏味！那件作品內容是：一個桌子坐了五個人，五個人你一言我一語在說同一件事情，我把這件事情連續拍了五次，攝影機分別代表不同的人，讓同樣資訊不斷重播。這部就是《五個鏡頭》。當時想要談的就是羅生門，對於影像極熱愛，所以會想追問「影像是什麼？」，在那部片裡會覺得影像是個超級說謊大師，因此想藉由這部片去揭露影像如何隱瞞真相。
 侯導幾部近作也同樣在探索遊走於城市之人的心緒和步調，如《珈琲時光》、《最好的時光》、《紅氣球》等，對於《第36個故事》所型塑的城市意象和人物刻劃，他是否有提出個人看法？ 蕭：侯導覺得這個片子可能觸角可以伸得更廣一點，他覺得還有好多城市的角落或現象可以描述，只限在咖啡館太小了，不夠，如果能夠走出去會更好。拍攝中或後期，侯導都會提到：這個人物回家到底經過哪些路線？這些應該都會影響到她的生活吧，是值得去追溯、去追究的。又或者他們在城市移動的方式是如何？坐公車嗎？若是，就有很多事情可以發生、可以經驗。侯導主要的意見是觸角可以更多元。監製發揮的功用主要就是對話，侯導給了很多提議，比如姊妹之間可以有什麼樣的互動，最緊密的家人之間會有怎樣的衝突，他不會特別舉例要怎麼做，只會去提醒這些點上都是值得特別著墨之處。最重要的是，有一個長輩在，會覺得是穩定軍心吧！ 台北向來是台灣電影中的重要場景，而城市這個場域也經常被視為人物心境的某種隱喻。台灣新電影中的台北似乎多半顯得陰沈、疏離而困頓，您怎麼看待這些電影中再現的城市空間和人際關係？ 蕭：他們這樣拍台北真是帥透了！那些都是有針對性的。某個程度來講，電影謊言實在是太多了，脫離現實到一個程度，多拍極度美好的事物，像瓊瑤電影。在台灣新電影之前，整個文藝圈對於現實的描述其實都有一些政治箝制，盡量要把國家形容得美好，採取健康寫實路線。台灣新電影興起前，鄉土文學論戰堪稱對這種文藝現象的大反撲，鄉土文學主張描寫身邊的事物，有很多失敗的故事，左鄰右舍講的是台語而非國語，這種反彈就把一個空間給要回來了，文藝的描寫可以不用那麼官僚，可以描寫形形色色的角色，有成功有失敗，有光明有黑暗，有失落也有感動。台灣新電影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開始比較真實地描寫身邊的故事。我不覺得台灣新電影或楊德昌、侯孝賢他們的電影描寫的都是陰暗的事物，像楊德昌的處女作——《光陰的故事》第二段〈指望〉，少女小芬（石安妮飾）月事來潮，很動人，那是成長的一種情感。侯導拍《兒子的大玩偶》，儘管哀傷，親情的描繪卻很真實。 楊德昌幾乎可以說是台灣最偉大的一個作家，他是一個比較緊繃的人，對很多事格外敏感，對人際中那種幾乎要擦槍走火的衝突都能感受到，對於人際關係中有哪些微微的衝突、微微的疏離、或是哪些事正要引爆，他可能非常敏感，他創造的人物經常處於這種關係裡頭。《恐怖份子》最明顯，每個人物都在最緊繃最緊繃的邊緣，其人物塑造和採樣充滿了可以看到人性的面向。楊導的片中利用了很多線條，影像語言很精密，抓到了城市最緊繃的氛圍。 侯導拍的城市其實蠻溫暖的，他沒有那麼緊繃，人格上很五湖四海，你是販夫走卒他都能跟你聊，都感興趣，都懂一些。這樣的人、這樣的個性對人物就有很多寬容，會想描述人之常情的事物，可能不會特別強調他最緊繃的瞬間。