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與精神醫學有何關係？
第一，就會談技巧而言，有助於「同理心」的養成。「詩經」裡提到：「他人有心，余忖度之。」這是「同理心」最素樸的概念。後來五代的「花間集」裡面收錄了一首顧敻的「訴衷情」：「換我心，為你心，始知相憶深。」北宋詞人李之儀也寫了首「卜算子」：「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此水幾時休？此恨何時已？只願君心似我心，定不負相思意。」前半闋詞說明了人類身心與命運的共同性，會談者雖未經歷病者生活，然而個人情感（孤獨、失落），社會關係（與家人、朋友、配偶），經濟問題（失業、財務），病痛死亡等感受卻是共有的。曾經遇過一位抱怨與醫學系男友分隔兩地、常受到冷落而吞藥自殺的一位大學女生，當同樣也與醫生男友無法常見面的學姐詢問其交往近況時，就彷彿是質問著自己難以彌補的缺憾，而身為醫學生的自己，似乎也與自己的女友當面對質般地，在情緒上支持她，也是承認自己的失職；心裡批判著那位不在場的學弟時，同時也是責備自己。我認為，這絕不只是治療者將情感投射到病者身上的「反轉移」關係而已。後半闋則點出同理的實踐，「君心似我心」，乃至於「我心似君心」的結果，使雙方拋開表面偽裝以及心理防衛，直接做心靈的溝通。在治療一位二十歲躁鬱症少女的過程中，我做了適度的自我揭露(self disclosure)，表明自己國中階段也常被老師評為「資質平庸」的經驗，奇蹟似地使她擺脫了長期以來受到鄙視的自卑感。偉大的醫學家William Osler這麼說：
The good physician treats the disease; the great physician treats the patient who has the disease.
同理心必須在對方作為完整的「人」，而非支解之「物」的體認上，也就是Osler的「全人」觀點下，才有其可能。曾經有兩個禮拜在新光醫院的婦產科實習，有個做完卵巢癌手術的病患，她的傷口常常滲濕，因此，作為實習生必須反覆許多次換藥，這一向是個煩人的工作，但或許是因為該病房陽光充足、空間寬敞，我突然有了念頭，若不是想著要「我又要去換藥了」，而是想著：「他/她需要我幫忙」，那工作的感覺會有怎樣的改觀哪！那幾天，甚至是夜半睡夢頻頻被打擾，我仍充滿歡喜的心情。文學以「全人」為基本教義，其儀式為高度的「神入」、其祭品為「情感」，最有助於「同理心」的養成。也難怪捷克小說家Milan Kundera要說：
哲學和科學都忘記了人，只有文學還勉強記得人。因為哲學，科學把人看做普遍的對象，只有文學才致力於捕捉每一個個人獨特的個性，及與他人不同而帶來的尊嚴。
第二，就疾病診斷方面，可作為參考史料。一方面，它生動有趣，另一方面，它透過高度的自省而達到詳盡。遭受事業打擊的屈原，「游於江潭，行吟澤畔」，在外觀上「顏色憔悴，形容枯槁」，在內心裡，則是屢屢出現憂鬱心情、自殺意念、失眠厭食等症狀，如「離騷」與「懷沙」等篇所示，在作為「忠君」的文化符碼之外，可能有著罹患憂鬱症的真相。出自「戰國策」的「驚弓之鳥」典故，敘述了神射手更贏應用了「創傷後壓力疾患」者，「過度警覺」(hypervigilence)、「回到過去」(flashback)、「創傷提示」(stress reminder)等心理現象，虛發一弓便射下一鳥的傳奇故事。「列子」描述了「解離性失憶症」的案例，有個男人到了中年突然得了健忘症，「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途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於是家人為他展開典型華人的求醫行為：「謁史而卜之」、「謁巫而禱之」、「謁醫而攻之」。「唐詩三百首」中，李端的五言絕句「聽箏」 ：「鳴箏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顧，時時誤拂絃。」歌女為了博取文士的注意，出於意識或潛意識地彈錯音，恐怕就是Freud所描述的「誤引行為」。杜甫名句「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原是傳達戰火中的思鄉之情；但在這承平而拜金的時代，我竟然從朋友的口中聽見「烽火連三月，家金抵萬書」，他對此口誤渾然不覺，令人啼笑皆非。
