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我查閱大陸的網站，讀到這麼一則消息，內容大致是講日本的鹿兒島議會當局有個決議，規定日本的青年人到訪中國的時候，不准參觀南京大屠殺的紀念館。我無法準確回顧新聞的細節，但是內容大致是如此。從這一則消息，很明確透露了一些信息，表明了當今不少日本人的心態。我相信不少人和我一樣，對日本人面對往日的錯誤的態度上表現得如此醜惡，怯弱感到十分困惑。為什麼他們不能像德國人一樣勇敢誠實的承認錯誤，為何終戰已經超過五十年，日本人還是處處逃避往日的罪行，甚至設法掩飾歷史的錯誤。那個困惑一直擱在某個角落，我也很少認真的探討，直到最近這個問題透過閱讀，有些隱誨的角落才逐漸顯出清晰的輪廓。
本書（Wages of Guilt，中文譯作德國與日本的省思）從1991年波斯灣戰爭發生時切入，從德國人對此一戰爭矛盾糾結的情結談起，然後探討二次大戰後德國對戰爭普遍性的恐懼、厭惡，進而比較了德日兩國各自的反應，從諸多方面考掘這兩個民族對戰爭的態度。作者旁徵博引，觸及的層面廣泛而深入，的確能引導讀者從各種政治立場的角度，來理解這兩個民族在戰後面對自己歷史罪行的態度。作者Ian Buruma是個荷蘭人，但卻在日本受過教育，並且長期駐留亞洲，所以他腳踏東西兩方，對兩種文化都有相當的理解。他所呈現的雖然仍舊是西方的觀點，但是卻沒有因而偏坦傾斜，反而因著多重角度的陳述，使他的立論相當有說服力。
作者走訪二次大戰期間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可說是傷痕最深的城市﹔Auswitz廣島及南京，企圖透過這些城市探討戰爭的意義，也檢視不同的政府如何經營這些傷痕所透露的意義。而這些城市中最富爭議的就是廣島，我的意思是廣島在日本政府的經營之下，產生了一種一面倒的形象。撰寫廣島原爆紀念碑文的教授雜賀忠義如此說：『廣島原爆的浩劫，是二十世紀人類文明永難洗刷的最大原罪。』而日本政府也是著力甚深，企圖把廣島塑造成一座充滿宗教氣氛的城市，充滿歷史悲壯情懷的地方。在這種情懷之下，日本人強調自己是戰爭殘酷的受害者。但你卻無法在這種悲情的氣氛下，找到日本人悔悟的痕跡。他們鑄造和平的形象，卻有意迴避自己乃是戰爭的發起者。
可以說日本人有意規避戰爭的責任，和他們成為原爆的犧牲者有相當的關係。因為他們親身體驗這種切膚之痛，所以無形間他們也就原諒自己發動戰爭的責任，甚至逃避對自己的譴責。用作者的話說：『他們一方面以原爆受害者的身分抱怨戰爭的可怕，另一方面，又以人類文明原罪犧牲者的形象，自詡為和平的傳道者，大加宣揚他們的廣島精神。』正因為日本人難以忘懷所受的傷害，所以她們有意無意的認同猶太人在二次大戰中受害者的角色，甚至也把自己塑造成這種受害者的形象。他們只記得廣島是受害深重的城市，但卻遺忘另一座受害更深的城市南京。這種遺忘與規避當然產生了嚴重的失衡。
從下面這個事件可以理解日本人規避歷史真相，不願坦然面對自己醜態的心情。當然這對所有強調恥感文化的民族這並不難理解。就像我們看到電視新聞上，許多因犯罪被逮捕的嫌疑犯，除了想盡辦法遮掩，還極力強調自己的清白一樣。作者提到八零年代日本有位市長建議在廣島和吳港之間的小鎮上，建立一座Auswitz集中營紀念館(這就是他們認同自己是美國種族主義受害者的表現，正如猶太人是納粹德國的受害者一樣)，這個構想得到了這兩座城市居民的支持，廣島市府也初步核准了這個計畫。不料，有些和平主義份子堅持在這座紀念館一角，也該另建一座追悼南京大屠殺的紀念館，這個計畫就胎死腹中了。
也許我們會問，為什麼日本人重廣島而輕長崎呢?書中的披露使我恍然大悟。原來，長崎在戰爭期間是供應日本武器的大本營，所以自然也就成為美軍轟炸的重點，除了長崎本身受創，周圍鄉鎮的軍火工廠也受到嚴重的波及。其次，戰爭期間，日本強制驅趕許多基督徒，將之集中監禁，原爆的中心地點就是在監禁的所在，他們平白成為戰爭無辜的冤魂。所以在這些因素底下，大事睻染廣島無辜的形象，蓄意隱藏長崎受創的事實，也是策略上的需要，以免引起無謂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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