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六、七○年代的台灣影壇最輝煌的一段時期，莫過於由改編瓊瑤小說的電影，而他的電影也足以代表這個時期文藝愛情片的總括。以瓊瑤的愛情通俗文學為文本的不僅只有電影產業、更橫跨至電視連續劇，幾乎型塑了一種「瓊瑤現象」的藝術形式，近四十年來橫跨了小說、電影、與電視的三種藝文媒介，鞏固其「瓊瑤愛情王國」屹立不搖的地位。
綜觀瓊瑤的小說與影視作品，不難發現，瓊瑤架構了一個以”情”為主題的文本，或者談愛情、或者談親情、或者談人情溫暖；其次，則是”差異”與”衝突”的問題，不論是來自社會結構、階層、家庭的外部因素，或者源自男女主角本身不能結合的內部因素；圍繞在這兩個平凡現實人生中最重要的課題，讓瓊瑤的文本更增添了許多可看性與引人入勝之處。
本篇文章主要以瓊瑤的小說文本與電影產製的相互關係為主題，探討六、七○年代瓊瑤電影呈現的社會、文化與影視的權力結構現象。
第一章 從瓊瑤小說開始－初探「瓊瑤現象」的建構
不僅是六、七○年代的電影產業、瓊瑤不斷地以”小說”文本，發展所有以其為構聯的影視、音樂產業；型塑了一種以瓊瑤小說為主的大眾、通俗娛樂產業，也蔚為一股流行文化的風潮。
自一九六五年開始，瓊瑤的小說紛紛地被李行、王引、林福地、白景瑞、宋存壽…..等導演拍成電影；直至一九七四年，李行與瓊瑤因為「浪花」的版權糾紛起了爭執，間接促成了瓊瑤親身參與電影製片的工作。一九七六年後，則是瓊瑤影視版圖的重大轉折點，瓊瑤停止出售其小說的版權，也與平鑫濤、盛竹如合組「巨星公司」自立籌拍電影。「我是一片雲」為巨星公司第一部片，也開啟了瓊瑤電影的行銷、宣傳、產製的模式：瓊瑤小說→劉立立導演→二秦二林、雙生雙旦的明星組合→鳳飛飛詮釋主題曲。這構聯了彷彿入企業體系般的一線作業、產製過程。
在「巨星公司」籌組拍片之後，我認為瓊瑤以將其小說文本是唯一種跨藝術的文學性消費產品，如同今日提倡的「文化創意產業」。瓊瑤以產業經營的模式與體系，幾乎將「瓊瑤」二字視為一種代表其通俗文學作品的文本總括。因此在賦予這樣的意義背後，瓊瑤的通俗小說與其他的影視產品之間的構聯，似乎已經不存在了界線，瓊瑤已經從小說、編劇、電影與音樂的掌控中，高度的突顯了個人化的色彩與風格，也將瓊瑤的文本拉至跨藝術、跨媒材的領域中發展，幾乎消弭了因形式的不同而產生的文本表現精神上差異。
在觀看了道格拉斯薛克的羅曼史電影《春風秋雨》之後，我對導演掌握通俗文學的特質，巧妙地運用在電影上感到十分欽佩與驚艷。但另一方面，在台灣的六、七○年代中，瓊瑤的電影似乎也承接了美國五、六○年代興盛的羅曼史電影風潮。更有勝者，便是瓊瑤電影獨占了當時的愛情文藝電影，也幾乎成為了台灣文藝愛情電影的總稱，瓊瑤把持著文學到電影的每一個環節，甚至超乎了大影幕、跨足整個流行文化的產業面向；因此瓊瑤的電影避開了「改編」的議題，無所謂忠實文本與否，因為在這一產製面向，瓊瑤將「瓊瑤」這兩個自成為了當時「類型文化」的一種泛稱，這樣的類型文化跨及了文學、影視、音樂與流行時尚，多元的媒介闡釋下，仍舊秉持不變的「瓊瑤式」精神與風格。
◎ 社會的集體想像
我想瓊瑤電影興起最大的原因，莫過於「社會的集體想像」。讓我們回溯到六、七○年代的台灣政治、經濟、社會背景，可以發現六○年代，台灣全力發展勞力密集性產業，順利地從五○年代的進口替代工業轉行為加工出口導向的經濟型態。而七○年代，台灣在政治、外交上的挫折，也牽動了人們的不安定感與恐慌。交雜在六、七○年代的台灣社會，政治上受到「威權」和「本土化」政策的干預；經濟上推動「穩定求發展」；在藝文上則受到「國家意識形態」政策影響。
再者，七○年代隨著台灣經濟快速發展，傳統農業社會逐漸被工商社會替代，都市化生活型態形成，守舊的社會關係急遽變化，不僅傳統價值鬆動，更使得傳統父系家庭結構產生動搖。因此，維繫父權（或者威權）體制及其意識形態在政經、社會層面所遭遇的衝擊，是此等權力運作和控制的重點。
七○年代瓊瑤的小說與電影，正是此等權力與社會集體意識相互糾結的產品；瓊瑤避開現實的禁忌、壓迫或者衝突因素，轉以愛情和家庭為主要材料，在電影生產過程中，更經由明星制度、市場需求及觀眾慾望，製造出另一種想像的文化空間和社會關係。某種程度上而言，其小說和電影的賣座，也可視為一種社會意識的集體宣洩，同時也在建構與支配我們的歷史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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