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7日 星期日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70507/s00005/1494094110473
讀過「駱以軍」嗎？或者，何謂「駱以軍」？駱以軍如何「駱以軍」？或許這樣形容：駱以軍是一名游牧人、一個步行者，將雙足牢牢扣於地面，不斷跋涉於城市地表上一個個規製下的分割空間：老永和曲折彎繞的窄街敝巷，散佈台北都城中的連鎖咖啡店，以及將肉身關閉於一有限時空、強迫你在規定時制（一次休息三小時為計的寫稿區間）內「產出」故事的廉價晦暗的旅館小房間……
作為小說家和兩個兒子的父親，與其定義駱以軍究竟是「誰」，不如思考駱以軍正在向「什麼」靠攏與撤離：一股偏斜近乎歪曲的蠻勁、一種老方法、一份對青春早逝的幻執、對美好黃金年代已矣的重現與改演。
以小說翻魔覆神再造洪荒時代、再闢輝煌都城的駱以軍「現象」，一方面為我們衍續了他年少時煨暖過的現代主義的柴薪，另一方面，他始終不吝將他經歷的總總攤放示眾：關於寫作的探險和迷津，關於現實（健康、經濟、家庭）接踵的若干困局，彷彿所有跋涉最後都是為了抵達一處邊界，和其他孤獨迷失的魂靈並肩站着，且「在逐漸累聚的陰影中往下望」。
旅程跋涉之始
三十年前，曾有這樣一幅停格畫面投射在陽明山多霧的屋窗上：一名年輕的小說家，在山腰簡居的小房間裏汲汲抄寫——米蘭昆德拉、馬奎斯、普魯斯特、杜斯妥也夫斯基——文字透過指節、臂腕的調節運動兌作墨迹淌逸白紙之上，意識與身體合致為一，化成雨點紛飛般的微粒，時間之塵在意識的闢室之中不斷湧動、破散又重新聚合為一個孤獨而銳利的心靈……
如班雅明式「步行於地表」的閱讀方法，透過肉體勞動，撫摸、摩娑字詞的肌理觸感，而獲得一種原始且飽滿的「小說體感」，面對文學，駱以軍始終是一名虔誠如抄經僧的踐行派；在駱以軍年少時，台灣已從文字審查的緊箍咒中緩過氣、邁入出版與寫作相對的自由時代，他仍像一名古典教義的奉行者，為「加強注意力集中」或「閱讀之硬體條件的體適能」此一類理由、親身攀爬那高聳林立遍佈宇宙的無數小說雷峰塔：「我很久沒有抄書了，主要是生活、經濟壓迫下時間變得有限，但『抄書』會將單一個體的思維，面對前人可能不曾面對的『全部的細微線路都燃燒』，有點像落單的孫悟空面對整個天庭的覆蓋，你如此渺小，但還是得蹬着筋斗雲升空，你用盡各種可能變化，可能還困在如來的手掌心裏。」駱以軍說。
但現代美猴王成功從如來的指縫間脫身，隨即建蓋、壯大其「駱氏風格」的小說水濂洞；從早期的《紅字團》到《妻夢狗》、《第三個舞者》、《月球姓氏》、《遣悲懷》，以至近年《西夏旅館》、《女兒》……一部部長篇恍若接連發功般掌掌飛出，駱以軍變魔術般將那個生長於永和窄巷的外省男孩的身世擴張、變形，最終建立繁複地下水道式的神話系統：「我自己（或我們這一輩）多少確實因為自身經驗的限制而非常欣羨那『張愛玲式』（或曰『《紅樓夢》式』、『《追憶似水年華》式』）的繁浩身世，故產生兩種傾向：一種是純然的畏羨，因你缺乏那樣的身世，就算如何後仿，也無從照亮那局部的繁華講究，每一細部的耗工，或層級森嚴的語言的講究、關係的掐花扭轉。你看張愛玲即使在創作的晚期，那樣的孤寂之境，回憶的光焰，可以將童年家屋所有的人召喚而如在眼前。」駱以軍娓娓分析：「另一種則是『亂世浮生』式的、經歷過大變動的，譬如像波拉尼奧《2666》的真正長篇的展幅；但游於小說的豐饒之海，我們會幸福地讀到有孟若這樣的小說家，有雷蒙卡佛這樣的小說家，或有赫拉巴爾這樣的小說家，有安潔拉．卡特這樣的小說家，保羅．奧斯特這樣的小說家；他們撬開的水中樹枝，上面附着的無數珊瑚蟲，那樣奇妙的、眼珠另一個摺弧的人的樣貌。」
