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評論 青年/參政/現身/行動 在貌似歌舞昇平迎接千禧的歡樂氣氛中，一群以青年做為主體的我們，要對這個即將走過的世紀做出最嚴厲的批判，我們要對台灣當 今以發展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型態，一種認為經濟增長是社會進步的先決條件的錯誤走向，進行阻止。 我們要問的是在過去的所謂『台灣奇蹟』式的發展，究竟是為誰 發展？什麼在發展？難道發展是不帶有反省，無止盡的向『錢』進嗎？ 經濟增長是否就等同於改善我們的生活環境呢？在經濟增長的過程 中，社會中不同屬性的社群所付出的代價又是什麼？ 豐富如台灣，怎能只有GNP以及GDP作為量度？這些指標是無法同時反應『生活素質』『社會福利』以及『進步』的程度！更何況， 這些經濟指標是無法將一些沒有進入貨幣流通的勞務納入計算，如女 性的家務勞動、社區間的組織服務，以及一些社會運動的無酬甚至負酬勞動皆是。所以，在迎接千禧的同時，我們還要實踐下一個屬於我 們的世紀，再現美麗台灣的富饒風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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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登於：「新世代青年團」（http://192.192.148.27/capital/）的「青年評論」專欄
2000年6月12日

反對教育預算縮減
立即課徵企業教育紅利稅

李光前／新世代青年團

近日有關於教育經費的新聞不斷，對於教育部原本規劃的教育經費不得少於國民生產毛額GNP 6％的下限，在經過新任教育部長與主計處初步協調之後，教育部已改變立場，放棄原案，考慮以政府歲入 23%為公部門教育經費保障之下限。

對於這樣的政策轉彎，我們要提出對於教育經費質疑與批判，在這事件中，突顯出長久以來教育經費不足的問題。在國大廢除掉憲法對於教科文預算15％的下限之後，教育經費的問題，在所謂學費自由化的聲浪中，浮現出結構性的問題。首先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在新政府上任之後，原本對於教育預算的下限保障，由原有的GNP6％的下限，變成了政府歲入23%，這將使得原有的預算短少了將近五百億之譜。

面對這樣政策的轉變，我們不禁要質疑，教育部所堅持的立場何在？而根據6月7日報載，教育團體似乎對教育部的政策轉變，竟無強烈的反對態度，且認為這樣的政策轉彎是「無可厚非」，部分教改團體的立場若如報載，也令人十分驚訝。然而，對於教育部不能堅持立場以及新政府跳票的政治承諾，關心教育問題者仍必須提出強烈的批判！

對於教育預算的計算基準，不論是政府歲入 23%或是GNP6％，事實上都不能解決教育經費的問題，如果根據現行教育部傾向以政府歲入23%，作為教育經費的下限，將使原定九十學年度預算2582億元，將馬上短少將近五百億元。但是若是以GNP6％作為下限，事實上也有非常大的問題，首先我們可以瞭解，政府的預算是一固定數額，若GNP上升，表面上教育經費是增加了，但相對的也會排擠到政府相關預算。因此首當其衝的，將會是處於弱勢的文化、勞工及社會福利等預算。再者，以台灣的賦稅制度而言，受薪階級的納稅額佔了總預算的八成以上，因此，教育預算的增加，也代表著受薪階級的負擔將因此增加。所以，我們並不贊成這樣的計算方式。

那麼，教育預算究竟要使用何種計算的基準，才能真正的解決問題呢？「課徵教育紅利稅」將是根本的解決之道。台灣今日得以享有世界頂尖的勞動生產力，主要乃歸功於台灣極高的勞動力素質。正當企業享有高學歷、高素質勞工而享有高度競爭力的同時，卻在勞動力的教育養成過程中，只負擔了比例極低教育稅賦。況且，在政府的稅收當中，有八成的比例是來自於受薪階級的稅賦。因此，由課徵資本家的「教育紅利稅」來支付教育預算的作法，實為政府規劃教育預算的正確之道。而所謂的教育紅利稅，課徵對象乃是有獲利的資本家，對於相對於其他高度資本主義國家的薪資水準，台灣的平均工資相當的低廉，但台灣的資本家卻得以在國際市場中，享有與高度資本主義國家一樣的市場價格，因此對於獲得超額利潤的台灣資本家而言，所產生的影響，實在是微不足道。

同時，正當台灣面臨加入WTO之後，必須面對的教育的國際競爭，屆時，國外的學校將可在台灣設立分校，這對於教育經費日漸縮減的國內高等教育及高中職教育而言，將面臨內憂外患的雙重挑戰，因此，課徵「教育紅利稅」乃為刻不容緩的政策，也是跳脫教育經費陷在政府歲入 23%或是GNP6％狹隘思維當中，提供了解決結構性問題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