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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國近代的慈善中心

導讀: 近代以前,中國傳統慈善事業的重心在以蘇州為中心的“江南”地區。到瞭19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全國義賑中心逐漸從蘇州轉移至開埠後帝寶產後護理之家|台中月子中心|台中月子中心推薦|台中月子中心評價|台中月子中心費用的上海。


近代以前,中國傳統慈善事業的重心在以蘇州為中心的 江南 地區。到瞭19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全國義賑中心逐漸從蘇州轉移至開埠後的上海。清末民初,一批具有全國重要影響的慈善團體先後在上海創立,上海漸成全國慈善中心。1907年10月5日的《時報》就說 慈善事業之發達,獨盛於上海 。1919年《申報》有 滬上為慈善淵藪 、上海是 全國慈善事業之樞紐 的評論。

上海作為中國近代慈善中心,善團數量多、規模大、善士薈萃。1919年,朱友漁調查上海慈善事業後說, 上海本地有救濟與慈善機關至40所以上 。1936年《上海市年鑒》記載,該年在上海市社會局登記的慈善團體有199傢。據相關城市的市政公報、地方志和調查資料,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國內其他重要城市的慈善機關數是:天津20傢,北京24傢,帝寶產後護理之家|台中產後月子中心|台中產後月子中心推薦|台中產後月子中心價格|台中產後月子中心價錢南京44傢,廣州38傢,成都46傢。故而民初《申報》等報刊常有 慈善機關之多,以上海為最 等評論。

上海不但慈善機關多,而且善團規模大,中國幾個重要慈善組織總部多設於上海而形成以上海為中心的分支機構網絡,如中國紅十字會、中國濟生會、中國救濟婦孺總會等。有些慈善機構雖然沒有在全國建立分支機構,但其規模和影響也居全國重要地位。1912年合並同仁輔元堂、普育堂、果育堂、育嬰堂、清節堂、全節堂、同善堂、施粥廠、保赤局、救生局、貧民習藝所等 數大舊機關而成 的上海慈善團,並沒有在全國建立分支機構,但其規模和影響之大全國罕見。仁濟善堂雖沒有在全國建立分支組織,但它在慈善傢施善昌、朱葆三、施子英、王一亭的先後主持下辦善成效卓著,聲名遠播。上海慈善界許多重大聯合災賑活動往往由該堂參與發起、組織,其總辦事機構常設於該堂,如1921年秋的江浙皖水災義賑會、1923年的協濟日災義賑會、1927年的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會、1928年的直魯賑災委員會上海總辦事處、1929年的豫陜甘賑災委員會駐滬總辦事處等。仁濟善堂不但是上海慈善界的聯絡中心、慈善事務商議中心,也是全國災賑中心之一。其他如1912年創立的閘北慈善團,1913年創建的新普育堂、普善山莊,1919年創立的上海華洋義賑會等,其慈善救濟范圍和影響都超出上海。

創辦、主持這眾多慈善機關開展各類慈善救濟活動的是為數眾多的善士群體。在晚清義賑中,從上海協賑公所到絲業會館籌賑公所、上海輿昌絲棧籌賑公所、高易公館協賑公所、仁濟善堂協賑公所、慎裕號協賑公所等,上海形成瞭經元善、屠雲峰、鄭觀應、葛純孝、施善昌、陳熙元、盛宣懷、唐廷桂、王松森、謝傢福、楊廷杲、葉澄衷、朱葆三、嚴信厚、施則敬等慈善傢群體。20世紀初中國紅十字會創立後,上海又形成瞭沈敦和、施子英、嚴信厚,朱葆三、周金箴、陳潤夫、曾少卿等慈善傢群體。民初隨著中國救濟婦孺總會、新普育堂、閘北慈善團、普善山莊、中國濟生會、上海聯益善會、滬南慈善會、華洋義賑會的創立,上海形成由多個既相對獨立又相互人員交叉、聯系緊密的善士群體組成的龐大的慈善傢群體,包括沈敦和、朱葆三、王一亭、黃涵之、盛竹書、張謇、唐露園、孫仲英、餘日章、盛澤臣、馮熙、楊信之、朱志堯、王曉籟、徐乾麟、宋漢章、虞洽卿、李平書、陸伯鴻、顧馨一、施子英、莊得之、聶雲臺、周金箴、錢新之、陳光甫、史量才、沈田莘、陸維鏞、秦潤卿、朱吟江、貝潤生、方椒伯、徐冠南、榮宗敬、穆藕初、姚慕蓮、周扶九、祝蘭舫、陳炳謙、郭子彬、沈聯芳、莫子經、姚紫若等。其中,沈敦和、朱葆三、王一亭是清末民初全國慈善領袖。沈敦和創設中國紅十字會,實際主持會務16年, 集三萬會員,募二兆善款,國內國外天災人禍,無役不從 。朱葆三創辦或董理其事的慈善機構無以計數,所為公益慈善教育事業,若堂、若局、若醫院、若學校、若山莊、若公會公所,或為其首創,或他人所主辦,必推其董理其事。王一亭創辦或主持的慈善機關之多更勝於朱葆三,凡上海慈善事業,無不有其名。他經手募集的賑款賑品價值達一萬萬元,被稱為中國慈善 支柱人物 。

