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歲末，要我參加的多種社會文化活動突然擁塞在一起，因此我也變得“
重要”起來，一位朋友甚至誇張地說，他幾乎能從報紙的新聞上排出我最近的日
程表。難道真是這樣了?我只感到渾身空蕩蕩、虛飄飄。
實在想不到，在接不完的電話中，生愣愣地插進來一個蒼老的聲音。待對方
報了名字，我不由自主地握著話筒站起身來：那是30年前讀中學時的語文老師穆
尼先生。他在電話中說，30年前的春節，我曾與同班同學曹齊合作，畫了一張賀
年片送給他。那張賀年片已在“文革”初被抄家時遺失。老人說：“你們能不能
補畫一張送我，作為我晚年最珍貴的收藏?”老人的聲音，誠懇得有點顫抖。
放下電話，我立即斷定，這將是我繁忙的歲末活動中最有意義的一件事。
我呆坐在書桌前，腦海中出現了60年代初歡樂而清苦的中學生活。那時候，中
學教師中很奇異地隱藏著許多出色的學者，記得在初中一年級時，我們自修課的
督課老師竟是著名學者鄭逸梅先生，現在說起來簡直有一種奢侈感。到高中換了
一所學校，依然學者林立。我的英語老師孫玨先生對英語和中國古典文學的雙重
造詣，即便在今天的大學教師中也不多見。穆尼先生也是一位見過世面的人，至
少當時我們就在舊書店裡見到過他在青年時代出版的三四本著作，不知什麼原因
躲在中學裡當個語文教師。記得就在他教我們語文時，我的作文在全市比賽中得
了大獎，引得外校教師紛紛到我們班來聽課。穆尼老師來勁了，課程內容越講越
深，而且專挑一些特別難的問題當場向我提問，我幾乎一次也答不出來，情景十
分尷尬。我在心中抱怨：穆尼老師，你明知有那麼多人聽課，向我提這麼難的問
題為什麼不事先打個招呼呢?後來終於想通：這便是學者，半點機巧也不會。
哪怕是再稚嫩的目光，也能約略辨識學問和人格的亮度。我們當時才十四五歲吧
，一直傻傻地想著感激這些老師的辦法，憑孩子們的直覺，這些老師當時似平都
受著或多或少的政治牽累， 日子過得很不順心。到放寒假，終於有了主意，全
班同學約定在大年初一到所有任課老師家拜年。那時的中學生是買不起賀年片的
，只能湊幾張白紙自己繪製，然後成群結隊地一家家徒步送去。說好了，無論如
何也不能吃老師家的，怯生生地敲開門，慌忙捧上土土的賀年片，囁嚅地說上幾
句就走。老師不少，走得渾身冒汗，節日的街道上，一隊匆匆的少年朝拜者。
我和曹齊代表全班同學繪製賀年片。曹齊當時就畫得比我好，總該是他畫得
多一點，我負責寫字。不管畫什麼，寫什麼，也超不出10多歲的中學生的水準。
但是，就是那點稚拙的塗畫，竟深深地鐫刻在一位長者的心扉間，把30年的歲月
都刻穿了。
今日的曹齊， 已是一位知名的書畫家，在一家美術出版社供職。我曾看到
書法選集乃至掛歷上印有他的作品，畫廊也有他的畫展。當他一聽到穆尼老師的
要求，和我一樣，把手上的工作立即停止，選出一張上好宣紙，恭恭敬敬畫上一
幅賀歲清供，然後迅速送到我的學院。我早已磨好濃濃一硯墨，在畫幅上端滿滿
寫上事情的始末，蓋上印章，再送去精細裱裝。現在，這卷書畫已送到穆尼老師
手上。
老師，請原諒，我們已經忘記了30年前的筆墨，失落了那番不能複製的純淨
，只得用兩雙中年人的手，卷一卷30年的甜酸苦辣給你。
在你面前，為你執筆，我們頭上的一切名號、頭銜全都抖落了，只剩下兩個
赤誠的學生。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才能超拔煩囂，感悟到某種跨越時空的人
間至情。
憑藉著這種至情，我有資格以30年前的中學生的身份對今天的青少年朋友說
：記住，你們或許已在創造著某種永恆：你們每天所做的事情中，有一些立即就
會後悔，有一些卻有穿越幾十年的重量。
ps.有看過港片《蝴蝶》的朋友們，對這篇文章有點印象吧!
余秋雨的三十年的重量，想送給曾經教導過我的老師(們)，謝謝您(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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