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頓專欄】台灣人的意志力量在哪裡？
台灣日報 2003.06.12-13
最近我在英國休假時，無意中發現美國教授昆西‧萊特（QuincyWright）一篇有趣的分析。他注意到1480到1940年之間歐洲國家共打了278場仗，其中英國佔28％，在歐洲國家裡高居第一位，其次是法國佔26％，再來是西班牙佔23％。德國人呢？我年邁的父母仍視為最邪惡的戰爭販子，竟只佔了區區8％。所以，根據萊特教授，我的國人可自封為西方世界最好戰的國家，這樣一個可疑的頭銜。
英國暴力傾向係自衛？
「我們？」我思忖，「不可能。」話說從頭，做為一個民族，我們太懶了，喝茶與抱怨之習根深柢固，這些是英國人偉大的全民休閒運動。可是我們又太實際了：畢竟，打仗會死人，為什麼冒那個險？拿破崙輕蔑地說，「英國人是一個店小二民族」，不是冒險者民族。對英國人來講，如果可以好好談卻不談，卻一定要大動干戈，是莫大罪孽之事。南歐宿仇付出巨大的社會代價，絕非我們英國人的風格。英國甚至不喜歡決鬥，也比其他歐洲國家更早禁止決鬥。
可是有一時刻－－任何英國人都知道那一刻在哪裡，當交談碰到冰山、眼光堅硬無情時，然後儼然抽劍的霍霍聲清晰可聞。事實上可能英國人彬彬有禮之名－－英國人對英國人有禮，對外國人可不見得，這點或值得玩味，來自一個惡名昭彰易怒的民族能技巧睿智地壓抑其強烈的暴力傾向，也許是出於自衛之故（這和日本人禮數多的一面很像）。
英人酷愛打鬥成為話題
儘管如此，歐洲到訪英國的訪客好幾世紀來，也許自1480年以來，都談論某種等級的英國人酷愛打鬥。150個英國足球迷可把歐洲大城市屈服於其淫威之下，說來令人尷尬。
但講這些到底與台灣何干？
從另一個非正統的角度來切入我的主題：我愛搜集茶壺，是英國茶壺，不是中式的。事實上我愛搜集一種英國茶壺，大的陶器非磁器，做成日常家居形式－－書桌、洗衣機、早餐桌、市場魚攤等等。或許看來古怪但我發現這些東西非常可愛，反正我們英國人也以古怪著名。在台灣搜集這類茶壺不易－－需從英國進口。當然在英國買甚為方便，但我沒住那裡，也不會因為人在海外而必須停止這種嗜好。我也不會等到回去英國再搜集，因為到那時可能停產了。
就在最近我考慮買一些茶壺－－我瀏覽網路，看上幾樣。然而，我的太太問我這樣買是否值得。畢竟，她說，明年總統大選泛藍陣營可能贏，我是不是會很快打包回英國？如此我們幹嘛把易碎品托運到台灣，到那時又要煩惱把它們運回去？
拒當中國人擬自我流放
對我太太而言，這僅是實際考量。但於我，則是對台灣現況講出可怕的評語。有些讀者會想到卡繆的「瘟疫」(ThePlague)－－在SARS疫情緊張時，重讀心得頗多－－在阿爾及利亞的俄蘭城第一隻街上死鼠預警著災難來臨。這番話，也許就是我的「死鼠時刻」。各位應該要知道，我的太太對台灣獨立非常死忠。她厭惡中國與中國人，認為台灣所有的大陸人都必須宣誓效忠台灣否則遣返回中國。在某種程度上，她可謂是個極端主義者。但只到某個程度，而這帶到我的主題。
她懷疑下次總統大選不會贏。如果強要她講的話，她會說，執政黨做得不出色，不會贏得太多游離票。因此儘管她被泛藍陣營媒體充塞的勝利士氣所激怒－－人們會被誤導選舉只是形式，內閣人選早已經在討論，她也幾乎對這種可能的結果認命。因為她確定泛藍目標是勝選後儘快與中國統一，以香港模式解除台灣民主制度及侵蝕自由，她拒絕活在中國的一省裡，故在心理上與實際上都在準備自我流放，而這樣的考量也表現在是否要再購買茶壺的問題。