晚清,我國賑災主體由官方為主向官、民二元主體轉化,義賑的興起與發展顯示瞭民間力量在災荒救濟中的重要作用。內憂外患中的政府,因財政拮據對於災賑益顯力不從心,越來越依賴於民間災賑,以至到北洋時期,每遇水旱偏災,各級官廳總是函電紛馳 為民請命 ,乞賑於紳商團體。1922年9月《申報》的一篇時評就說: 救災之舉 官廳之責最為重要,然而今日之官廳,每於大災起後,或開一會議乞助於地方團體,或發一急電求援於慈善團體,此外則絕鮮表示。 所以,楊端六在1920年華北旱災時呼籲: 政府既無望矣,吾不得不希望商民之努力!

上海是楊端六所說 商民 隊伍最大的城市,也是善團眾多、善士薈萃之地,成瞭遇災時官廳和社會各界求賑之所, 無役不予 。僅從1918至1920年的災賑情況看,上海參與全國災賑就有如下特點:

其一,上海是全國各地受災信息匯聚中心。清末民初的上海,已是全國慈善機構、同鄉組織、工商同業團體最健全的城市,也是全國交通、通訊、新聞媒體最發達的城市。全國各地每遇災荒,告災信息都會通過總會設在上海的全國性慈善團體的分支機構網絡、同鄉組織網絡、工商團體網絡等渠道,迅速匯聚上海,並向上海慈善團體和慈善傢乞賑。

其二,上海參與全國災賑規模大、范圍廣。全國各地每遇水旱偏災,上海的慈善救濟機關除單獨參與籌賑外,往往匯集多個實力團體組建專門籌賑機關,統一辦賑。如1920年6月,因湖南水災、兵災交織,上海慈善界中國義賑會、中國濟生會、仁濟善堂、普善山莊、聯義善會、慈善救濟會、佛教慈悲會聯合組建 中華慈善團臨時籌賑處 ,統一籌賑。同年六七月間,陜西、福建雹災洪災告災函電又紛至滬上,上述慈善團體又決議成立 中華慈善團合辦湘陜閩籌賑處 。幾天之後,浙江地區又狂風暴雨成災,上海各慈善團體又公議增加浙賑,把 湘陜閩籌賑處 改為 湘陜閩浙籌賑處 ,在中華慈善團聯合會設總辦事處,並在中國義賑會、仁濟善堂、中國濟生會、聯義善會、上海聯益施材會、滬南慈善會、普善山莊、佛教慈悲會、廣益善堂設立分辦事處。該年夏秋間,華北旱荒已異常嚴重,乞賑函電紛至上滬上,上海慈善界施子英、陸伯鴻、朱葆三、王一亭、唐少川、孫仲英、餘日章、宋漢章、莊得之、徐乾麟、朱志堯等公議把上述四省籌賑處改名 中華七省義賑會 ,集中上海各慈善團體的力量,統一籌賑中國南北方水旱各災。這樣集諸多著名慈善機關而成的專門災賑機關,其規模和實力,是全國其他地區無法比擬的。當時上海慈善組織的籌賑區域,已涵蓋河南、湖北、福建、浙江、廣東、陜西、山西、山東、河北等,賑災類型包括水災、旱災、兵災、風災、雹災、戰地救護等。

其三,上海的籌賑能力強,其籌賑力度是其他省市難以想象的。賑災依賴賑款,籌賑本質上就是籌款。由於地處經濟中心、金融中心、民間財富最集中之地,上海具有全國最強的籌賑能力。當時上海各慈善團對湖南各種災害的賑濟就 款逾百萬 。在1920年9月16日上海華洋義賑會關於華北旱災的緊急賑濟會上,宋漢章、秦潤卿、陸伯鴻、朱葆三、傅筱庵即時認墊達50萬元。為籌賑華北旱災,1920年12月,上海幾個重要慈善救濟組織籌款即達200萬元。《大公報》評論: 就上海一隅而論,華洋義賑會已近百萬,北方工賑協會四十萬,廣仁堂三十萬,中華慈善團十萬,商界籌賑協會二十萬,即此數團,已募集二百餘萬,現仍繼續進行,不遺餘力。 1921年3月11日,上海慈善界為賑濟華北旱災舉行 聯合急募賑款大會 ,募得72萬元。

作者為杭州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

原標題:上海,中國近代的慈善中心

責編:王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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