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的辦事效率有時候是全世界第一流的,當他們有強烈的企圖心或政治上的目的時。這是他們的一個優秀傳統。當他們還在與老蔣鬥爭的內戰時期,他們的八路軍可以夜行百里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吃掉措手不及的國民黨部隊;他們可以風風火火的開展世紀偉大的三峽工程,讓上百萬的原居民在最快的時間內,大規模的集體移民,而稍後的台灣,卻要為是否興建核四而爭論不休;1998年的洪水災難,他們可以快速動員全國的力量投入搶險救災,並隨後展開一系列的災後重建工作,而稍後1999年的台灣921大地震,在事隔一兩年後,仍有許多災民住在簡易房裡無法及時重建家園;當[三講教育]全面的運動開來時,一些官員在進出特種營業場所時,就顯得較為謹慎而不願張揚,免得受到批判影響前途,政策的威力無遠弗屆。如果你有機會與市井小民聊天,十有八九會對共產黨有許多怨言,但卻有不少人仍會作這樣的結論:[中國這麼大,人口這麼多,沒有共產黨,還真管不了!] 也有一些不滿現狀的老百姓會天真的幻想:[如果讓國民黨取代共產黨來統治中國,可能日子會更好一些,像你們台灣人一樣,都很有錢。]問題是, 2000年台灣大選變天,國民黨下台,與之鬥爭了數十年的共產黨人頓失了傳統對手,一下子變得有些寂寞,只差沒說:[還真有點想念國民黨]呢?!
當台灣還在民主的泥沼裡匍葡前進,而經濟實力在下滑時,大陸的專制威力卻發揮高度的行政效率,屢見其功,經濟實力則不斷提昇。
一旦脫離社會主義所在乎的[主旋律]之外,人民(包括台商)仍必須適應[真理與事實]之間互相衝突卻必須找得到平衡點的一種的生活態度。[為人民服務]向來是純正的共產黨人最高貴的政治信念,但層層官僚由上而下,不見得每人都有這種操守與修養。在中國,只有共產黨員才能掌握主要的政治權力,才有資格坐在任何階程的政治頭把交倚上,這就是所謂的[共產黨專政]。所以,你面對的許多官僚,尤其是領導級的,多半是共產黨員。既然所有的公務体系都是由共產黨所領導的,所以人民的任何大小生活事務,無一不受其影響與主導。政治高度切入到生活,也只有在中國能深深體會。與解放前的封建社會在實質上沒什麼兩樣,如果今天遇到了一個好官,是老百性的福氣;遇到了一個鳥官,也只能自認倒楣。
老百姓如果要改變不合理的現狀,或許可以撥打類似[12345,有事找政府。]的市政府專線投訴,但這只在少數城市實施,而且還要端看行政首長的決心與執行者的態度。他們也有類似的[行政訴訟法],讓受委曲的行政傷害有申訴與救濟的管道,近來[民告官]的案例多所增加,而且勝訴的比例也增高,這也成為他們法制進步的一個象徵。在共產黨的組織裡有一個所有黨員都忌憚的[紀律委員會],專門約束,監督與處決黨員們的不法行為,但其成效還須端看主其事者的自覺性與黨性,握有這種權柄的人,如果同流合污或自甘墮落,那麼在他們所處的黨組織及地區裡,反而成為一個互相掩護的違法集團,成為一個攻守同盟的[官官相護]網絡;一旦有這種情況,想突破瓦解,唯靠更上一級甚至驚動[中央紀律委員會]強力介入,經過一番鬥智鬥法才能釐清案情,捉拿歸案。共產黨不大喜歡家醜外揚,所以一旦有高官被揪出來,總會讓人聯想到政治鬥爭。
他們還有一個全世界很獨特的[信訪局]行政組織,這是一個法制系統外的人民自力救濟的特殊管道,講白一點就是告御狀與接受告密的部門,專門受理來自全國各地的投訴案件與喊冤事件。這說明了他們的法制基礎薄弱與地方[官官相護]的惡勢力現狀,使得許多案件無法在基層社會就得到公平與正義的對待。雖然每天的信件堆積如山,案件真正能受理,可能要耗時費日。有些賺人熱淚的案件,如[秋菊打官司]般要耗損小老百姓的許多精力與金錢,這些無助的小民通常是受了奇冤大辱不得雪,只好走上漫長的上訪之路。這些意識堅強的苦主,在見到了接待他們的官員時,有時會長跪痛哭,猶如見到了[包大人]一樣的縱情傾訴,而聽後動容的青天大老爺也會拍案而起(許多媒體在報導這類事件時,都會以這樣的敘訴來形容官員們的反應。),而當他們的案件引起足夠的重視,並被媒體報導,學者與讀者產生熱烈反響後,通常能得到解決.昭雪之後的苦主,會由衷的說出他們的感動心情:[我就不相信在共產黨的天底下,會沒有正義.感謝黨給我平冤昭雪。]每當看到這種畫面,我都有一種時空錯置的深沉悲哀。是的,正義之劍拿在欽差的共產黨員手裡,但是當初讓小老百姓吃足苦頭的邪惡之劍,許多也是出自不肖的共產黨員。當政府與政黨畫上等號融為一體時,[成者也是它,敗者也是它。] 共產黨的包袱何其大也!
