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評論 青年/參政/現身/行動 在貌似歌舞昇平迎接千禧的歡樂氣氛中，一群以青年做為主體的我們，要對這個即將走過的世紀做出最嚴厲的批判，我們要對台灣當 今以發展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型態，一種認為經濟增長是社會進步的先決條件的錯誤走向，進行阻止。 我們要問的是在過去的所謂『台灣奇蹟』式的發展，究竟是為誰 發展？什麼在發展？難道發展是不帶有反省，無止盡的向『錢』進嗎？ 經濟增長是否就等同於改善我們的生活環境呢？在經濟增長的過程 中，社會中不同屬性的社群所付出的代價又是什麼？ 豐富如台灣，怎能只有GNP以及GDP作為量度？這些指標是無法同時反應『生活素質』『社會福利』以及『進步』的程度！更何況， 這些經濟指標是無法將一些沒有進入貨幣流通的勞務納入計算，如女 性的家務勞動、社區間的組織服務，以及一些社會運動的無酬甚至負酬勞動皆是。所以，在迎接千禧的同時，我們還要實踐下一個屬於我 們的世紀，再現美麗台灣的富饒風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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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產業的發展
不應以犧牲產業工人權益為前提

岳生／新世代青年團

七月二十五日，為了反對工時縮減為雙週八十四小時，上千名中小企業雇主走上街頭，要求政府回復每週四十四工時的修法。他們聲稱，工時的縮減將使得傳統產業破產，這是政府用法律要逼傳統產業出走。

我們看到立法院通過雙週八十四工時的修法後，資方團體仍不改初衷地繼續阻擾法定工時的縮減，從私下邀約全國總工會要求齊向行政院施壓，要求覆議每週四十四工時，到策動大規模的集會遊行並以資金外移挾持新政權而提出延長變形工時、取消基本工資、擴大外勞引進等配套措施，其手段可說是無所不用其極。然而，我們卻也發現：勞資雙方包括國家機器的立法與行政單位，在這一個相當重要的勞動條件角力過程中，皆有意無意地服膺於一個相當弔詭的前提，而且在這一前提之下導入了縮減工時的「可行性」、「合理性」與「正當性」的討論。這一前提，即是承認工時的縮減將對經濟發展與產業（特別是傳統產業）競爭力，必然造成一定的衝擊與影響。這使我們產生了一個錯覺：站在勞方的立場望去，工時的縮減所打擊的，卻不是企業、資本家的利潤，而變成是被無限上綱了的、與企業利潤率劃上等號的經濟發展與競爭力概念。

究竟，工時的縮減是否會造成商品產量的下降、經濟的衰退抑或傳統產業的蕭條？讓數字說話，根據政府相關行政機關的統計顯示，我國受雇者週工時平均從1987年的48.4小時下降至1998年的45.2小時，人均生產毛額卻是由5192美元提高到12268美元，這十二年工時僅向下縮減6.6%，而生產毛額卻是向上狂飆了136%。另一方面，1994以後，我國製造業勞動生產率的上升速度就開始遠遠超過其受雇員工工資的年增率，製造業單位產出成本亦是年年下降。我國製造業勞動生產率在今年前四月，其年增率更提升到6.36%，而平均工資年增率卻僅有3.38%，顯示台灣傳統產業的人力成本不升反降。因此，從帳面上看來，資方所謂工時縮減必將打擊經濟成長、重創傳統產業、損害企業競爭力云云，完全與事實相乖違，這根本是資方團體危言聳聽、別有居心；工時縮減不但不會損害經濟發展，反而是調解了長期以來台灣低迷的勞動條件與高勞動生產率對價關係的持續失衡，從資本家的超額利潤中拿回自己應得的那一部份，已是遲來的正義。而且，就算是更進一步地要求更好的勞動條件，在理論上也不會衝擊國家的經濟發展或者本國商品的競爭力。換句話說，我們應當擺脫以資方團體的利益為出發點的：片面的價值觀、意識型態與言說體系的控制，清楚我們要的經濟發展是什麼？而建構台灣競爭力條件的基礎，又是什麼？

的確，工時的普遍縮減或者勞動條件的普遍提升，將直接衝擊企業主特別是傳統產業資本家的利潤。然而，台灣的傳統產業早期的高獲利率，是憑藉著高工時、高勞動強度、低工資的勞力密集（高勞動剝削）型態，以及國家機器鬆散的環保監管下環境成本大量減免的生產（高環境剝削）型態而成。這樣的競爭方式，在大陸、東南亞國家提供出更優於資本的剝削條件後，就已逐漸地失去其在台灣的生存條件。近幾年來的資本外移狂潮，就是在這樣一個結構趨力下產生的。因此，對於這種有損勞動者生存以及環境永續利用的產業，我們又何必汲汲營營地為其續命，讓其苟延殘喘？難道我們要台灣勞工持續以高工時、低工資的代價，來支撐這些遲早也會拍拍屁股走人的資本家？

法定工時的縮減普遍地提高勞動條件，進而衝擊在傳統產業中被極度扭曲的高勞力剝削生產結構，使勞動條件的改善與產業升級能畢其功於一役，不但不是逼企業出走，而是要企業在其「根留台灣、照顧勞工」這些口號下，盡到他們原本就應擔負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