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鐵志 中國時報2009.06.04摘要】六月三日那天，蔣捷連剛在前一天過他的十七歲生日。四月，胡耀邦逝世引起北京學運，蔣捷連也沸騰起滿腔熱血，常跑到北大、人大看大學生貼出的民主大字報。五月十七日，天安門廣場大學生的絕食活動進入高潮，蔣捷連參加了北京百萬人聲援絕食大學生的大遊行，這是中學生第一次集體走上街頭。五月十九日李鵬發布戒嚴令，京城一片肅煞，但人民意志依然高亢。
六月三日十一點十分左右，他在北京木樨地遭遇戒嚴部隊，冰冷的子彈貫穿了他的年輕身軀。他的媽媽再也見不到他。像蔣捷連這樣的哀傷悲劇還有幾千個。那一晚，他們理想主義的熱血變成地上盛開的鮮血。
八○年代的中國是中國的理想主義年代。改革開放伴隨的是思想解放：陳凱歌拍下了《黃土地》，崔健在眼前蒙起一塊紅布唱起〈一無所有〉，知識界開始激烈辯論政治經濟改革的方向。更多市民開始抱怨政府腐敗，批評既得利益，且他們開始相信人民的力量，或許可以一點一點改變中國。
於是，他們搖著大旗走上街頭。他們甚至浪漫地以為可以構築起人牆，阻止軍隊前往天安門。作家余華說，打從他出生就不斷聽政府講「人民」這兩個字，但到那一刻，他才終於知道什麼叫做「人民」的力量。然後，那一天，人們接下來遭遇到的，是死亡、受傷、逮捕、流亡，以及一個安靜而沒有噪音的時代。
8964，開始成為一組最神祕的禁忌。那些早逝的青春，成為國家眼中的反革命分子，成為不能被紀念的逝者。人們只能保持噤聲。然而，丁子霖，蔣捷連的母親，卻不甘於就此沉默。那是他死去的獨子啊。原本六四之後，丁子霖無法割捨對共產黨的情感，以為中共會有人糾正錯誤。但她等到的是，中共對他們這些天安門家屬的監控與打壓。
丁子霖和其他二十幾位同樣心碎的母親組成了「天安門母親」。他們彼此支持，在子女忌日時在他們倒下的地方默默哀悼。他們更勇敢站出來，主張死難者家屬有權悼念死難的親人，公開呼籲釋放被逮捕的政治犯，呼籲政府公布六四真相、追究事件責任。他們要為死者爭取正義，為生者爭取權利。天安門母親們，成為中國二十年的黑色荒謬默劇中最宏量的聲音。
但二十年來，天安門母親中的許多人已經過世了。他們來不及看到子女的理想被平反，來不及看到子女的理想被實現。而這些目前仍健在的天安門母親，又有多少人在有生之年可以看到這些呢？
【王丹 中國時報2009.06.04摘要】六四事件至今二十年了，在華人地區，包括中國、港澳、台灣，衝撞激盪的漣漪迴響，卻越來越趨淡薄。多年前一次，我到康乃爾大學演講，接待我的是一位中國來的同學。那天天氣不好，忽然下起大雨。那位同學讓我等一下，說他要回宿舍借把雨傘。過了一會兩手空空地回來了，告訴我說：他回到宿舍找到一位中國同學借傘，那位同學問給誰用？他就老實說是給王丹。結果那位同學說：他是反革命，我不借！
聽了這個故事，我內心受到很大震動。這倒不是因為那個同學拒絕借給我傘，而是啟發我想：為什麼會有這樣莫名其妙的仇恨？那個同學不可能真的瞭解我，僅僅是因為政府的宣傳，他就可以仇恨到傾盆大雨之下，連借把傘都不肯。這樣的仇恨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還有一次，是我搬到洛杉磯居住。在波士頓的時候，我是海外華人作家協會波士頓分會的會員，因此很自然地，到了洛杉磯，我也找到洛杉磯分會報到。會長是台灣人，倒是熱情歡迎，還準備聚餐歡迎我的加入。不久之後，聚餐如期舉行，當時會長告訴我：有中國籍的會員拒絕參加，理由是：跟王丹吃飯，以後我回國遇到麻煩怎麼辦？這個事情也令我很有啟發。
因為以我對中共的瞭解，它再怎麼殘暴，也不至於僅僅因為跟我吃過飯，就會找那個人的麻煩。可是人民心中，顯然有些恐懼是根深蒂固的，是自律性的，從外在的教訓，逐漸變成了內在的自我約束。這樣的恐懼，又到底是從哪裡來的呢？
循著這樣的思路，我發現了國家暴力對人性，對人心的影響。而隨著研究的深入，我發現，這樣的仇恨，這樣的恐懼，原來，都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追溯到從那時候開始的國家暴力。於是開始收集資料，然後發現，一水之隔的兩岸，在那個年代，竟是那麼地相像。
對中國大陸和在大陸的中國人來說，1950年代，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時代，也是一個充滿暴力的時代。這幾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軍事力量，成功地擊敗了政治對手──以蔣介石為首腦的國民政府，取得了全國範圍的統治權。經歷了上百年的動亂，中國人普遍希望能有一個穩定和平的社會環境，這是國共內戰結束後，絕大多數中國人，包括胡風在內，都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統治的重要原因。在像胡風這樣的知識分子心目中，共產黨代表了進步的，民主的，清新的政權；國民黨則代表著落後，獨裁和陳舊。他們對未來充滿了希望。
