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級”在政治社會的歷史上早已經不是新鮮詞了。從法國的等級會議、馬克思共產主義宣言到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綱，階級都一直是他們政治主張裡重要的核心概念。而階級更是影響十九世紀以來到二十世紀中葉政治的重要因素。時至今日，階級這個詞在台灣，似乎只剩下少數弱勢團體在吶喊，整個台灣社會，都陶醉在省籍的區隔與瘋狂當中；似乎在省籍的脈絡下，台灣社會隱隱然已經”去階級化”了。
在台灣歷史政治的語境裡，”省籍”具有一種超越其他群體分隔的優位性。從多次中央與地方選舉可以看出，炒作省籍議題所能得到的選舉優勢，遠超過對公共政策議題的辯論。而同樣的，許多公共議題也與省籍連結在一起。省籍問題在台灣的確有她的重要性，但是在省籍的大纛之下，卻忽略了社會群體間真正區隔的標準仍然是階級。
”階級”由於長期以來的反共教育，已經被污名化。共產主義強調歷史的演進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在中國近代史的脈絡裡，中國共產黨代表無產階級，中國國民黨代表資產階級，因此當國民黨敗退台灣之後，可以說是”無產階級”革命成功。因此，國民黨在台灣進行統治之後，嚴厲禁絕一切階級用語，而是以國家主義式的”主義領袖國家…”為其政治語言。在經濟上，共產主義談的是工人與資本家的矛盾、無產者與有產者間的鬥爭；而台灣經濟起飛時期，產、官、勞工三方則是以一種”統合主義”的制度架構在互動，因此勞工力量常被削弱，甚至是成為政治人物獲取資源的工具。加上國民黨政府許多的教育政策是以中國主義打壓台灣文化以及語言，造成省籍對立；這樣的歷史延續至今，才會造成有外省人的政黨，卻無代表勞工階級的政黨的奇特現象。了解了台灣與西方社會發展的不同處，便可以知道為何省籍在台灣政治場域要比階級分野重要的多。
但是階級是否就不重要了？是否提倡階級分野的人就成了左派--或在台灣的政治語境裡成了”中共同路人”(以往叫匪諜)。或者我們要問，為何不能有左派？台灣在幾十年經濟發展之下，貧富差距已經越來越大，近十年更有加速擴大的趨勢，真可謂是”富者阡陌連田，貧者無立錐之地”。最近的各種政治社會現象也一再提醒，階級事實上仍然扮演著社會群體分隔與互動的重要角色。從遊民問題，失業問題，媒體亂象，到高學費爭議，以及最新的法務部長之子想打球找不到地方由行政院出面要求地方改善等，我們可以統統歸納為階級問題。
這裡的階級，其涵義已經超過十八十九二十世紀以來的限於資本家與工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而是擴大成為有權力者與無權力者。人類歷史由十八世紀蒸氣機時代開始，經濟力量是由掌握生產工具所體現；而自有國家政治組織以來，便分隔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而當代最流行的術語”知識經濟”，則是標誌出了掌握知識權力者與被灌輸者的分野；在二十一世紀資訊科技高度發展的情況下，又出現所謂”科技新貴”，也即掌握資訊力者。凡此種種，都可以稱為階級分野。政治學所重者為”權力”(power, or influence)，誰掌握權力，誰就是”somebody”反之則是”nobody”。在當代台灣社會，政治人物掌握政治權力，大企業掌握經濟權力，傳播媒體掌握文化權力，科技新貴掌握資訊權力。而這些”上層建築”(此處與馬克思用的上層建築不同，馬克思將經濟歸為下層建築，由下層建築決定上層建築，因而被稱為經濟決定論者，或唯物論；這裡的上層建築指的是掌握權力的人在社會地位上的優位)的居民透過不管是利益交換也好，體液交換也罷，維持著上層地位於不墜。而下層建築的居民雖然佔社會的絕大多數，他們的聲音卻始終無法”下情上達”。民進黨政府時常提出過去國民黨政府是以外省人進行少數統治，國民黨上次總統大選敗選後也緊咬著民進黨少數統治的痛腳不放。但如果我們徹底檢視整個社會政治的階級分野，則發現無論哪個政黨做執政黨，都是少數統治，其統治模式不外乎利用無權力者的背書，行有權力者的一己之私。政金掛勾，媒體與企業糾纏，上層建築的居民樂在其中，下層建築的居民則迷失於上層建築的人所給的神話迷思當中。民主是一種迷思，人權是一種迷思，省籍更是在台灣上層居民最擅長使用的魔咒。社會學者韋伯曾提出”除魅”的說法，台灣社會現在最需要的就是除魅，除省籍的魅，除迷信”選舉式民主”的魅，除普遍人權迷思的魅。
因此，我們可以了解到台灣社會必須認真面對階級的分野，而這個階級的意義是無權力者對有權力者無止境的鬥爭。不管是工人對資本家，人民對政府，社會對國家，都必須體認到以階級為主的政治正在成型，無人能逃開階級的歸屬。階級鬥爭並非要求革命，而是正確的認識自己所處的角色與位置，以訂出相應的行動策略。省籍分野由階級分隔所取代，更能提供在政治場域裡公共政策理性辯論的空間。台灣要真正進入二十一世紀，並在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各層面取得更成熟的發展，便需要體會階級的重要性，認真處理因為省籍而被忽略的階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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