我覺得侯導對城市只把它視為一個生活舞台，城市跟鄉村沒什麼不同，就是一種生活空間，生活在城市的人有城市的步伐，生活在鄉村的人有鄉村的步伐，但這些人對媽媽、對子女的愛大概沒什麼不同。同樣要講人跟人的情感，差別只在於若是在都市該如何表現，不會特別強調城市帶給人的某種壓力。 相較之下，《第36個故事》裡頭的台北則顯得輕盈、自在且充盈著溫潤的人情。片末有一個鏡頭是利用台北市舉行萬安演習時特別拍攝的，從淡水河的彼岸俯瞰台北城，平日車水馬龍的忠孝大橋竟頓時空無一人，透露出靜謐、開闊或者一點點寂寥的意味，為何有此安排？ 蕭：那個畫面當然有些象徵，但跟那一句話必須放在一起看，我喜歡我自己寫的那段台詞：城市是空的，故事是人寫的。我想談的也是這件事，若是要講台北，最真實的台北也不是這些硬體建築，而是裡頭的人。如果把人全都抽離，就像畫面中那樣，你說這是台北嗎？其實也不對。什麼叫台北？你如果形容給別人聽，一定不會講說台北有五座橋、四個摩天輪，而是會說台北人如何如何，其實都是在形容人。這些人物和城市是相互影響、相互養成的，但如果我們想說故事，故事是在人身上，所以那個空城其實是想談人才是城市的核心。 
《第36個故事》起用了桂綸鎂、林辰唏、張翰三位演員，在片中有著清新亮眼的表現，請您談談選角的過程以及這幾個角色各自表徵的心理價值和追求。 蕭：我一開始就很希望小鎂參與演出，唯一猶豫的是她到底演姐姐還是演妹妹，有一段時間我們公司的牆壁上貼的是一張小鎂的照片，她的左右各有一堆照片，設想如果她演妹妹會有哪幾種可能，演姐姐會有哪幾種可能，以她為核心開始構想。我八年前拍了她的第一支廣告作品，我們的合作只有那一次，但印象超好，不管是工作態度，或是當導演跟她形容某些方向，接著她做出來的反應、調整、變化，我都覺得這個人很棒。後來她自己在戲劇的表現上也愈來愈成熟，所以在寫完劇本後，只能說是一種直覺或導演的好惡，就希望找她合作。她答應演出後，我很開心，她本人也極度關心到底要演姊姊還是妹妹。後來仔仔（林辰唏）出現了，我更早也跟她拍過廣告，這個人物對我來說有很多好的特質，後來我安排小鎂和仔仔彼此碰個面，就覺得兩個人產生的化學作用很棒，兩個人的臉蛋說是姊妹也說得過去，演員就這樣敲定了。 我當時給她們各自的描述是，姊姊代表價格，很社會化，比較世故，有好的社會關係、清楚的頭腦；妹妹代表的價值相對是比較浪漫、糊塗、憑直覺和本能做事，我希望在片尾她們兩人的性格有某種程度的對調，因為其實每個人心裡多少都有這兩個面向，我們好像都是被環境所影響，有時候因環境逼迫就會朝不同方向傾斜。在這部電影中，隨著很多外在人物來刺激她們，自我的水平就發生了一些對調。這些影響她們的人物不只張翰飾演的群青那個角色，其實還有很多不同的人，只是張翰是最主要的代表，代表外來的刺激，要帶進很多外面的訊息。既然這個人要重覆出現，除了影響別人以外，可能也有被影響，群青後來因為跟朵兒的接觸，也做了一點調整，形成了一個新目標。 本片主要場景是由製作團隊一手打造的「朵兒咖啡館」，咖啡館是台北的街頭景致之一，人潮在此聚合復又離散，也可能因而締結下特殊的人際關係網絡。您怎麼看待片中這個重要場所所具備的功能或象徵？ 蕭：片中朵兒咖啡館的人際關係比較緊密一點，不會太疏離，這跟真實台北咖啡館的狀態也許有小小出入，我覺得台北沒有那麼緊密，通常我們不會去和鄰桌的人攀談，多半人不會去跟吧台或櫃臺人員說話。