身為說故事者，如果自己的故事不夠多，最好是扮演稱職的蒐集者：「採集故事有點像割收牡蠣的勞動，我所住的城市的咖啡屋、長輩喝酒的聚會、按摩店阿姨或計程車司機，他們會用較局部的方式結晶着故事。我們其實很長時間是在歷史『之後』的時光，很像一種擱淺、停止，但其實各種單一個人的細微獨特性又不斷浮出，這擴張了你對人的想像。」這是駱以軍如此熱愛聆聽運匠們、賣菜老嫗、咖啡店隔壁桌女子、路上放學的學童之間談話的原因？「我們這些後來的讀者同時也是創作者，像耳朵貼在鐵軌上聽非常遠非常遠的火車的震動；我們這一代在接受歷史的劇烈變動之餘盪，故事的強烈能量或難再得，但可以用更多維度的方式，將經驗建築成一座巴洛克式大教堂。」
被圍困的小說行者
從幾個「哥們」快活伸腿、意氣拳拳地抽着菸比劃着文學大夢的某座大樓天台，一腳踩空跌進一張黏兮兮的大片蜘蛛網，被困在一個密集度、沾粘性都達到表面張力最強的時代：網路資訊的巨獸一掌揮落文學家頭頂王冠上的寶石、再一腳踢翻供奉純文學系譜的香灰神龕，鉅力更勝古早時強壓孫行者的如來神掌；「文學」不得不低身、轉而尋求權宜並力行減肥（減去沉重的傳統、典範和信仰），好把自己套進輕若無物的消費模式，而消費／消化速度最迅猛者莫過於臉書facebook。
當小說家掄起金箍棒充當平衡桿，躡足踏行在彼（手寫抄讀）與此（打卡發文）的時代鋼索之上，我們卻訝於駱以軍身姿的靈活優雅、步伐輕快流暢，他的facebook帳號已有十數萬人追蹤，超高人氣就算稱一聲「網紅」也合理，「其實我並不協調，我的小說和臉書是完全不同的兩個玻璃燒球，我多希望我的臉書讀者會看在我每夜在臉書插科打諢的分上，抱着某種補償心態跑去買我的小說啊！」駱以軍笑笑的捻熄香菸：「我這一代的創作者開始出書時，事實上小說以書作為運動場，已經失去了調戲、驚嚇讀者，讓讀者神魂顛倒想看下去的時光了，事實上，我們的讀者都是有極高文學素養。我這陣子在看Netflix影集《王冠》（The Crown），講伊莉莎白女王在二十世紀中期即位，那是在二戰後、電視出現的時代，其中一段講到王權維繫的意義，可能和世俗政治的邏輯相反，它建立在神聖性的夢幻上。我覺得當代小說有一種不言而喻的賭注，那就是『卡夫卡賭注』（華人或可說『張愛玲賭注』）：你不被世人所看見，因為寫小說的這個你，是自我流放在世俗時間之外的。小說在二十世紀蔓長出那麼多的天才，像輝煌的星空，在二十一世紀此刻的我們，啟動這座小說時間河流的想像、回憶，立刻被那『不能承受之重』壓垮，你不可能去講『沒有被摺疊過的語言』，也就是說，你從說故事開始，就不可能被從未讀過卡夫卡、馬奎斯、卡爾維諾等等的讀者理解，因為你已進入被卡夫卡剝解後的語言世界、或波赫士分裂過後的小說時間，納博可夫納微觀的『瘋狂倒影』，昆德拉的歐洲時鐘，奈波爾的抵達之謎……這是一座重重魅影建築其上的城堡，小說家若被指名為小說家，他的語言不該被貶值、污染。反觀現今的小說行者，他必須變大變小，或化為液態、粉末，承受那扭絞、延異的重力。