也是在這幾年，新政權甫一建立，就著手全面清洗舊的社會政治結構。在農村，從抗日戰爭開始，就在中共統治區域進行的土改運動，擴張到了全國，中國封建時代作為農村基層的社會控制基礎的地主階級，被強制剝奪財產權甚至生命權；在城市，名為「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政治暴力席捲全國，大規模的集體槍斃隨處可見；而對外方面爆發了「抗美援朝」戰爭，幾十萬中國軍隊被調往朝鮮與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隊展開另一場殘酷的戰爭。暴力，到處都是暴力，而恐懼的陰影逐漸凝聚。
這樣全國範圍的政治鎮壓，對於當事人以及全社會造成的心理壓力，以及恐懼的氣氛是驚人的。被打成胡風分子的作家林希，回憶自己當時的心理狀態時說：「從市委大院走出來，我完全變成了一個呆子，我的大腦變成了一片真空。眼前的一切你無法理解，也不需要你理解，它只強制你屈從。只要再發生一點點惡化，等待我的，又何嘗不是鐵窗和手銬？我麻木了，麻木得顧不上恐懼，走在路上我總聽到有人躲在什麼地方喊我的名字。每聽到這種可怕的呼叫我便打一次冷戰，待我驚恐地轉過身去，看到的卻是匆匆行人陌生的面孔。」
這種內心的恐懼，不僅僅存在於被鎮壓的對象的心中，也存在於大部分民眾的心中，因為不僅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人民的敵人」。而且這種刻骨銘心的恐懼，也是與政治運動的殘酷直接聯繫在一起的。政治鎮壓，直接、間接地導致了大量的死亡，監禁和生活權利的剝奪，大部分中國民眾都可以從身邊的事例中切身感受到那種殘酷。
胡風案件，其實只是中國1950年代政治恐怖時期的一個典型案例，類似的政治運動自從1949年之後幾乎從來沒有停止過，而每次政治運動，帶來的都是殘酷的鎮壓以及社會恐懼心理的滋長。歷史可以看到，恐懼的烏雲逐漸積累，一直發展到了狂風暴雨的頂峰──文化大革命。可以說，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發展史，就是一部國家暴力與社會恐懼相互交織的歷史。離開「恐懼」這個詞，我們就無法真正瞭解那個政權，以及它帶給中國政治生活的深遠影響。
如果我們認為這是中共自己的政治特點，那就錯了。因為同樣是在1950年代，同樣的政治暴力與社會恐懼也出現在台灣，由剛剛被中共在戰場上擊敗的國民黨政權統治的地方。在這裡，同樣地，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何時會被警備總部找去談話，那種戒慎恐懼的氣氛在社會中瀰漫，沉默的壓抑像一層層的石灰，整個社會在幾十年中顏色暗淡。那些在恐怖氣氛中失去生命的人，他們雖然肉體遠離人間，但是怨恨之氣逐漸凝結，要到很久很久之後，才成為新的政治動能，撼動百年的歷史基業。
對比兩岸的國家暴力，你會發現驚人的相似之處，但是仔細察看，也會看到更多細微的不同。多年以後，兩岸在政治發展上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這些細微的不同，是如何潛移默化，或者命中注定地，決定了後來那些巨大的不同。審視歷史的樂趣，就在於這樣的發現給人帶來的深思。
【楊偉中 中國時報2009.06.04摘要】八九年那「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如何發生？廿年來，中國到底有怎樣的變與不變？究竟要關注中國社會裡「怎樣的」、「誰的」民主與人權問題，又該如何關注？這些重要的課題，早就在政治口水戰中被淹沒。
大陸學者汪暉，點出了六四的「多重意義」，也指出普通老百姓不滿經濟改革造成的貧富分化和不公正。在「學運領袖」之外，有誰記得當年各地的工人組織，並關懷無數挺身抗暴而被殺、致傷、甚至入獄至今的一般老百姓？
有多少人願意正視運動中所提，關於社會平等的要求，更從這個角度來思考當今兩岸的問題？
六四之後名列公安部廿一人通緝令中的封從德說得好：「一方面滿地皆是菁英、領袖，卻從未聽說有誰流了一滴血；另一方面是上千英魂血灑長安街，卻多隱姓埋名」。
我們也該思考一下，如果台灣的民主政治不但淪為金權政治，還越來越貧乏、惡質，如何讓對岸民眾相信所謂的「西方式民主」真正值得追求？如果許多政客還懷抱著冷戰思維，一味的操弄仇中情緒，大陸人民又怎願意相信這種「關注」是真誠的，能對我們宣稱的「普世價值」產生共鳴？ 紀念、關注都是必要的，照照鏡子也是必須的。 （社運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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