片中咖啡館的狀態比真實的台北稍微熱情一點點，這也可以說是一種期許或期望吧！當初在做景的時候，我就一直想要一個ㄇ字型的吧台，這其實是歡迎客人靠近、彼此對話的設計，這樣的設計也比較少見，通常吧台都是靠一邊，客人在另外一區。好像有一種小小的期許，希望大家彼此的關連不要那麼疏離，可是也不能做得太脫離現實，像張翰飾演的那個角色到店裡說故事，但姊姊朵兒還肯聽，人跟人比較有一種互相信任、溫暖的關係。 
反觀您的首部劇情長片《命帶追逐》，則是以「當鋪」和「捷運站」這兩個相異場域反映出固著／流動的相對狀態。您曾說：「我們這個世代對人際關係的想像，就在當鋪困頓封閉的空間裡玩耍，或在捷運站快速流動延伸的空間裡移動。」能否請您進一步談談您片中的空間設計概念及所欲傳達的人際關係？ 蕭：我們在戲劇中使用空間時，常會考慮「人前人後」，這很容易表達人物角色的個性。很多空間有其先天性格和屬性，客廳就是典型的人前，一般招待客人就是在客廳，如果要講悄悄話，就會拉到廚房或陽台，這樣的空間相對於客廳就變成人後。或者不一定是要跟人講悄悄話，我在客廳是一種表現，跟客人在一塊兒的時候是一種樣子，可是有一幕拍我一個人到陽台抽煙，就會看到這個人在人後的樣子，人物的個性就建構起來了。在戲劇裡頭空間的運用挺有趣的，在電影裡面攝影機可以無所不在，就有機會看到人前人後如何表現。
當我們在想像這個場景的時候，我會覺得有一個ㄇ字型的吧台很重要，用意是想讓觀眾感覺到主人翁喜歡跟人交往，喜歡跟人相處。換個角度來看，如果咖啡店主人是一個非常害臊靦腆的人，吧台的設計大概就會窩在一個小角落，他把咖啡遞給客人的時候可能也就躲在吧台後面。我希望主人翁是大方熱情，喜歡跟人交往，《命帶追逐》中的當鋪顯然就不是這個氣氛，男主角東清永遠在鐵窗後面，防止搶劫，視覺上就覺得他的狀態是被綑綁住的，當時確實是想藉此講一個人的心很想飛，卻被綑綁住了。《第36個故事》在空間的設計上，則希望傳達出角色樂於與人交往、接觸的感受，片中，朵兒在第一分鐘就完成夢想了，她成功開了咖啡館，但最後一分鐘她改變了，她要去實踐第二個夢想，這個變化的過程並非她個人的自覺，而是被人影響的，好多人來，聽了好多故事，於是她改變了。這些影響或改變是別人給她的，別人帶來的，她是受惠的。這是人與人互相帶來的正面影響，就應該營造出一個適合人交流的空間，這部影片的觀點是在讚美人跟人的交往。 
您是一位相當出色的廣告導演，相對於廣告訴求於明確的物質標的，《第36個故事》強調的則是「心理價值」，這個價值的凸顯跟您長期從事廣告工作得到的啟示有關嗎？ 蕭：有可能，也不全然。這種話題其實在心裡很久了，我覺得每個人心裡真的就是有一個翹翹板，有一部分很感性、不現實、不價值取向；一部分很理性、很物質取向，人都如此。因為進了職場，接觸某些人或種種緣由，我們常常就發生了傾斜，可能愈變愈浪漫或愈變愈現實，可是對我來說並沒有好壞，而是不要傾斜最好，這樣會使得人比較有人性一點。我自己會自我檢查，一旦發現發生了傾斜，就會想辦法壓回來，比如廣告的確很現實、很殘忍的生態，持續這樣下去，有個聲音就會喚醒你，說這樣不好，該做些調整。相對的，常常在談電影計畫的時候就會太浪漫，浪漫到失去真實，就會設法把現實叫回來一些。 