這也使我看到某些小說家，或耗費更大力氣於自我戲劇化，但小說之外的小說家，這個形象往往是十九世紀的或歐洲的，譬如普魯斯特在《追憶逝水年華》裏寫那些十九世紀巴黎貴婦沙龍裏的軍官、詩人、敗德者、年輕政論者、失事的老人；或是波拉尼奧在《荒野追尋》那無數個波光粼粼的各類人；或是《儒林外史》那些交際應酬的明代文人——我相信每個時代的觀測者有其選擇作為昆蟲學或植物學的顯微鏡，例如我不信川端康成如果沒嫖妓還能寫出《睡美人》那樣讓人想尖叫的美，而臉書上那種朝生暮死、像水蟻紛紛、閃瞬即逝的個人哀感、慾念、憤怒、恐懼孤獨的求暖，或是我延續《壹週刊》專欄、得去做的某個空間的人物素描，往一個更碎裂、分子化的世界走的觀看舷窗……另外有一種『希望被更多人看見』的生存感，你必須讓人們認識自己，但這真的完全是兩回事……」駱以軍打燃一根菸，問：「譬如——你能想像張愛玲寫臉書嗎？」
說書人的技藝
二月面世的《胡人說書》集結三十三篇讀書隨筆，既是「說書」，免不了仍維持濃厚的駱氏說書人風格。其「被說」之書囊括西方現代大師如卡爾維諾、波赫士、馬奎斯、韋勒貝克與我們熟悉的名字如張愛玲、莫言、木心、邱妙津、童偉格、楊澤、房慧真等並陳；西方現代文學、中國古典與華文現當代文本共處一室，駱氏華麗雜技般的筆法更展現其閱讀資料庫之廣袤，這種大規模的知識的搏命上陣，在去年駱以軍、董啟章對談專欄所結集的《肥瘦對寫》中已見形貌：「我跟董啟章都屬於某一種『老文青』，但我們是完全不同的人。我第一次去香港時拜訪董啟章老家，那時他跟父母一塊住，他寫作的空間就在主屋旁的車間，而他們家只有一張桌子，平常是書桌，吃飯時把桌子摺一摺、攤一攤變成餐桌。」二○一一年，駱以軍赴香港浸會大學駐校，香港那壓縮真空罐頭般的城市空間幾乎引發他的幽閉恐懼：「那時學校替我弄了一間可抽菸的公寓，地點就在董啟章寫作的車間附近，附近大樓林立，樓非常高，但樓裏面的空間是狹窄陰暗的，你看這就是董啟章的童年環境！台北的空間相較還是比較舒服的。」
談起這位強大的小說對手，駱以軍抱着一種人類學的濃厚興趣：「你看到董啟章這個人會覺得，他就是香港文壇的大哥，但他小說裏的抒情基因跟我一樣，一直停留在某個階段；我停留的階段是以前高中男生那種逞強鬥勇的、動物性的，董則像高中女孩般清純，他寫《安卓珍妮》像在寫一個傷害的倒影，他則是那個柔弱的、陰性的、智性的被傷害者。他的小說沒有真正的暴力，反觀我的小說則全部充滿暴力；他像個植物學家，在溫室裏精密安靜地建構小說世界。」
《胡人說書》中，駱以軍長年來漫談式的、繁花亂撲般的小說（文學）觀得到暫棲的容身處：「說到這本書，其實我自己有點忐忑和羞愧，幾年前有一本鉅作是童偉格的《童話故事》，他去談納博可夫、傅柯這些大師的『傷害時刻』、那些童話啟動的機關；還有黃錦樹，他是將西方理論與西方背景的大小說家作為他論述的驅動引擎，我只是隨筆寫寫。」一貫滿口謙讓中，駱以軍仍不無顯露幾分自信，「我覺得如果我可以完整地用篇幅去談朱天文、王安憶、董啟章、童偉格，我都可以做得不錯，但當時都沒有機緣去寫點什麼；《胡人說書》如果是在十年前出版的話其實還可以，像《肥瘦對寫》裏我跟董啟章去談到阿根廷小說家卡薩雷斯（Bioy Casares）和波赫士（Borges）的對談，他們也是把一切能榨的都在談話裏榨乾，這種聊天像川端康成《睡美人》式的、性失能的兩名老人的隨意漫談……」他想起些什麼，偏頭笑開：「也許十年後，我和董啟章可以再來談一次噢？」