媒體輿論的監督力量,在一定範圍內也起到了一些作用。但任何活潑生動或尖銳深刻的報導批判,都還是本著體制內改革的基調,必須在中共所允許的[主旋律]上跟隨中央的腳步翩翩起舞。如果走調,踏過意識型態所能包容的界線,恐怕就凶多吉少。我問過一些熟識的記者,他們有多少自由的尺度可以發揮?答案通常是一個曖昧而含蓄的微笑。有些較具獨立思考能力及國際觀的人,明白他們的局限,但他們不會破壞團隊紀律去觸碰國家的禁忌,他們熱愛國家(在中國,愛國等於愛黨。),生活過的不錯,不必自討苦吃;有些拜改革春風之賜,吃共產黨奶水長大的鐵桿信徒,根本不用去思考這些問題,他們跟我一樣,都是隨著自己[祖國]經濟起飛同步成長的一代,看著祖國一天天的強大,在奧運會上拿下無數金牌而為身為中國人而自豪的一群人。如果說解放前白色恐怖的老蔣專制政權底下,還有一些敢說真話,具有批判性格與顛覆力量的左派作家,那麼現在的中國境內恐怕找不到這些另類的非主流聲音。這並非是老蔣時代言論比較自由,而是共產黨更具備有統治這個龐大國家的能量與技術。
一個市級的生活小區,多年來一直用不上自來水,老百姓請願多年,歷任多屆市長始終沒有處理,但如今的一屆新任市長把這事情給解決了,於是我們看到了老百姓在電視上稱讚:[感謝共產黨,黨的政策好!]殊不知這本來就是政府早就應該做的事情,而老百姓卻很善良的把它當作是一種恩賜。
一個拔扈的村委書記把村裡的集體財產揮霍怠盡,但卻能年年獲得[十大文明村]稱號,並且在官場上節節高昇幹上縣長,一些政蹟被評為先進事蹟,被上級黨部號召全體黨員向他學習。但後來一些貪瀆罪狀被揭露後受到黨紀處分並被定罪,於是他又變成了負面教材,在反腐敗鬥爭的宣傳中,他又成了從小就是壞胚子的典型。
一個銀行儲蓄所的小行員,面對搶劫歹徒時無所畏懼,在被砍了七十幾刀後力保了[人民的財產]不受損失。這樣的感人事蹟被報紙頭條連篇的報導了好幾天,在表彰大會上,上級領導終於同意了她的入黨申請,准許她成為[預備黨員]。在這之前,她的入黨申請書已遞上去了有十七年。這十七年當中,沒有任何領導認為她具有成為黨員的資格與素質,直到她通過了這次的考驗。她躺在醫院療傷,並為這以命換來的遲來的榮譽而感到驕傲。同類的英勇事蹟也發生在其它人的身上,但有些人運氣較差當場犧牲,不過卻直接被追贈為正式的[共產黨員],不必[預備]就跨過了這個神聖的門檻。
[共產黨員]在中國是屬於社會的[精英份子],他們被賦予了強烈的民族,歷史,社會與政治上的高度責任感。[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他們隨時提醒老百姓,只有共產黨能帶領中國擺脫窮苦貧困,走向國富民強的康莊大道,而改革開放二十餘年來,他們也的確用事實在證明這一點。早期的共產黨員都是浪漫的愛國主義者,他們的崇高情操如果我們能設身處地的去體會,也的確蠻令人感動的。許多解放戰爭的戰士,在陣亡前掙扎的顫抖的拿出身上的幾元錢,交代他們的戰友,請他們代為轉交本月的[黨費],而後才嚥下最後一口氣。在那個狂熱的年代,這是一種至高無上的道德標準典型。然而,這種浪漫的熱情,歷經[文化大革命]的折騰之後,就變得冷靜而實際了,共產黨與老百性也變得比較現實一些,這種現實其實也就是一種覺醒。共產黨這個[家長式]的政黨,在走出錯誤的困境時,仍必須費心的包裝他們的家傳包袱,否則就失去了當初取得統治基礎的立身法寶,於是也因時制宜的巧妙變身,變成了不同傳統卻現代化,專業化,年輕化了的共產黨。唯一不變的是他們堅持掌權的本質。這種本質沒人敢去改變它,在這個立場上稍有軟化的人就會有趙紫陽的下場,對於[政治生命]就是一切的共產黨員而言,沒人敢也沒這個能耐去下這個賭注。在這個集體制約的大環境之下,我們不能幻想會有戈巴契夫或李登輝這樣的[体制內終結者]出現。
