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發展論下的外移口水戰
最近兩個星期以來，台灣對於八吋晶圓廠得以外移至大陸與否的問題震蕩不已，贊成者與反對者以民族主義為核心各擁立場拉距的結果，一方面將一切的問題化約成非黑即白的零合競局，另一方面為求號召最大多數民意以儘速打擊對方取得勝利，卻拿應該作為反省焦點的台灣產業與經濟發展模式作為無可置疑的前提，形成表面歧義，實質上一致地強迫台灣民眾只能在唯發展論的層次上進行思維。
相信誰都無法否認，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奠基於政府於1973年主導設立工研院電子所，以及在各方不看好的情況下，強勢在1980 年成立新竹科學園區，而它的高度擴張甚至在國際上取得一席之地，台灣政府持續不斷地政策支援，更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我們可以這麼說，台灣半導體產業的發展，和台灣在1970、1980年代的政治經濟環境息息相關，當時的台灣上上下下皆以經濟發展為主要目標的氛圍下，不論是水電等自然資源，還是活生生的勞動力調動，都是台灣上下符應國家整體發展意識的基礎，並由政府作為起動機由上而下地推動完成。
也就是說，台灣的企業除了具備高度國際化的性質之外，更仰賴一個對政治經濟高度管制的政府支持與配合，以及對全國上下先求經濟發展再計後果的發展意識帶有強烈地孺慕之情。所以我們不難想見為什麼中國大陸會對台灣的中小企業及民營大企業產生「致命的吸引力」。
但這恰好卻是對台灣的發展經驗極端美化並沒有絲毫反省的結果，台灣在戰後的經濟發展固然有其成就，卻更帶來了許許多多無法抹滅的後遺症，包括持續擴大的貧富差距、環境生態長年污染破壞、勞工權益低落等等的問題。
所以當我們談論八吋晶圓廠是該留在台灣還是送去大陸的時候，首要該問的應該是，就是連號稱高科技的半導體產業都在全球經濟快速變遷的壓力下，在台灣還沒渡過幾年全盛時期便為求自保而必須向外疏散，在這裡不論是台灣還是大陸該不該思維一個不同的社會發展結構，而不是只求企業發展重複當前一方面競相竭澤而漁的老路，另一方面呈現高速淘汰的窘境。
但至為可惜的是，反對或是贊成八吋晶圓廠外移的雙方，都因為陷入自己的民族主義意識型態之中，而必須和唯發展論共舞。
反對的一方有鑑於半導體產業居於台灣產業經濟的關鍵地位及國際分工下的特殊位置，強調半導體產業外移不僅將掏空台灣的資金，並且將造成大量的失業，而半導體產業在台灣的集中培育下成長，現在卻打算忘恩負義絕情而去。
事實上，以泛綠陣營為主的反對方論點，卻是隱含了對過去國民黨政府以高壓強勢姿態執行產業政策以及甘居於歐美日政治經濟附屬國外交路線的默許與接受。台灣的高科技產業在歐美日等先進國的消費市場準入及智慧財產權的雙重箝制下，至今仍在尋找國際分工下限於代工角色及淘汰威脅的出路，在市場與技術始終掌握在它人手上，企業外移的號角其實是變相威脅的手段，要求政府能拿出更多的資源、更為穩定的水電、更能彈性使用的勞工，以及在與其它部門產業的資源爭奪中，政府能立即站在己方的立場。以致於新政府的政經政策在民族主義的包袱下，執行了許多民進黨作為在野黨時戮力反對並得以建立起其道德性的國民黨鴨霸政策，包括在經發會中大幅改惡勞動條件、環保法令，離譜的為廠商下跪說，以及在最近北台灣缺水時毫不遲疑地指示農業休耕，歷史的反諷莫此為甚。
至於贊同晶圓廠外移至中國大陸的一方，則基於資本外移是國力延伸的論點，強調儘速至大陸卡位是未來佔有其市場的先決條件，而將八吋廠外移，一方面可以解決生產設備老舊及產能利用率不足的問題，另一方面配套在台灣加蓋的十二吋晶圓廠將可以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
但就目前半導體的產業問題來看，我們必須同樣質疑泛藍軍為主的贊同方的論點。當前半導體產業主要是深陷於產能設備過剩以及市場萎縮的泥淖中，八吋廠已經無法開出產能百分之一百的訂單，在整廠轉進大陸後，再加上台灣新蓋、產能更大的十二吋晶圓廠，不是更惡化產能過剩的情境，到時半導體市場的不穩定性更高，就算台灣的晶圓廠到大陸卡位成功，別忘了去年各個高科技大廠雷厲風行的裁員減薪以及政府部門對此惡質事件的不理不睬，連現在的就業安全義務都作不到了，更遑論信誓旦旦地保證未來提升就業率，到頭來仍然是資本得利人民受害。
另外，密佈高科技大廠的新竹科學園區，除了龐大的產值積累及提供優渥的高薪之外，對於人民生活影響極大的環境污染、職業災害的案例也層出不窮，但由於外移爭論的反對方或贊成方將半導體產業的生存及經濟發展當成基本前提而不進行反省，深耕台灣只代表了對將持瀆造成的環保、勞工問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遠進大陸只表示了將台灣發展過程中的污染及勞工問題複製到大陸，而對比這兩方對於自身所號稱的為全民利益、以站在勞工立場批判紅頂商人，實際上對兩岸人民來說都是殘忍的欺瞞、原諒與遺忘。
所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台灣這次對半導體廠外移的正反意見，充斥著以台灣企業為唯一思考價值的利己主義觀點，不論是統是獨，皆將兩岸的人民當作可操作的對象，並予以模糊化，只作為信我國族意識及企業發展路線可得永生的依從者。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台灣從政治民主改革以來，隨之相應而生並且一定程度作為民進黨執政合法性基礎的各個社會運動，包括環境生態保護、勞工權益爭取、社會福利制度建立等等，在民族主義的撕扯下，已然漸漸被排擠到邊緣的地位，配合日趨庸俗化、簡單化的政治生態，這些社會運動除了呼聲日漸微弱，更成為各方政治勢力達成語言暴力的攻訐性武器，以樹立其道德正當性。我們必須說，當台灣對自身的歷史失去反省，將發展路線定位為一尊，並且將所有的社會運動力量邊緣化、工具化，那這將是台灣的最大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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