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總是牽引著人們的思緒，人們的感情，卻又總為雨賦予了思緒……
日本著名漢學家吉川垟次郎在《宋詩概說》中，曾對唐宋詩作出比較，其中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話，大意是：唐詩是激情發揚的，而宋詩則顯得冷靜，對激情加以抑制。在唐詩中，作為詩人激情的載體，有兩種自然景物經常出現，一是夕陽，一是月亮。在宋詩中，這兩種自然景物都不像唐詩中出現得那麼頻繁，屢屢寫到的通常是連綿的雨。以陸遊為例，南宋末批評家方回所著的《瀛奎律髓》就指出，他的近萬首詩中，寫到月亮的並不多，反而雨才是陸遊很感興趣的事物，不但寫得多，甚至把聽雨當作寫詩的秘訣：“語君白日飛升法，正在焚香聽雨中。”吉川說：夕陽是燃燒的景象，雨是延綿的景象，這正揭示了唐宋詩的差異。
在陸遊的代表作中，我們看到的大都是頌揚愛國之情，因而容易覺得他是一個慷慨激昂的愛國主義詩人。其實，除了這一類作品，陸遊詩歌的形態，幾乎全是和緩而平靜的，甚少有激烈緊張的表現。
明代中期開始，文壇上興起了新的思潮，其顯著特徵是對宋代文化的全面抨擊。祝允明首先提出驚世駭俗的論點──“學壞于宋”、“詩死于宋”，其後提倡復古，否定宋詩，成為明代詩壇最風行的主張。然而，簡單地否定宋詩，並不是評定文化方向的科學方法，“詩死于宋”一說，也不是客觀全面的評價。這種偏激實際是矯枉過正的手段，是用簡截明瞭的標語表達內涵複雜的新文化趨向。其根本意義在於掃除宋代以來的官方道德對人性發揮的抑制，恢復詩歌的激情。就此而言，偏激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是必要的、是有價值的。
在新的思潮興起之初，文徵明的情況顯得比較複雜。他曾以祝允明的《祝子罪知錄》作縱軸而題詩，詩中也稱讚“祝子挺實甚，舉刺弗自偏”、“嗟哉詩死宋，吊以《三百篇》”，表明他贊成祝允明的反傳統思想和反宋復古的文學觀。但是，在何良俊的《四友齋叢說》裏寫道，他又對人說：“我少詩，從陸放翁入門，故格調卑弱，不及諸君皆唐聲也。”證明他的詩與宋詩、尤其與陸遊詩有相當深的淵源關係。此外，王世貞《明詩評》也說：“大抵徵明詩如老病維摩，不能起座，頗入玄言；又如素衣女子，潔白掩映，情致親人；第亡丈夫氣格。”這也是認同文徵明的詩一般不具有豪放昂揚情調的觀點，與激情發揚的唐詩各樹一格。
更有趣的是，文徵明也像陸遊一樣，很容易被雨感動，喜歡寄情於雨。把他的詩一篇兩篇地單獨看，也許不以為然，但若把他詩集從頭到尾翻一遍，就會發現幾乎十首詩中必有一兩首寫到雨，就顯得很突出了。這裏略舉雨例，觀察一下雨到底引起詩人什麼樣的感受、勾起對人什麼樣的聯想。以下是一首《夜雨》：
“中夜清如許，沉沉聽雨眠。無愁觸還起，有憶正茫然。敗絮和衣擁，昏缸背壁懸。俄聞喧屋漏，自起縛殘編。”
在清靜的長夜，聽那淅淅瀝瀝的雨聲響個不停，久久無法進入夢鄉，這是文徵明詩中常常出現的一種場景。後二句寫道：本來沒有愁，卻被這雨觸起了莫名的愁緒；想要抓住它，辨別一下這愁緒因何而起，卻又覺得很茫然，說不清楚它由何而朲。睡不著覺，便披上陳舊的棉衣倚在床上，掛在牆壁間的油燈，閃爍著昏黃的光芒，導出了聽雨時微妙的、難以解說的心情。一會兒聽到家人驚呼屋子漏了，於是趕緊起來，連忙捆紮好陳舊的書卷，換個地方放置。這一細節也許是實景，但表現在詩中，卻有更深刻的意義：一生以書為伴，所得到的只是清寒的生活，但要拋開這些書籍，卻又心有不甘。
另外，再細賞《暮春齋居即事三首》中的第一首：
“經旬寡人事，蹤跡小窗前。暝色連殘雨，春寒宿野煙。茗杯眠起味，書卷靜中緣。零落梅枝瘦，風吹更可憐。”
長久沒有人事上的交往，悠閒之餘無所寄託，就在窗前向外眺望。在暮春的傍晚，看到天色暝暝，細雨迷蒙如煙，蘊涵寒意。周際寂無人聲，呷幾口茶，隨意翻翻書，也很愜意。只是已經乾涸凋零的梅枝飄渺於風中，顯得淒涼可憐。
在這兩首詩中，都能深深地感受到寂寞之情的襲擊。一個溫和而重視禮節的人，也許就是與他人保持一定距離的人，因此寂寞是無可避免的。如前一首所抒，寂寞有時令人難以忍受），但有時又帶來平靜的愉悅，如後一首，所以人並不急需於擺脫寂寞。而且不約而同地，在這兩首詩的結尾，都隱約賦予了一些刺激的成份：水滲簷篷意味著貧苦的困境，花殘凋零意味時光也就是生命的流失。但縱然執著於這些問題，為此而悲哀不已，歸根結蒂仍然困在迷宮中找不到出路，又或是根本沒有出路，所以詩人文徵明也並不急於尋求出路。
以理智約束並調節感情，以平靜的態度對待人生中的難題，這是宋詩的特點，也是文徵明詩歌的特點。但感情處於約制的狀態而呈現平靜時，便容易轉化為淡淡的、持續的憂傷。這種情緒，與綿綿細雨最為切合。或者反過來說，綿綿細雨，最適宜作為這種情緒的象徵和載體。所以文徵明和宋代詩人都有一個共性──喜歡在詩中描摹雨景。
文徵明並不像一般的宋代人，認為約制個人感情是必須的社會原則，是必須強加給所有人的強制性要求。他把起點放於自身性情之上，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審美愛好。對於那些狂放不羈的朋友，他不但能夠理解、尊重，甚至有些羡慕。另一方面，就崇尚人性之“真”，厭惡一切虛偽行為而言，他又是同時代新思潮完全一致的，所以，既以宋詩效仿範本，又贊同祝允明“詩死于宋”的觀點，可以在他身上同時存在。因為仔細地分辨後，我們可以深知，這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問題。
（記錄：刊登於2006年11月8日《澳門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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