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艱難文論！
【黃維樑】
文論、文評，為什麼要艱難呢？
年輕的學者對研究生說，你們要認識西方的文學批評理論；要運用理論去研究文學，去撰寫論文。年輕的學者用中英夾雜的語言，向研究生介紹最近的文論：心理分析學不新了，馬克思主義不新了，新批評不新了，結構主義、解構主義不新了，女性主義、後殖民主義也落後了；現在流行的是文化研究；大家都來文化研究吧！
研究生奉年輕教授之言為南針，都去學理論、啃理論－－種種新的或半新半舊的當代理論；聽課之不足，還自行組織讀書會，捧讀傅柯、拉崗等等的當代文論的中譯。把鐵杵磨成針真是艱難的事，磨啊磨啊，手起繭了，甚至磨損了手，刺破了手，磨白了少年頭，針呢？卻左搖右擺，指不出什麼方向。艱難的磨練。年輕的學者，在老招牌的《中外文學》一篇文章裡說：不用某種主義，就不能「對學術積累有甚麼幫助」；「我甚至覺得，整個古典文學都該從頭『艱難處理』一番，否則根本不可能了解文學史」。
數十年前，我們有晦澀的、朦朧的、艱難的詩，現在我們有晦澀的、朦朧的、艱難的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了；然而，為什麼要對文學作「艱難處理」呢？運用文論以寫作文評的目的，在於幫助讀者認識作品、欣賞作品，在於評斷作家、作品成就的高下。文論、文評為什麼要艱難呢？二十世紀中國人從西方引入的多種艱難理論，對我們了解李白的飄逸、杜甫的沉鬱有何幫助？對我們欣賞諸葛亮的〈隆中對〉和林黛玉的逑葬花吟逜有何幫助？我們可曾用艱難的解構理論來評選「三十本文學經典」？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可曾根據艱難的典範（paradigm）理論來撰寫得獎者的讚詞？
以艱難文飾淺陋
艱難處理的論文，說穿了，泰半不過是「以艱難文飾淺陋」（西方有the e-laboration of the obvious一語）的現代八股文而已。新科的博士要成為教授，資淺的教授要升級、要成為資深，不出版就完蛋，於是不得不參與這些艱難的智力遊戲。「艱難處理」有「真的艱難」和「假的艱難」之別。真的還好，「真積力久」，可能不無收穫；假的簡直可惡，君不見八年前的Sokal Hoax事件（香港有人譯作「騷哥戲弄事件」；騷者show也，台灣譯作「秀」）嗎？騷哥教授製作了一篇長而艱難的學術論文，投給著名學報《社會文本》（Social Text），蒙其編委及匿名評審袞袞諸公「青睞」審查通過，予以發表。發表之日，騷哥預先寫好的惡作劇式事件本末聲明也公布了。原來其大作弄虛作假、胡說八道，一大堆的術語，一大串的徵引，都不過是裝腔作勢、眩人耳目而已。美國的學術界為之騷動。七寶樓台，拆卸下來，不成片段，而且材料都是贗品。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曾光臨台北與北京大受歡迎的文論名家，列為《社會文本》的編委，不知當騷哥的艱難假文本舉世矚目時，作何感想？難道可引解構主義的「任何閱讀都是錯誤的閱讀」高論以解其嘲？
台灣為「美國學術殖民地」？
其實西方一向有反艱難之士。半個世紀以來，從布希（Douglas Bush，不是講話常常不清楚的小布希總統）到亞布蘭（M.H. Abrams）到布斯（Wayne Booth），都曾譴責「文論的艱難主義」（且容我鑄造這個明白曉暢的新術語）。《批評探索》（Critical Inquiry）二悾悾四年冬季號發表了布斯的〈致所有關心文學批評前途的人〉一函，是文論名宿對當前歪風的聲討，其力度不下於老將黃忠揮舞的寶刀。布斯不服老，向同輩和後學建言，包括對學報的忠告：「編委不能完全看懂的論文，就不要發表，即使論文作者是名家。」我們讀來彷彿仍然感受到騷哥事件的震撼。
學術似乎非高深、艱深以至艱難不可；這是個人文社會學者追求深奧－－像高深科技那樣深奧－－的時代。反艱難的言論，就像和平分子反對霸權超強國發動戰爭一樣，大概起不了甚麼大作用。一九六悾年代的台灣現代詩，晦澀虛無等西化症狀明顯，關傑明在一九七二年二月發表文章，表達不滿，斥那些生吞活剝、東拼西湊的分行書寫為「文學殖民地主義的產品」，但艱深晦澀者大多如故。文化的殖民地上，自命時髦的知識分子，視中西古代的遺產如無物，最喜歡新潮前衛的事物，詩如此，文論如此，連教育理論也如此。黃光國去年批評教育改革，痛貶台灣為「美國學術殖民地」。
台灣深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影響，以致有論者認為她淪為學術文化的殖民地。平心而論，台灣的學術文化一直有其本土化、中華化的一面。就文論而言，顏元叔與歐陽子當年都不前衛地艱難，後來的黃永武、柯慶明、龔鵬程等等，也都頗能西而化之。
文論的殖民地之說雖過於誇張，不過，目前艱難文論之勢頭旺盛，食西不化之風仍熾熱，這至少是可嘆的半個殖民地。當然，中國大陸和香港的不少文論之士，也深受艱難主義之害，這是題外話了。
【2004/04/04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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