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心國際時事的人大概都還記得十幾年前的「拉什迪事件」。那是在1988年底，英國印裔小說家拉什迪（Salman Rushdie）的《魔鬼詩篇》（The Satanic Verses）被指褻瀆回教及醜化先知穆罕默德，在回教世界引發了燎原的怒火。該小說不僅被憤怒的穆斯林群眾當街焚燒，也很快的被所有回教國家和許多非回教國家列為禁書。更戲劇性的是，次年2月14日，伊朗宗教領袖科梅尼發出一道教令（fatwa）宣判拉什迪死刑，同時呼籲全球穆斯林執行此追殺令。從此風暴席捲全球，連馬來西亞的瓜拉丁加奴也燃起了焚書之火。雖然科梅尼不久便辭世，但穆斯林的怒火不僅未滅，還變成了刀槍，導致挪威的出版者被槍傷，日文譯者被刺死，在比利時既指責拉什迪也批評科梅尼的沙特阿拉伯宗教司也遭暗殺。這場前所未有的風暴對國際外交、貿易、政治、宗教、文化、族群關係影響深遠，也激起文學和文化界對創作與出版自由的爭論，而且其餘緒蕩漾十年，直到1998年伊朗外交部長表示其政府與科梅尼的追殺令無關，才算落幕。
處於暴風眼的拉什迪，如同去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奈波爾（V. S. Naipaul），是大英帝國的遺腹子。跟大部分離散的印裔人士一樣，他後來雖入了英國國籍，最念茲在茲的仍歸是印度的歷史、政治、社會、宗教等課題。身在倫敦而無法割捨跟印度原鄉的關係，同時面對後帝國大都會露肉更露骨的種族歧視，他注定要遭遇身份認同的問題。《魔鬼詩篇》便是他對既英又印、倫敦孟買之間的身份認同困境的探討。只是他以天馬行空的想像力把回教歷史和《可蘭經》裡的一些典故加以改頭換面並出之以放肆恣縱的魔幻文筆，有意無意地挑戰某些僵固的回教教條和質疑某些原教旨主義者對「純粹性」的追求，結果引來了殺身之禍。
拉什迪出身孟買回教家庭但安於世俗主義，在倫敦唸大學時曾研讀回教史，其小說作品向來充滿懷疑與批判的精神。他對回教的質疑，有他一貫的社會關懷為背景，也是他對回教復興運動自一九七九年伊朗的伊斯蘭革命之後在八零年代末再度高潮的間接回應。他尤其無法苟同的，是原教旨主義者企圖回歸穆罕默德政教合一時期的所謂真正的、純潔的、未經污染和摻雜的回教的追求，因為對他而言，經過大規模的移民、漫長的殖民統治所帶來的東西文化碰撞與質變之後，回歸始源只能是進步到中世紀。
但拉什迪也並非一味批評回教的復古派。小說集中火力抨擊的另一個對象，是英國社會裡陰魂不散的帝國主義，尤其是那擅於將有色人種「妖魔化」、將穆斯林「恐怖主義化」的種族主義。
這樣的雙面刃立場，在受過西方高等教育的前殖民地知識份子群當中並不少見。這是歷史的產物。在文化定位上，他們東一點西一點，積極而言是既東又西，跨越兩種文化且能夠自由進出，消極而言則不東不西，一不小心就會跌落兩者之間的鴻溝裡。有人無所適從於這樣的曖昧身份，覺得裡外不是人；但對拉什迪而言，東西文化在歷史的河床上交媾而孕育出來的曖昧身份，正是他身為一個作家的優勢之所在，因為他可以在兩種文化的矛盾和糾纏中獲得啟發，從而得以從第三視角來對現實作出新的闡釋。
我會談起這陳年舊事，多少是因為拉什迪事件跟最近政壇的當紅炸子雞丁加奴有一點點的關係。不過談到曖昧的文化身份，我想起的倒是去年底李歐梵來馬時所提的幾個詞。他提及中文書寫的「雜種化」（hybridization），並推崇「雜種性」（hybridity）為顛覆語言霸權的利器。這些都已是後殖民論述裡耳熟能詳的概念，不過還是有人聽了覺得刺耳，建議把「雜種」改譯成「混雜」或其他更文雅的詞語。
其實「雜種」也好「混雜」也罷，都不是關鍵問題，因為語言和文化的混雜已是既成的事實了。拉什迪在事件發生一年後為文自辯時宣稱自己是「歷史的雜種兒」，是英國文化和印度文化的產物，而《魔鬼詩篇》再現了對「雜種」的欣然接受和對絕對主義式的純潔的恐懼，是「唱給雜種自我的情歌」。歷史的雜種兒，是的，我們都是。我們需要的，是類似拉什迪的自信，以及在承認自己的雜種性的同時，思考如何使自己變成一個優秀的文化雜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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