明太祖朱元璋大興文字獄，則頗有「關係妄想」的嫌疑。其中較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杭州教授徐一夔的賀表：「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分別被他解讀成禿頭（光）、和尚（僧）、作賊（則）的影射，無辜的官員遂得到悽慘的下場。關於明代詩人畫家徐渭，有學者也指出，根據詩文書信，他可能有焦慮症、躁鬱症、甚至精神病狀態(psychosis)（聽覺與身體幻想），可徵文獻包括「渭犬馬賤生，夙有心疾」、「緣渭前疾稍增，夜中驚悸自語，心系隱痛之外，加以四肢掌熱，氣常太息。每因解悶，少少飲酒，即口吻發渴，一飲湯水，輒五六碗，吐痰，頭作痛，盡一兩日乃已。志慮荒塞，兼以健忘，至於髮毛日益凋瘁。形殼如故，精神日離」、「時我病始作，狂走無時休」、「病易（變動的意思），丁（釘？）剚其耳.....諸祟（幻覺？）兆復紛，復病易，不穀食」、「及宗憲被逮，渭慮禍及，遂發狂。引巨錐剚耳，刺深數寸，流血幾殆。又以椎擊腎囊，碎之不死」。魯迅的「狂人日記」表面上寫主角的「被迫害妄想」(delusion of persecution)，認為周遭的人都在設計要吃他，實際上藉著「瘋言瘋語」表達再清醒不過的真理：「禮教吃人」；「白光」則描述了一位連續十六年落地的老秀才，瘋狂地隨月光以及幻聽去挖黃金，其實挖到的是死人骨頭，最後跌死江中。
在酒癮的領域裡，李白的「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銷愁愁更愁」，道出戒癮的實際困難。辛棄疾沈重地下了戒酒的決心，〈沁園春〉一詞採用與擬人化的酒杯對話的方式展開，既遺憾於酒精對身體的戕害：「嘆汝於知己，真少恩哉！」又相當懷疑自我決心的堅持，以致於被驅逐的酒杯竟然厚顏無恥地表示，仍願意隨時受主人召喚：「麾之即去，招亦須來。」
第三，就疾病治療方面，文學作為治療方法的理論基礎有：1.語言遊戲說(Wittgenstein) 2.幻想補償說(Freud) 3.滌盪淨化說(Aristotle) 4.自我確證說(Lacan) 5.自我陶醉說(Plato)。六朝文論大師鍾嶸，在他的「詩品」裡說：「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在轉化個人情緒為文字的過程中，雜亂的感受被具體化、外在化了，於是個人從「壓力」(stress)的重負下解脫出來，這應該就是Aristotle的「淨化」 (Catharsis)能夠奏效的原因吧！西漢枚乘的賦《七發》中，設定了一位幽居宮中、抑鬱不振的楚國王子，一位來自吳國的客人滔滔不絕、極盡繁縟地為他描述有關音樂、飲食、車馬、旅游觀光、田野狩獵、海濱觀濤、修養論道等想像，結果王子不藥而癒，他所藉助的，便是幻想與補償(compensation)的心理機轉。晚名小品，劉士龍的「烏有園記」描繪了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庭園，他以此為滿足，因為，「實創則張設有限，虛構則結構無窮，此吾園之所以勝也」，這種「昇華」(sublimation) 的成熟防衛，使人從無窮慾望與有限現實間的巨大摩擦中解脫出來，也引進了痊癒的曙光。
第四，就健康促進方面，文學作為一種「美」，與「愛」、「神」等終極價值，同為「靈性」(spiritual)之追求，它超越塵世裡如名利等追求，是自足而絕對的，不因無常而損失。中國文學又以其「無我」的獨特性，為精神健康促進的巨大寶藏。王國維在《人間詞話》裡，斷定歐陽修的傷春之詞「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為「有我之境」，只有少數「豪傑之士」才能寫出像陶淵明「采菊東篱下，悠然見南山」的「無我之境」，便為此「無我」傳統的典型。「無我」的精神在於捨棄主觀過多的強制，而使它成為鏡子，如實反映世界，因而能夠化解心/物間的巨大緊張。「無我」並非佛家僧侶般的寂靜修為，它可以是基於反省之上的奮發，如陶淵明詩句：「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而蘇軾則在乘船夜遊的過程中，體悟到這種精神：「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
在台灣文學的領域，呂赫若的「闔家平安」描述了耽溺鴉片的敗家子，雖曾經戒癮發憤，不久卻又故態復萌，甚至轉向養子討錢，當養子沒錢時，還大罵他不孝，十分地諷刺。他的妻子感慨：「自己的娘家是農家，沒有抽鴉片的能力，但富有的人太閒，只好抽鴉片打發時間。」點出鴉片成癮外的社會、經濟、階級問題。李昂的「殺夫」以及白先勇的「蝶戀花」，則描述了經濟弱勢的女性，因為無法承受家庭暴力、毒癮的控制以及老鴇的剝削，終而走向瘋狂殺人的悲劇歷程——「娟娟的案子沒有開庭，因為她完全瘋掉了。他們把她押到新竹海邊一個瘋人院去。」——瘋狂，使道德責任再度落在女性身上；因瘋狂而免於刑責，恐怕才是社會對她們唯一的寬恕。
2004.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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