並非我太太非常特別，讓我如此大談特談，而是就我所到處所遇到一般人的態度，她是我最熟悉的範例：一種對台灣獨立未來使不上力與缺乏信心。我知道很多台獨熱衷人士，像她一樣，正在思考藍營勝後的選擇。可以考慮離開，也就是說，有能力離開的人，正在思量有這樣的必要性嗎？如果須要，到哪裡去？無法離開的人，似乎逆來順受。我所看不到的是生氣，那種若同樣的事發生在我國家會變成暴力的生氣。
宋要讓台灣成行政特區
讓我直截了當說吧：我同意這悲觀的分析。我一向相信泛藍陣營，尤其是與北京秘密會談的國民黨，其目標一直是要儘快以一國兩制模式實行統一。當宋楚瑜說選勝後兩年內要讓台灣進入WHO，很容易探看出他要讓台灣成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我們也可以非常確定不管怎麼決定，不會訴諸公投。國民黨反對就這個議題公投，因為必然會輸。公投為憲法所賦予權利，泛藍陣營卻矻矻反對一個可落實公投的組織法，上禮拜並在立法院再度主張這樣的反對立場。
我之前寫過認清台灣民主敵人的真面目。他們使用民主制度的機制並不等於他們承諾維續之。在德國希特勒以民主方式掌權－－而我們都知道他對民主制度的態度。一旦成為德國領導人，他對他的走狗說：「我離開這個職位的惟一方式是躺在棺材裡。」我懷疑這同樣可以形容宋楚瑜。以民主方式掌權主張統一的同路人，也會以權力摧毀台灣的民主自由，這種威脅日益明顯。難道真的有人相信主張台灣獨立的政黨會見容於北京所認可的新政權？難道有人相信類似台灣日報社論同情獨立的報紙可以出版？記住：這些台灣人都不會被徵詢。永遠沒有公投，這已經說得非常清楚了。
要如何阻止國家被出賣
如此該有怎樣作為？台灣人在做什麼？我仍看不出來。我太太聳聳肩說：「我們台灣人沒有希望。」至今仍未有人討論怎麼做以阻止國家被出賣。這是一個怪異的消沈詛咒。對了，在卡繆的「瘟疫」那本書裡，鼠疫是法西斯主義的隱喻。SARS瘟疫可以寫成優秀小說，來自中國致命的疾病—至少暫時是—戕害我們的健康與公民自由。
我的國家若面對類似獨立主權要被消滅的事，會召開群眾大會然後大遊行示威，如果政府不聽，暴動，最後—如果議題攸關生死—演成內戰。當然在劍拔弩張之前會有公投。老天！1990年英國人為地方政府繳稅問題暴動，2001年為油價暴動。如果有人要把他們的國家送給敵人，天知道他們會怎麼搞。
人民意志才能保障自由
在台灣我看不到這種義憤填膺。在我旅居台灣的17年，我一向不贊同以文化差異來解釋行為，世人大抵理同情同，文化差異僅為合理化自私自利的藉口（「我做不到，我們文化裡沒有」常常等於「我不在乎你要什麼，我只要做我想要的。」）也許我實際上已發現這樣一個文化差異。我不能想像台灣已經遭遇這麼重大威脅了，還不挺身而戰。但我也不認識願意挺身一戰阻止此事發生的台灣人。我所謂戰鬥，並不是說遊行抗議而已，雖然那是個開始；我意思是說盡一切努力，不管怎麼絕望怎麼極端，去制止那將來的可能結果。這並不是說這樣的台灣人並不存在，但他們在哪裡，他們打算要做什麼。台灣人長久以來被引導成相信，民主制度可以解決任何對自由之威脅。歷史告訴我們不然。要保障自由免受侵蝕唯一的方法是人民的意志。
台灣人的意志力量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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