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評論 青年/參政/現身/行動 在貌似歌舞昇平迎接千禧的歡樂氣氛中，一群以青年做為主體的我們，要對這個即將走過的世紀做出最嚴厲的批判，我們要對台灣當 今以發展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型態，一種認為經濟增長是社會進步的先決條件的錯誤走向，進行阻止。 我們要問的是在過去的所謂『台灣奇蹟』式的發展，究竟是為誰 發展？什麼在發展？難道發展是不帶有反省，無止盡的向『錢』進嗎？ 經濟增長是否就等同於改善我們的生活環境呢？在經濟增長的過程 中，社會中不同屬性的社群所付出的代價又是什麼？ 豐富如台灣，怎能只有GNP以及GDP作為量度？這些指標是無法同時反應『生活素質』『社會福利』以及『進步』的程度！更何況， 這些經濟指標是無法將一些沒有進入貨幣流通的勞務納入計算，如女 性的家務勞動、社區間的組織服務，以及一些社會運動的無酬甚至負酬勞動皆是。所以，在迎接千禧的同時，我們還要實踐下一個屬於我 們的世紀，再現美麗台灣的富饒風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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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登於：「新世代青年團」（http://192.192.148.27/capital/）的「青年評論」專欄 2000年8月18日

階級鬥爭與協商機制

協商是工運的全部！？ 近來勞基法部分條文修正案-第三十條縮減法定工時的部分，在當下這特殊的政治局勢裡，意外成為各政黨角力的舞台，長期以來的政商怪獸國民黨，竟彷彿成為勞工福祉的代言人，主動提出看似比行政院版本一週44工時更進步的兩週84工時的提案，並挾其在立法院過半的優勢，硬是讓國民黨版的提案闖關成功。


我們可以發現有些勞工團體在這整個過程中，出現了許多問題。在政治鬥爭的層次上，無不隨著政黨或行政院的政策走向而起舞，完全喪失對政策的主導權與詮釋權，而工運團體的主體性也淪喪殆盡，其中以勞工陣線的表現最令人錯愕。勞陣在台灣工運發展史上有其貢獻，對於勞工議題上也取得一定的發言權。但勞陣對於這次縮減工時議題的立場令人質疑，除了公開讚揚協商機制打開了勞資政三方溝通的大門，也認為協商的成果應珍惜云云。殊不知能有這次勞資政聯合協商的機會，完全是一個特殊的政治形勢下的產物，勞工團體不應沾沾自喜。因此，當勞工陣線曾文生將協商的機制無限上綱，並說「站在勞工立場我們認為最有價值的並不見得是法定工時向下修正，而是在協商過程的最後階段由勞、資、政三方所簽訂的共同協商決議」（今年6月22日「勞動者電子報」），而6月17日勞工陣線的新聞稿也公開提出「工時三階段論」－－先實施44工時，兩年後實施42工時，最後便可達到40工時，這種說法實在是太過天真，而且擺明了就是在為行政院的版本背書，我們不禁要為勞工團體出現這樣的言論捏一把冷汗，如果今天已經通過對勞工更為有利的42工時法案，為何還要堅持44工時的版本？而且目前資本家已透過各種管道向政府施壓，依照慣例，執政者一定會以犧牲勞工權益的方式－制定配套措施，向資本家示好，我們怎麼能期待執政者所給予的承諾？站在勞工的立場，我們不知勞陣堅持的理由為何，我們甚至認為勞陣已經違背勞工階級的利益，淪為新政府錯誤勞工政策的發言人。


把協商擺在如此高的位置，無疑是「本末倒置」的。事實上，我們並非完全否定協商機制的功能，但勞工團體必須思考的是，協商只是階級鬥爭下的一種手段，而非全部。我們必須體認到勞資雙方是對立的兩個階級，其階級利益是相互衝突的，這個事實不會因為他們坐在一起協商而有所改變。協商只是勞方在爭取其階級利益時，與資方或統治階級談判的一種管道，而非最後的目的。如果這些勞工團體如此執意於協商的成果，無疑是扭曲了階級鬥爭的實質意涵，他們以為形式正義可以取代實質正義，事實上協商機制走到極致，便會淪為一種讓步及妥協，如此一來，工運團體的位置又要放在哪裡？


勞陣的主張，無疑是放棄了基層工人鬥爭的可能性，似乎只要依賴工會幹部爭取合理的工資及較好的福利，基層工人便能在家「翹腳捻嘴鬚」了，但諷刺的是，就算是在這種經濟鬥爭的層次上，勞陣與全總似乎也沒有堅持較高標準，竟然捨42工時而就44工時。基層工人在這過程中，其處境是危險的：依賴工會幹部代表協商的結果，不僅失掉自己運動的主體性，無法掌握協商的主軸與動向，如果協商結果違反工人的利益，這可不是換掉工會幹部便可了事的，因為難保下次協商不會有人出賣工人的利益啊！由此觀之，依賴協商模式對工人不但沒有好處，只有絕對的壞處。總之，基層工人必須站在階級運動的主導位置上，成為階級運動的火車頭。


最近勞委會、經建會又提了幾個對勞工極為不利的配套措施作為刺探勞、資反應的風向球；從事階級運動的各工運團體同志們，是否已準備好要迎戰呢？還是只想躲在協商機制後面玩自己的？這是一個重要的時刻，每個工運團體都應該站穩階級的立場，一起來面對資方與統治階級的反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