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 我在某論壇看到有人在問說 如果羅馬帝國跟漢帝國打會如何跟如果當時漢帝國有侵略性會怎樣
所以我在這裡說明一下
如果說 古中國沒有侵略性，那麼現在中國也就不會有這麼大了。在我看來，侵略性的存在與否，只跟一個民族的實際環境有關。世界上不存在天然善良或者天然兇惡的民族。中國擴張的停止，在我看來有如下幾個原因：一是陸上運輸的艱難，中國周邊除了東面，全是陸地，而且地形崎嶇，西北乾旱少雨，南方又炎熱潮濕，軍隊遠涉異域，後勤成本非常大，後勤安排稍有不周，立即出現士兵餓死現象；二是異族土地缺乏吸引力，中國北面的蒙古高原，不適宜農耕；東北的氣候寒冷，對農民吸引力也不大；西北乾旱；西南那塊“偉大的”青藏高原不用說；西南有地無三裏平的雲貴高原；南方是多山暑熱的嶺南；只有往東，土地才較好，但是出了東海，不僅海路兇險，而且海那邊除了土地狹小的日本沒有其他國家。更重要的是這些土地竟然沒有一個能在經濟上發揮大用處（比如像西班牙對羅馬那種決定性作用）。因此，在完全佔據了品質較好的中原、江南以後，中國的擴張逐漸停止，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這裡要說明一點 漢帝國到了東漢時 軍事成就又不及西漢 所以說從東漢到唐帝國這一段時間 其軍事成就已經不如漢帝國那麼高強了 為何呢?
主要的原因是當時漢民族的尚武精神的逐步消退 不過這通常都是每一個古代帝國都有的通病 例如羅馬就是了 這說當時中國的儒家學說崇文抑武的影響只是個次要因素 而且崇文抑武到了宋代最為嚴重 一直到的清代才有侵略性
上圖是西漢帝國最強盛時代的地圖
以上基本上就是中國在佔據了基本中心地帶（中原、江南、嶺南）之後擴張就減緩乃至停滯的原因。除此以外還有三個因素要注意：
１。中國文字和經濟條件造成的重文抑武傾向。中國始終採用表意文字，這種文字比較難以掌握，尤其在古代。因此要熟練的掌握中國文字，成為文人，就必須長時間的埋頭於學習中，人的精力畢竟是有限的，長時間從事文化學習，必然造成身體鍛煉時間不足，熟悉文化而對軍事生疏的人，又必然對文人親近，而對武人疏遠。在先秦中國戰爭頻繁，軍事倍受重視的情況下，文人輕視武人的情況還受到遏制。到了基本中心區統一，建立中央集權國家之後，統治階級的中樞遠離前線，文人包圍著皇帝。長此以往，重文輕武的傾向就不斷發展。另一方面，儒家學說基本上是一種農業社會的地主階級的學說。它沒有受到，或者很少受到其他階級的影響。如何維持社會秩序，如何維持社會的運轉和穩定，是它的考慮的政治中心問題。儒家假設的理想社會，實際上就是穩定的農業社會。軍事行動的風險和勞累，都是儒家所排斥的。中國統治者對儒家的獨尊，實際上是在古代中國的具體條件下維持一個大帝國所必需的思想領域的舉措，中國的條件跟西方的羅馬帝國是完全不同的，在這裏沒有發達的海商業和城邦自治、統治階級內部民主的傳統，農業在這裏佔據絕對統治地位。但在獲得穩定的國家的同時，中國人不得不吞咽儒家學說必然帶來的苦果——軍事的羸弱。宋朝之後重文輕武，武力不振，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
２。缺乏統治階級內部民主造成的士兵的“非人化”。“非人化”這個詞用得很重。但是細看史書，很難不得出這個結論。即使是在中國武力的全盛時期西漢，也發生過打了勝仗而餓死士兵的現象。霍去病擊潰匈奴之後回國。他的私人儲備中還有幹肉，而士兵已經有餓死的了。而李廣利兩次進攻大宛，兩次非戰鬥減員都很嚴重。既然後勤不能承擔，為什麼不派少點軍隊？難道少數精兵不如一大群饑餓的烏合之眾有戰鬥力嗎？到了唐朝，攻打南昭的時候曾經白白損失二十萬軍隊。到了宋以後，大軍團作戰依舊被敵人擊敗的事例就多得數不清了。兵法書上愛護士卒的內容，日漸成為具文。東方式的“人海戰術”，反映的是一種對生命的漠視。塞維魯皇帝有一句“名言”：“讓士兵發財，其他人可以不管！”這句“名言”固然可笑可悲，但也反映了羅馬士兵的尊嚴和權利一直是統治者考慮的重要內容。帝國時代，羅馬皇帝費盡心思，花費大量金錢來討無產者的歡心（無產者是帝國軍隊的重要兵源），也反映出“公民權”這種東西對維持一個人的尊嚴和權利的重要性。據我所知，任何一個羅馬名將，在他打勝仗的時候，是絕不會讓士兵餓死的。這要比那些“親口吸膿”之類的表演，要實在得多，也高尚得多。一個士兵，他知道他是一個工具，一個消耗品；還是一個真正的人。在前一種狀態下，他只會出於對軍法的恐懼或者對戰利品的渴求作戰；在後一種狀態下，他才會發自內心的願意作戰，他才會覺得戰鬥的勝敗，是自己的事情。
３。中國的錢的品質，造成的財政易於匱乏的局面。東漢對羌作戰三十年，花費軍費三四百億，找成東漢資金枯竭的窘境。而西元前61年龐培上交羅馬國庫一萬塔蘭特白銀，賞賜士兵一萬六千塔蘭特。凱撒賞賜士兵超過十萬塔蘭特白銀。西元65年尼祿為提裏達特斯舉辦的加冕典禮共耗資一萬塔蘭特，西方世界的富庶，遠遠超過遠東地區人們的想像。在羅馬，銅幣不過是零錢，而在中國卻是正式貨幣。這要歸咎于中國地區金銀產量很少。銅幣在支付同等價值時，耗費遠比銀幣大得多（後來清朝時期銅幣與銀的一般交換比是１０００銅幣：１兩銀），在西方世界沒有什麼吸引力。中國商人因此而難以在西方購物。而中國旅行者即使想，也缺乏足夠的支付手段，從而無法在西方世界長期旅遊或定居。由此造成對西方的不瞭解。這種情況遏制了軍事情報的獲得和軍事技術的交流。另一方面，銅幣的低價值性，遏制了它的購買力，也就是說購買同樣商品，需付出銅幣量遠多於銀幣。而在古代，銅的產量短時間內是難以提高的，銅本身又是可使用的金屬材質，常用於製作器物。銅幣需求量一大，就受到銅產量的制約，由此造成財政易於枯竭。只要商業稍一發達或者戰事稍一擴大，錢荒就出現了。前面所說的羌戰、後來南北朝亂世的“貨幣危機”、宋代的鐵錢和紙幣，都是明證。經濟力的缺乏造成戰爭後勁的不足。
總之，在講述中國和羅馬的軍事的差異時，是要考慮兩者的環境因素的。脫離了環境去褒貶，只能是無的放矢，甚至謬之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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