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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台灣什麼東西都要泛政治化，尤其以愛台灣為主軸的「本土化」三個字口號喊的最響。雖然我們的出版業人人都在窺視整個華文出版整合的大餅，但其實還是有人默默細心的在耕耘自家本土的東西，尤其是這一兩年已形成一種潮流的本土自然誌最為明顯(這當然是與政治無關啦，不過倒有點順水推舟借這三個字相輔相成)。

台灣的自然生態類出版已從八九○年代以文字為主的自然文學進展到如今的圖鑑當道，當年擎起自然文學大旗的當屬晨星的「自然公園」系列，許多荒野健將紛紛發出一種悲情式的寂呼。十年之後，文明的破壞更加嚴重，但這種借助文學的筆來關心自然的呼聲卻反而微弱了，如今取而代之的是各種繽紛讓人眼花撩亂的圖鑑(你有看過圖鑑是黑白的嗎？既是彩色當然就會眼花撩亂)。

這種競集式的出版風潮，在這一兩年我們可以看到從最傳統的蝴蝶、野鳥，到賞鷹、賞螢、賞蛙、觀蟹已不稀奇，要看蜻蜓、賞蜥蝪、觀蜘蛛才厲害(接下來會不會是老鼠、烏龜、螞蟻、蟑螂？)，當然也有範圍也很龐大的花草樹木。甚至這股圖鑑風還包括了台灣的海洋、瀑布、河流、燈塔、老街、步道、古道……等非生物的指南書(指南亦是圖鑑的一種)。

以前我們都只能靠像英國DK這種編排一流的國外自然圖鑑來吸收知識，現在終於我們有了許許多多自製的本土圖鑑，好像真應該要感到高興才對。但圖鑑也就是一種工具書，是可以讓人像字典那樣永久保存查閱的，因此在編寫拍攝的過程也必須花較久的時間，心態也必須更加慎重。這種由自然文學轉變到自然圖鑑的過程中不知有沒有人可看出什麼不大對勁或奇怪的地方。比如：動植物明明越來越少，為什麼圖鑑卻可以越出越多 (這之間是不是隱藏什麼弔詭)？圖鑑書的大量出版對生態保育來說，究竟是一種浩劫還是一種幫助 (這我也沒有答案，我只是個提問者)？在取材的過程中作者是不是已經傷害了動植物本身？還有一點更神奇，這種須花長時間編輯的自然誌，隨隨便便都要花上三五年時間才能成書，花上八年十年者大有人在，何以紛紛都可以在這一兩年內密集出版(或者第一集之後沒多久又有第二集)？莫非這是各大出版社的共識相約？像股市一樣要合力共同來拉抬圖鑑股(或者是散戶的慢慢跟進)？

所以，當我看到有些圖鑑居然有教人如何捕捉動植物或製成標本的方法，也就一點也不奇怪了(當然會不忘加一句不要輕易補捉之類的。但這真像香煙警語──吸煙有害健康一樣)。而這些圖鑑在圖文編排中所產生的錯誤在所難免(搞不好是很多)，有誰能夠帶領讀者去挑這些毛病出來？圖鑑書如果錯誤，圖鑑也就不是圖鑑了。而不管任何等級的圖鑑書做的都是一種拆解工作，好像汽車的解剖構造圖那樣，把它拆開曝露出來再加以詳加介紹，小小一塊台灣幾乎快被拆光了。

所以不止我對這種圖鑑的大量出版對自然保育是不是一種幫助感到懷疑，堪稱標竿性的鳥人劉克襄也早在《迷蝶誌》(吳明益著，麥田，2000.8)的序文中說到：「晚近以自然題材的創作，逐漸傾向工具圖書化的書寫，輕忽了文學長遠的功能和意義。很高興，作者對這樣的傾斜保持一個高度警戒的距離，繼續在自然寫作的園地和我們一起深耕……」

一年多後，傾斜更加歪斜，圖像書再怎麼看都會比文字書來得吸引人。但我要說，真正對自然有恆久影響力的還是文字書，從國外的《湖濱散記》、《寂靜的春天》，到我們的前輩鳥人劉克襄與最近的鯨人廖鴻基的著作(鯨人是我替他取的啦，因為有鳥人，當然也可以有鯨人)都屬這一類型。不過好像也不對，因為就在發表那篇序文的同時，鳥人不也寫了一本號稱與眾不同的《北台灣自然旅遊指南》(晨星出版，2000.8)？

我也不是要打壓圖鑑，只是覺得業者的腳步應該要再放慢一點。但是，連劉克襄都如此前後矛盾了，我們還能夠說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