飲食巴黎
巴黎人的一天就從香濃的咖啡及美味的 法國麵包開始。
(張耀/攝影‧圖片提供/聯合文學《巴黎的一天》)
熱鬧的巴黎市集,販賣各式各樣的新鮮 蔬果,充滿了活躍歡愉的生命力。
(張耀/攝影‧圖片提供/聯合文學《巴黎的一天》)
【陶然(小說家,《香港文學》總編輯)】
在所有歐洲國家的首都之中,巴黎是最為光彩奪目的城市,她有享譽全球的影星如亞蘭‧德倫、凱撒琳‧丹妮芙,她的宏偉建築,加上高水準的生活、美食,還有高級時裝、著名的巴黎香水等,都給人難忘的印象。巴黎或許不再像美國作家亨利‧米勒所宣稱的是世界的中心,但她自信的特質、典型的法國特色,卻一直保留下來了。儘管美式速食文化不可避免地入侵,儘管英式法語無奈地擴大影響,但眾多的博物館、教堂、塞納河岸書攤的老闆,還有地鐵車廂裡吹薩克斯風、口琴或者拉小提琴、手風琴的街頭藝術家,都提供了獨特的視覺、聽覺的享受。
當然還有味覺的享受。
法國人常說:世界上只有中國人和法國人懂得烹飪。
或許這話說得有些極端,但中、法兩個民族把烹飪提升為一種生活的藝術,卻是千真萬確。
法國人的吃飯時間,好像變成交際場合,或者是在享受人生。那天中午巴黎主人請我們吃法國餐,頭盤是洋蔥湯,主菜是小牛肝,甜點是草莓雪糕,最後還有咖啡。這當然是我的選項,不過,法國餐大體就是這種套路,只不過具體內容不一定相同而已。上菜時,每道間隔約半小時,那悠悠然的樣子,直叫吃慣快餐的香港人差點吃不消。
那天晚上,我們跑到拉丁區的食街吃飯,我對飲食素無研究,雖然頭一次吃希臘餐,卻也說不出有甚麼特別的感覺,只記得節奏明快的希臘音樂滿室活潑跳盪;比起尖沙咀俄羅斯餐廳那俄國男女歌手所唱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又是另一幅光景。
十一月底的巴黎,冬雨連綿。走了一天,晚上在巴黎聖母院旁邊的咖啡座喝咖啡取暖。侍者擔心我們凍到,便開了頭頂上的暖爐,不料熱得不行,我們只好婉謝他的好心,請他關掉。望著夜色中的聖母院,忽然回想起下午五點半經過,鐘聲沉沉敲響,迴盪在巴黎的天空,雨果名著《巴黎聖母院》(電影《鐘樓怪人》)的情節便不由得浮上我的腦海:小說中的駝子夸西莫多敲的便是這重十六公噸的銅鐘;如今現場仰望,便有一種很奇異的心情。
走回旅館的路上,忽然起風,冷意更甚,這時最好吃一碗熱湯麵。抬頭見到中文招牌,是中、越、泰菜式的餐館,便一頭撞了進去。自到巴黎,頓頓西餐;這亞洲菜,令我們垂涎,老闆娘約六七十歲,問明我們來自香港,便以粵語大力推薦她們的越南牛肉河粉,並且用一種不屑的語氣說:「香港的不行,哪裡有我們的地道!」原來,她來自柬埔寨,移民巴黎十幾二十年了。肚子雖然有些餓了,但一吃之下,並不覺得特別美味。比起我吃過的香港的越南牛肉河粉,差得多了!我的這種結論,不知道是因為受到人在旅途思念香港的影響,還是那老闆娘自誇造成的反差?
在法國,食物不僅只是維持生命所需而已,它還是一種生活方式。有調查顯示,法國人將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花在食物方面。典型巴黎人每天的生活,從果醬吐司和一杯加上幾塊方糖的熱騰騰黑咖啡的早餐,到下午三點的便餐;從濃湯、沙拉、麵包、乳酪和酒組成的簡單晚餐,到深夜啜飲柯尼亞克的白蘭地;食物都被放到極受尊崇的地位。我們吃的法國餐,不一定十分純粹,但每頓都一定有紅酒。法國人離不開葡萄酒,法國種植葡萄酒的土地總面積達一百萬公畝,將所產的葡萄製成名酒、好酒、普通酒及罕為人知的酒。今日法國約有四十多萬製酒人士,其中約半數製成的酒只供私人飲用,不向外出售。獨立的自耕農、製乳酪者,以至小塊土地的工廠工人,也都設法種植葡萄,以便自製葡萄酒。通常這類紅酒口味單純,酒精含量低,宜於每天飲用。
紅酒之外,每餐必有的還有咖啡。
巴黎人愛喝咖啡,早上上班前,傍晚下班後,都喜歡到街角的咖啡室喝一杯。但一到夏天,他們抵擋不住陽光的誘惑,不願再蹲在昏暗的室內燈光下,咖啡室的老闆自然顧客至上,紛紛吩咐夥計把桌椅搬到室外的人行道上,為了抵擋烈日,於是便在桌旁插上一把大遮陽傘為顧客遮蔭,雨天時還可以擋雨。不過,遮陽傘搬來搬去,不合經濟原則,所以部分老闆就建起固定的敞開帳幕,用一幅長方形布幔遮在桌椅之上。如此,名聞天下的巴黎咖啡座便形成了。
但如今也未必只是夏天才坐在咖啡座上。那晚我們從聖日爾曼大街一家咖啡座前走過,頭上掠過一股熱氣,抬頭一看,原來頂上裝了暖爐。雖然大部分顧客都躲進室內,但也有些不怕冷的人,寧願享受寒流下的自然風景。
巴黎的咖啡座多得不可勝數,有名的也不在少數。那天下午,在巴黎的華文作家高潔、綠騎士、劉志俠、盧嵐等人請梁秉鈞和我到「雙猴」咖啡座喝咖啡。這家咖啡座和相鄰的「花神」,都是當年海明威、沙特等現代主義作家聚集的地方。想起他們也曾在這裡喝那巴黎人通常喝的,兩口便喝完的小杯咖啡,便又顯得意味無窮了。
【2004/05/15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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