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朵拉電台 以上文章皆轉錄自電子報，新聞內容 －－－－－ 你從對岸走來 帶著一身疲備與哀愁 我為你拈朵花 祈 為你洗去一身的穢 卸下一身的傷 霧中的你沒有笑顏 啍著的歌 只有斷斷續續的呢喃 我從迷霧中走來 背負著一身的淒涼與原罪 你為我點展燈 等著 望著 盼著 黃花 落滿了地 楓隨風舞 月同星光 灑下一地清涼 這夜 依舊等 一個人的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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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繆於一九一三年生於阿爾及利亞，在貧窮及沒有父親的環境中長大，靠著半工半讀完成大學學業，做過記者、氣象員和汽車零件推銷員的分配工作。他欣賞單純人物努力應付艱困的生活，而這種欣賞源自他在阿爾及利亞的童年及學生歲月。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活躍於被德軍佔領的法國反抗運動，也積極投入戰後巴黎知識份子及公民的生活。除了寫小說，卡繆也寫短篇故事、戲劇，和散文。他是一九五七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於一九六○年死於一場車禍。

卡繆看出人類都陷入一個相同的掙扎中：尋找生命的意義。他相信雖然我們無法理解世界整體的意義，我們每人都有一個理解自己存在的任務。我們必須為自己創造的生活負責，而當我們對自己的生活負起責任，我們自然而然會接受對於別人的責任。卡繆強烈感覺他和其他人類的休戚相關。他相信如果我們聯合起來，可以找到力量以更好的方式處理我們的責任。如果我們感覺有一股強烈的友誼感在背後支持我們，這個問題—生命的挑戰是否是我們應得的—就變得沒有意義，而我們可以因為一路上共享勝利而感到驕傲。

責任的主題遍佈卡繆的作品。小哲學家很喜歡藉著一個動人的故事認識哲學理論，而他們很喜歡我用來探索責任的兩個故事：卡繆的《鼠疫》和「薛西弗斯的神話」（The Myth of Sisyphus）。在《鼠疫》裡，卡繆試著應付納粹佔領法國這個事實，應付孤立的精神鼠疫，以及這種鼠疫導致的友愛的喪失。本書也提供一個完美的媒介，供卡繆闡明負責的美德所帶來的獎賞。一種疾病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爆發了，使得奧蘭城（Oran）必須關閉城門，朋友和陌生人都發現自己被困在城牆裡。他們面對的流行病是致命的，而且具有令人驚恐的傳染性。雖然鼠疫的徵兆十分明顯，被關在城牆內的人面臨的第一個挑戰是承認鼠疫將停留在那兒，而他們必須做出回應。每一位「人質」都必須決定他們該一個人躲起來，還是在死亡人數不斷攀升時，肩並肩和這種可怕的疾病搏鬥。大多數的市民都堅決地投入這場戰鬥，並且以前所未見的方式自願盡全力反抗這種疾病。科達（Cottard）這個角色是一個罪犯，他拒絕加入衛生小組的志願工作，拒絕為自己和別人的健康負起責任。一位來訪的記者蘭伯特（Rambert）沒有明確表態，有時，他因為自己不屬於奧朗市而感到憤怒，有時他直覺地認為他有責任加入反抗鼠疫的戰鬥。里厄醫生（Dr. Rieux）是卡繆所創造的大無畏責任感的典範，他堅守職責，從不逃避他和周圍之人共同面對的殘酷事實。

鼠疫使一生都在醉生夢死地過著日子的市民有機會勇敢、堅忍不拔地迎向惡劣的處境。他們的勝利不在於消滅鼠疫，而在於他們勇敢地為自己和團體每一位成員的生命奮戰。最後，許多市民熱情地擁抱將他們結合在一起的聯繫力，這力量救他們脫離卡繆的精神鼠疫—即不負責任的孤立—讓他經歷了難忘的親密關係。

我發現當孩子們把學校想像成他們自己詮釋的《鼠疫》的背景，他們都覺得很有趣。在我和他們談論這部小說之前，我要他們想像許多孩子得了流行性感冒，因此每個人都必須留在學校，直到傳染流行性感冒的威脅結束。聽到這話，孩子們立即想告訴我，什麼時候「大家都在同一天得了流行性感冒」。由於他們明白爆發傳染性疾病是怎麼一回事，所以《鼠疫》這部小說不致讓他們震驚。的確，由於他們在學校或在家經歷過流行性感冒和其他傳染病，所以他們了解卡繆的故事，以及故事中那些市民的困境。奧朗市腹股溝淋巴結炎鼠疫的駭人細節是無關緊要的。重要的是，當孩子們想像他們在奧朗市或在學校會採取什麼反應和行動，他們可以明白責任的意義。「鼠疫就在這兒，我們必須採取某種立場，這是很明顯的，啊！我只希望一切都很簡單！」（《鼠疫》）。孩子們想出各種方式為突來的失去自由的生活負起責任：「我可以幫忙在我們睡覺的地方設置床。」「如果我得了流行性感冒，我會待在受感染的房間裡，以確保其他人的安全。」「當我明白別人很難過，我會盡我所能讓他們打起精神。」許多人明白他們有一個奧朗市居民可以善加利用的優勢：「我可以利用電子郵件和我的家人及朋友保持聯繫，如此他們就不會為我擔心。」

從頭到尾，卡繆的這部小說都在說明一個論點：如果你是人，你就有責任，責任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管我們選擇如何處理日常生活。在鼠疫到來之前，奧朗市居民規避生活中的責任。說來諷刺，里屋醫生在本書的結尾說，市民很幸運能夠被鼠疫喚醒，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但是『鼠疫』是什麼意思？『鼠疫』就是生命，不是別的。」（《鼠疫》）卡繆邀請小哲學家以及每一位讀者利用成為日常生活一部分的責任來充實我們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