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啟發與延伸思考
(一) 本書作者的出發點，在於對學界基本假設的懷疑。歐洲中心視角的盲點，絕非簡單地去中心就能解決；多元視角的建立，也非另立一個中心，或是簡單的「眾聲喧嘩」來解釋，或許如作者所提示，必需從兩元對立中找出彼此的聯繫，並且跳出原先命題的範圍限制。如王國斌所言，若站在某一時間點往前看，很容易找出眾多「合理」的推論，來對既有狀態自我確認，因此採取了從某一時間點往後看的方式，避免了基本假設所導致的謬誤；彭慕蘭則將歐洲與中國之外的世界呈現出來，防止孤立看待研究對象所造成的武斷推論。當然，這都必需奠基於對既有學術成果的高度掌握。
(二) 作者避而不談後進國家發展途徑的比較。當然，此書重點在於描述1800年前後的世界，但似乎殖民地、煤與相關制度的配合，是構成工業發展不可或缺的原素，但是該怎麼看待日本與德國呢？日本似乎循著既有帝國的模式，向外尋求殖民地(既符合作者的分析，也符合列寧的「帝國主義論」)，但德國卻未採取相同的方式卻亦迅速工業化，是值得進一步思考的課題；另外，作者雖然在最後輕描淡寫地說明日本與中國的些微差別(頁275)，但相對於印度成為歐亞大陸兩端的中介型，日本與中國在大部分時候與中國並無太大的差距。但是十九世紀下半葉兩國歷史的發展，大概也可視為另一種「大分流」，作者自己所提出「觀察彼此聯繫，以了解兩者差異」的方法，並沒有應用在中、日兩國的比較之上。
(三) 王國斌與彭慕蘭的小差異。兩人對於1800年前後的中國與歐洲的基本圖像並沒有太大差別，只是重點不同，後者專談世界經濟的聯繫，前者在討論經濟時則重視企業組織與技術、資源的關係。而對於日本，王國斌認為該國總體的政治、經濟與社會變化，比中國更接近歐洲，這與彭慕蘭的觀察是有差距的，或許這是因為王國斌討論斷限到1949年之後，無法將中國與日本的差異視而不見的關係。另外，王國斌雖然區別了城鄉、農工等層次，但中國與歐洲似乎成為各自獨立的體系，而彭慕蘭則較重彼此的聯繫，並較細密地觀察不同地域的差別。
(四) 小區域經濟體的意義發掘。作者將英格蘭、尼德蘭、江南與日本關東等地從各自的大陸分疏出來，不僅有助於釐清區域內的差域，而且還將丹麥、臺灣鄭氏集團的經驗，作為重要的例外來思考。丹麥的農業土地集約化發展，證明了即使週邊國家迅速工業化，勞力密集的土地利用一但開始了就很難以改變；鄭氏集團不僅在商業與武力上擊退了歐洲勢力，並發展出類似西方殖民地事業的經濟體，其失敗的結局使得探討雙方對武裝殖民的目的與期待，成為重要的課題。這讓筆者得到一個啟發，研究視野的大小，並非取決於研究地域的大小，而在於關切問題的細膩與深度。
(五) 若隱若現的決定論。作者從生態制約(即馬爾薩斯模型)的視角出發，說明歐洲若沒得到殖民地，與世界其他地區的「大分流」發展，可能性將微乎其微；加上煤礦的豐富蘊藏與優越地理位置、墨西哥等地大量的貴金屬，這其實已有點地理決定論的味道。任何從大的生態環境來討論世界發展差異的著作，皆帶點「命定」的色彩，如McNeill的《瘟疫與人 : 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其所描繪的氣候、對傳染病的抵抗力、資源分佈等差異，均是不可改變事實。彭慕蘭很費心地從歐洲中心的框架中走出來，卻將論證放入一個似乎更難以撼動的生態「結構」中，其中不同時代、不同人群的「能動」性，必需更進一步地思索，否則易淪為另一種僵化的解釋模式，而無法解決例如前述日本與德國的重大歧異。
(六) 大體系架構的比較層次。黃宗智與彭慕蘭對於《大分流》的討論，儘管閱讀者無法一一掌握細瑣的統計、數據與龐大資料，但卻可清楚感受到兩人討論策略的不同(見附錄)。黃宗智無視於彭慕蘭世界體系的架構與聯繫，舉例而言，當他提到彭慕蘭以「煤炭和殖民地」區別英國與長江三角洲時，在反駁了煤礦分布並未對中國不利後，卻完全不理會海外殖民地的部份。單點突破或許能揭穿對方部分的破綻與疏漏，但除非牽涉最重要、最根本的理論與事實根據，否將無法改變整體的論述。光是看兩人的回應題目，就知道兩者關切層次的不同，而閱讀者在看待大架構的研究時，也可思索兩種策略的利弊得失。
參考書籍：
彭慕蘭，《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南京：江蘇人民，2003。
Pomeranz, Kenneth, 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附錄
黃宗智，〈發展還是內卷？十八世紀英國與中國〉一文的提要：
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在其新著《大分岔》中提出了一個頗具吸引力的觀點，即歐洲發展與中國內卷之間的“大分岔”是在1800年以後才出現的。由於彭書輕視關於具體生活和生產狀況的知識，偏重理論和書面數字，以致在論證過程中出現了不少經驗性錯誤。彭書沒有認真對待近20年來西方研究18世紀英國的主要學術成就，即對農業革命、原始工業化、城鎮發展、人口行為轉型以及消費變遷等“五大變化”的證實，把這些革命性的變化儘量寫成是內卷型（即勞動邊際報酬遞減）的演變，同時又把長江三角洲經歷的人口對土地的壓力描述為發展型（即勞動邊際報酬劇增）的變化，結果抹殺了兩者之間的差異。其實，美國的工業革命起源於上列五大趨勢及其與英國煤礦業特早發展的偶合，而18世紀的長江三角洲則不具備其中任何一個條件。中國後來進入的現代經濟發展道路和英國完全不同：即首先通過社會革命來進行資本積累，爾後通過農村的現代工業化來降低農村（部分地區）的人口壓力。
彭慕蘭，〈世界經濟史中的近世江南〉一文的提要：
本文對江南農業和紡織業的勞動生產率及勞動者收入提出了新的估計,并与同時期的英格蘭進行了比較，充分証明了《大分流》一書提出的觀點。本文也加強了《大分流》中關于長江三角洲婦女在手工業生產和家庭經濟中的作用的論點，表明可以從三個不同的起點進行分析并得出同樣的答案，証明了黃宗智1 990年著作中對這些現象的解釋依据了一系列概念錯誤和統計錯誤；當統計方面的問題得到糾正后，黃的証据實際上支持了本文的結論。因而，對于近世中國最發達地區的經濟能力的水平和趨勢，本文給出了比以前更大的确定性，擴展了對1 6—1 8世紀歐亞大陸一些最重要的經濟現象的理解，如手工業的發展、勞動的密集度、對勞動及消費的新的”現代”觀念的發展，以及在農業竭力供養水平空前的人口、而很多區域可耕地接近極限時，農業強化帶來的成就和問題。本文綜合了最新的研究成果，論述範圍遠遠超過《大分流》一書，包括對現代早期區洲工作模式及時間利用方面的變化的研究和對德川時期日本的研究，這使我們得以把近世江南放在一個符合全球歷史的背景中，而不是衡量它在多大程度上背離了根本不同的當代世界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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