駱以軍和董啟章，猶如台灣與香港兩面矗立的小說巨塔，彷彿師出同門的兩名高手分據峨嵋與崆峒之巔；在駱以軍眼中，也指認董啟章為當今香港文壇的「字頭」：「董啟章非常有趣，我覺得他在香港文學裏也算是異數，他的文學起點其實發生在台灣，一九九四年他得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隔年又得聯合報文學獎長篇小說特別獎，那時候他比較接近台灣的現代主義教養，例如《安卓珍尼》、《名字的玫瑰》其實某部分很像袁哲生；後來他有意去扭轉，變身成一位道地的香港作家，而我還停留在暴力的洗衣槽中打轉、摸索台北的時間感和話語結構。對我們這一輩小說家，董啟章可能是我們之中最早着手建造長篇建築的人，那時他的『自然史三部曲』突然在我們毫無準備時砰地丟了出來，對我們產生很大的刺激！現在的董啟章已經熟諳他自己的方法論，把某種香港故事的典型納為己有，過去我們談香港文學會談西西、談也斯，現在我們談的就是董啟章。」
寫作者的自療法門
去年《聯合報》副刊邀集的「我們這一代：五年級作家」系列中，駱以軍應邀撰寫了〈化作春泥更護花〉一文，剴切地描述五年級寫作者歷歷走過的「恩義，啟蒙，和一種說不出的傷害，混攪在一起，像琥珀的稠膠」的時光，而後一代又一代更新更年輕的寫作者撲疊上來，攪和這鍋「在這個島嶼，這個年代，做這件事，它是注定貧窮的」的文學濁湯。在已是新世代認知中的「大前輩」的駱以軍眼裏，文學是迷醉身心的濃縮藥草毒液，也是那些陰暗處發生的傷害、暴力與悲愴的澄澈解藥：「我從前超愛符傲思的《魔法師》和艾莉絲．梅鐸的《大海，大海》，那正就是老人，全知的、博學的、擁有生命這一端的前輩，對一個年輕人，可以摧毀他、顛倒他的視域、手伸進去他最私密的內裏。這當然是一張像國際特工電影裏錯織交射的紅外線網陣、一座『紅樓夢城堡』，這應該是每個穿渡過去之人，都能心領神會。智慧、視野、知識、美的鑑賞力、人情世故……這些都得細細摩娑，或又洶湧而來猝不及防……這也是我當初寫《女兒》整本長篇，三十萬字想要張開的圖景；我們這一代可能同時是《新青年》潮浪的後續，可能又是最成熟的《儒林外史》的繼承人，這非常奇妙，我們的書單裏必然有《少年維特的煩惱》這樣朝最激切純潔光焰奔去的基因，但我們卻又讀到張愛玲的《雷峰塔》，那種古老、嵌死、如圍棋布局的繁複人際之網，為之心醉神馳。我們知道那種話語的虛實進退，陽奉陰違，爾虞我詐，長不出美麗的文明之花；但同時，它或已然是我們這個文明的細密畫掛氈。」
在這時代，寫作能得到的現實報酬既然如此，但這孤獨自冷的熬湯過程之所以迷人，因為其本身即是「一種贈與」，是一定程度的自傷自戕，也是於極孤獨淒冷中自體內自動煥發熊熊熱能的自療魔術。作為一個經歷並洞穿那「一整個三十年子彈射出，飛翔，到下墜的全景」的目擊者和過來人，對於世代經驗相對更加貧瘠的年輕一輩，駱以軍多懷感慨：「如果說新文學（或西方現代小說）從歐洲大小說家的客廳炸出火焰，距離現在也不過一百年，我們的前輩在學習這種『現代文學的交涉』時其實也在摸索：從某某前輩作家的客廳、明星咖啡屋、同仁期刊、文學雜誌、報紙副刊、出版社到後來的文學獎，文學其實又牽涉太多國家機器後面的線路，所謂的文壇，當然就是愛麗絲夢遊記的各式《變形記》。」