我們罵人家是[土匪],除了是因為我們曾在歷史的交手中,遭到[共匪]的竊據國土而偏安一偶,臥薪嘗膽的國民政府教育了我們必須認清他們的本質而得到的先天印象之外 (不好意思,他們也稱老蔣是蔣匪,是反動政權。) ,幾年來大陸方面對我們的霸道行徑,如外交上對我們的圍堵,政治上對我們的文攻武嚇,民間交流上發生的一些慘無人道的刑事案件,台商投資上所發生的一些被坑被騙被行政勒死導致血本無歸的無數案例,都加深了我們對彼岸的暴虐印象。我們會想不通,同樣是黑頭髮黃皮膚的[中國人],同樣是一樣的歷史文化語言背景的[同胞],為什麼就是有點[不一樣]? 兩岸也不過就是分隔一百餘年(從日本人統治台灣開始起算)或五十餘年(從
1949年國民黨政府退據台灣開始起算),怎會差那麼多?
如果從兩岸這一百年來的歷史發展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就不難找到答案。
這一百年來(整整一個20世紀),兩岸的歷史雖有共通與互動之處,但卻自成一個系統。從馬關條約之後,台灣就從[中原文化]之中逐漸淡出,並淡入了殖民地色彩的[日本文化],皇民化教育讓台灣人先被洗了一次腦(雖說洗得不是很徹底)。而這五十年,中國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新的思潮,交替的政權,社會的劇烈變動與連年的戰火,把這塊古老卻又超穩定的封建土地翻了好幾遍,而同時候的台灣雖也受到波及,但卻相對的處在另一種型態的穩定與不同的變化。這是兩岸在文化上第一次拉開了距離。
1949年蔣介石帶了為數眾多的外省籍軍隊與移民來台,一下子改變了台灣的既有格局與文化生態.台灣人民從[哈日的情結]中被拉了回來,並被強迫惡補丟了多年的[中原文化]。我的父親當時已是一個日語說得非常流利的有為青年,但仍必須吃力的重頭學習 ㄅㄆㄇ,以便在未來數十年的公務員生涯之中跟上外省籍長官的腳步。他當時大概不會想到,他的那口[台灣國語],有一天會成為台灣華語環境的主流腔調;一些擁有說標準流利國語的演員,也要試著會說這種腔調或者乾脆要會說台語,才能獲得更多的演出機會,並得到觀眾的青睞;當然,他更想不到將來的中華民國總統,也是說這種腔調的。
我問過一些外省籍的朋友,他們承認早期來台的外省人,在文化上的自我感覺的確是比台灣本省人更具優越感.是的,從大陸來的人見過較多的世面(雖然有些是不堪回味的世面),除了政治上的優勢外,他們也是新時代流行通俗文化的領導者。當時的[舞廳],是台灣光復後最早萌芽的歡場主流,標緻的舞小姐幾乎是大陸來的外省籍靚妹。以上海風韻的標準來看,樸實的台灣女人就顯得[土土的],還擺不上檯面。兩岸相隔的第一個五十年,就顯現出文化上的巨大差異,第二個五十年就更不用說了。