片中插入數段街頭訪談，讓民眾直視鏡頭，談他們心中認為最具價值之事、追求的夢想等等。混融了這些素人訪問於片中的用意為何？您一系列廣告作品如「台灣肖像系列」也採用同樣的拍攝手法，預期這樣的影像語言具有什麼召喚功能？如何推動原初的訴求？ 蕭：街訪我在廣告裡面做過很多次，每次做街訪我都是真的去、真的問、真的不給題目，並採取開放式的做法，不去限制對方的答案。起頭也是出於直覺，想把一些話題開放給一般觀眾，讓他們參與或回答，就想到街訪這種形式，便到街上問人。但也不是隨機在路上抓人，而是先透過朋友約訪，只是他們也不知道會問什麼，答案也完全沒有規範，希望他們憑直覺說。
放入街訪的效果我想聽聽觀眾的反應，因為有不同意見，光我們工作人員當中就有些人很支持，有些人很反對，支持的一方覺得很有趣，很有另外一種空間感；反對的人則是認為會破壞故事線，故事會被打斷，或是認為把一個抽象的事情講得太具體了、太露骨了。我們猶豫了非常非常久，在最後版本敲定前一直卡在這裡，到底要不要放街訪，我們做了兩個版本相互比較，最後當然是由我決定，就決定要街訪。我決定的理由就是因為覺得有趣。我很好奇觀眾多半會怎麼看，會覺得是打斷或讓影片變得更豐富。 
這次邀請雷光夏和侯志堅擔任電影配樂，他們的音樂風格吸引您的地方是什麼？如何調配音樂和影像的互動、對話？ 蕭：光夏和侯志堅是我兩個很長期合作的音樂夥伴，光夏的音樂有一種很難言語的美感，非常優雅。侯志堅的音樂一直都很靈活，可以呈現非常多種不同的情緒跟情感。從好多年前我就很希望他們兩個可以一起合作，有一種音樂上的撞擊，幾年前我們有一起做過一支短片《地圖》，覺得很好玩，一直希望再合作。這次他們合作的方法是，這個人丟了一段旋律，下個人就接棒，再丟回來、再丟回去，兩個人的互動我覺得很有趣。我們開拍前和拍攝期他們就一直來朵耳咖啡館做音樂，收一些聲音，包括我們跟演員見面、談劇本，他們也加入，去想像角色種種，然後開始做音樂了。我在拍攝時已經在聽很多他們初步做出來的旋律，這些音樂其實也會影響我的執行，攝影師和演員也會覺得被音樂感染。 《第36個故事》部落格上有一系列關於台北聯想的提問，也想問問導演您個人的看法。如果要用一首歌曲來襯托台北，您心裡會響起哪段旋律？如果要用一張照片來呈現台北，您腦海浮現哪個畫面？如果是一種顏色？甚至是一部電影呢？ 蕭：我現在完全被洗腦了，如果現在提到台北會想到真的就是〈第36個故事〉這首歌，不是故意要推銷，而是整天都在聽這首歌，然後所有的畫面就會出現，包括對著忠孝橋的畫面，完全被雷光夏洗腦了。可能沒辦法用照片來形容，可是夜市對我來說是非常台北的，如果我現在被委託只能拍一張照片代表台北，我可能會拍夜市，整體氛圍是很生猛的。如果是一種顏色的話，則是黑色。如果是一部關於台北的電影，《一一》是真的蠻經典的。 最後，請推薦《放映週報》的讀者一個非看本片不可的理由。 蕭：如果你的夢想已經比較遠離了，或是你已經忘記什麼是夢想了，我覺得來看《第36個故事》可能可以刺激你，讓那個事情又活起來。 夢想篇 愛情篇 幕後花絮-朵兒篇 幕後花絮-薔兒篇 其他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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