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时候，新加坡河已自然而然地逐步发展成为居留地的中心。在1822年，进出这个港口的船舶达十三万零六百八十九吨，通过这条河运入运出价值达八百五十万西班牙银元的货物；贸易的增长远远地超出了莱佛士所预期的最高额，然而装卸这么样大量货物所需的设备，却和四年前还没有什么贸易时基本上一样。
据〈新加坡通俗史〉说：在南岸那片有潮汐涨落的沼泽地带，虽然现在有华人居住在他们的木筏上和东倒西歪的住屋里，用驳船运货的印度船民也在这里居住，但它对商业是不起作用的。河的北岸有四分之三被天孟公的村落占去了，只剩下这村落与海边之间的一块如足球场大小的地面，做为起货场所。拥挤在此地的，是两行亚洲人开设的商店和欧洲商人的栈房，其中有些人还建造了一些伸入河中的码头。
〈新加坡通俗史〉说：那些在这里找不到地皮的商人则越界拥入平原，散居开来。这片平原，按莱佛士的原意，本来想辟为一片宽敞的有计划的政府机关办公大楼区。这些商人还拥入淡水河及沿海滩一带，即莱佛士拟划为欧洲人住宅区那个地方，一直散居到每年武吉斯人的商船碇泊的梧槽河那边。
莱佛士想像中的未来城市，是不可能从这样杂乱无章的布局中兴建起来的，因此他对法夸尔大表不满，于是，他在回抵新加坡一星期后即刻成立两个委员会，在他亲自督导下负责拟定新加坡市区发展计划。
在莱佛士的新加坡发展计划中，所有具有商业价值的土地都保留和分配给商人阶级作商业用途，其他行业人士若居住在有商业价值的土地上皆被迫迁。
莱佛士于10月17日委任一个土地分配委员会（Land Allotment Committee），成员包括如下：沃利奇博士（Dr.Wallich）、拉姆斯坦博士（Dr.Lumsdaine）和萨蒙上尉（Captain Salmond）三人。他们的任务是重新划定新加坡市区地段。
接着，在十月的下旬，莱佛士委命了戴维斯上尉（Captain Charles Edward Davis）、彭汉（S.G.Bonham）与庄士顿（A.C. Johnston）组成“市区计划委员会”（Town Committee），向政府建议及执行最妥善的安排，以便减少受影响居民的不方便。这委员会也包括了阿拉伯人、马来人、武吉斯人、爪哇人以及华人各有一名代表。
这两个委员会在职务上，土地分配委员会主要是寻求一新地段作商业区，使欧籍商人迁出河北岸的政府保留地；而市区计划委员会则须对各民族居民的居处加以划定，并须拟定迁移计划。
莱佛士于10月17日与11月4日分别致函给两委员会，阐述他对发展新加坡市区的蓝图。二委员会就根据这两项重要指示拟定出一项影响所有居民的新加坡市区发展计划，造成一次全民大迁移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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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现在《光华日报》新风版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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