時代環境、資源分配、權力流動……這些問題在不同世代都緊扼住寫作者的咽喉，對於客觀情况更險峻難行的下一個文學世代，駱以軍充滿了柔軟的同理心思：「我的上一代是非常幸運的一代，他們恰在文學生涯的青年至壯年期，遇到台灣解嚴、媒體開放、出版爆炸的年代，似乎文學市場給予他們成為最好的專業作家的年代。但到了我這代，則真如穿過換日線，全球化翻譯小說的鋪蓋乃至網路的演化巔峰，如今是文學與出版的寒冬，我這一代的創作者真正嗅聞到後面的年輕創作者的滅絕空氣，他們的環境太惡劣了。現在的三十多歲的懷抱着文學夢的青年，幾乎不可能以專職寫作維生，這種世代的漏斗狀驟縮生存通道，恰又遇到台、港與中國的變局，我覺得一種豐饒世代和貧瘠世代之間應該要對話、說情的空間不見了！這扇旋轉門被卡死，讓我非常迷惑。」
當前一代寫作者掌握着副刊、媒體、文學獎與出版社，去觸摸、揑塑與割分文壇的真血實肉，年輕寫作者亦有他們的戰場：網路。他們如游擊軍流竄於facebook、BBS和各個社群、論壇、留言平台，於各座零星戰場上鳴鎗亮彈；這是虛擬的戰爭、是長期蹲踞在貧困底層之心的戰火：「其實文學本來就該有各式各樣的戰鬥、論戰，但它們常成為化石岩層，對後輩來說，都是一個窟窿一個窟窿的珊瑚森林。很多網路上逐浪而湧上的文學論戰，好像是在為一個將要消滅的文學世代而戰，一切好像要從頭開始，沒有那個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客廳，沒有波赫士和他有人的咖啡屋，沒有赫拉巴爾的酒館，這對我來說是文學森林得了白化症的景觀。我不知道，是否這一百年的文學啟蒙，只是一個永劫回歸的青年藝術家的畫像的重複閃曝？我們讀後來的張愛玲，還是那蒼白少女活在一個病態的、腐臭的老人幽靈之塔啊……」
駱以軍捻熄手中最後一截菸身，所有他看過、他體會過、他置身其中或僅僅旁觀過的親愛爭執撕裂結好等總總，就像摻和了雨水的菸灰般已無顏色，氣味的餘緒卻仍鮮明：「其實，我面對想像中的後輩，他們可能比我年輕時，對於走這條路的慘烈、一無所有，更世故且知道怎樣在那荒原走下去，或更通徹相濡以沫的道理。」
對駱以軍印象最深的一點，除了那顯目的高大身量，就是他抽很多很多菸這件事；這些被他點燃、呼吸然後棄置的菸的身影，幾乎都被寫進了各篇訪稿。煙霧繚繞，使小說家的輪廓隱入一團白色素描，成為專屬於他的一行草寫、一段出場的背景樂、一副無形無重的冑甲。
菸蒂造出非常適合駱以軍的效果，像一個比喻：在必須世故親善的重重纏裹底下，仍有一個藏身盔甲內部，睜大眼睛、注視這霧中風景般變化莫測世界的少年，像村上春樹所描寫的石頭般沉默強壯、具有深深意志的海邊的卡夫卡，躲藏在成人身軀內如統治荒蕪星球的小王子。
我不敢說自己「認識」駱以軍，頂多能說我確實「讀了」駱以軍；無可諱言，五年級小說家對我所隸屬世代的影響極深，像看不見的電磁波在時空裏滑行傳遞，那些小說經過二十年的醞製酵釀，時光的長度恰好使一切熟成，碰到這批也許當時也才二十歲左右的讀者，兩端的波長神祕地契合，在不同時空結構相似的心靈裏產生巨大的感應。
我們是捧讀駱以軍長大的一代，他的名字之於我們彷彿一道激醒意識的電流，為往後二十年裏年輕苦悶的少男少女，輝耀滿室魔幻琳瑯的小說鐘乳石。
這天的台北不講情義，雨無賴地一陣陣亂潑，冰冷的雨滴打濕每一座台階每一雙腳，我們一邊整理身上狼狽一邊暗暗希望他稍稍遲到，抬眼卻見一個頂着黑傘的身影跳避雨漥闖蕩而來。
他攏起傘身燦笑說了聲：我到了。遂教人不自主地想起那些詩：
那年冬天
我耽迷於鋤地耽迷於種植
在詩和頹廢的荒野
（駱以軍《棄的故事》）
文．蔡琳森、崔舜華
人物攝影：蔡琳森
統籌：冼偉強、袁兆昌
編輯：袁兆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