後五十年的兩岸文化,由於政治上的分隔而各自發展,卻在內涵上漸行漸遠,甚至分道揚鑣.一個從[美式的資本主義]出發,一個從[俄式的馬列主義]出發,兩邊的腦袋放的是不同的意識型態,經過雷同的強人政治高壓洗腦,兩岸人民的思考模式與生活方式,已是千山萬水,完全異質化了。這五十年,世界在變,兩岸也都在做實驗。一邊創造了經濟奇蹟,累積了傲人的財富,並養成了一批高學歷且勤奮的中產階級;一邊卻是傷痕累累,惡夢般醒來,大家卻依然還是一窮二白的無產階級。這是兩岸在文化上第二次拉開了距離。
兩個世紀強人差不多時間辭世,其第二代的繼任者也都比較務實的從歷史的迷霧中小心的往前看。兩岸繼續在做實驗.一個在經濟保持增長的前提之下,更大膽的往政治改革的道路上探索;一個如初春的驚蟄,腳步雖然蹣跚卻快速的如饑似渴的前進,恨不得補回冬眠之後浪費掉的青春,窮怕的受夠氣的人民要真正的站起來。
近年來,中國的國勢日盛,連世界超霸的美國都要把它視為潛在的假想敵,甚至已有人在讚頌現在的中國是[太平盛世]。而現在的盛世繁榮,實在也是歷史的因緣際會,主客觀條件成熟交匯使然。
他們本來就是草莽出身,一窮二白卻骨頭硬朗,歷經磨難,飽受欺凌,但仍能活得下來的一群人。他們擅於與天鬥與人鬥,擅於在最艱苦惡劣下的環境生存,他們是從蠻荒的叢林與人性的幽谷裡走出來的戰士。當西方國家在高度推進文明,並享受文明帶來的富裕與安逸生活的同時,他們用了一二百年的漫長歲月,接受世間所有的苦難與煎熬,並且憋足了氣。一旦讓他爆發,那是一種何等的威力?
現在的[中國人]已是一個基因重組過後的新物種。你已經很難在他們身上找到[謙遜],縱然在表象上仍時有[卑微]的身段出現,但那只是一種[偽裝],一件叢林裡穿出來的彌彩裝。你會發覺,逐漸出頭的他們愈來愈自信,愈來愈膨脹,那是一種壓抑過久解放後的氣燄。他們可以說[中國可以說不],因為他們知道自己越來越有能力,西方的神話正一點一滴的被他們戳破。
他們把許多傳統的美德與邪惡很成熟的高度結合,以便適應未來的生存挑戰。因為他們吃了太多的苦頭,所以不得不從中獲取教訓來武裝自己,這都是他們祖祖輩輩歷經磨難所累積下來的智慧。
我們與其稱他們是[邪惡],不如說是[本能],一種進化過後不自主的本能。像是外星[異型]一般,很純脆的選擇對他們的生存與成長最有利的方向伸展與出擊。時機未到時可以高度忍耐與等待,到了必要的時候,就毫不留情一口咬掉。他們不會有任何歉疚與道德的掙扎,什麼事最有利,就是最好的道德。
藏在他們體內的[一顆紅心],既耐操又堅韌。如果我們在那個地方得到任何的好處,感受到任何的善意,享受到任何的溫柔,請記得在適當的時候懂得回饋。他們既記恩,但更記仇。凡是曾在他們家撒過野的,他們會在將來的某一天以某一種最適當的方式報仇。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也記得他們是講[唯物論]的國家。我們不能以台灣習慣的[唯心論]或[八卦]一類的思考方式來認識他們。如果我們在那個地方遭遇到一些很原始的粗野對待,或是發覺[將心比心]不管用時,就請你轉換一種[物化]的角度來審視一切發生的事情,並從中找到對策,那麼你會比較容易釋懷.我們必須在那個地方也把自己武裝起來,把心練得堅強一些,然後再放下身段好好玩一玩。
台灣與大陸之間,感覺上很相同,但卻又如此的[不大一樣]。我們必須認清他們的背景,並了解兩岸的差異點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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