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媒體反對運動（十一）
本文為五分珠及查德合著
2.媒體從業人員聯合組織（1994-）
a.台灣新聞記者協會
1994年7月，所有權原屬「台南幫」的自立報系，傳出將轉售給「三重幫」的宏福集團，引發該報系員工反彈，並於當年8月16日將自立晚報頭版只印「歷史會記住這一天」，表達編輯部立場（自立晚報，1994/8/16: 1）。除了自立報系員工之外，包括跨媒體新聞工作者與學者，共同發動「搶救自立」的連署活動。隨後，參與行動的新聞工作者推動了「九○一為新聞自主而走」遊行，並於活動後在立法院召開「催生新聞專業組織」記者會，計畫成立自主性專業組織、以保障內部新聞自由（何榮幸，1995）。
約半年後，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簡稱「記協」）於1995年3月29日正式成立。該協會表示，成立的宗旨在於：（台灣新聞記者協會，1995）
要維護並促進所有印刷與廣電媒體新聞工作者的職業、法律與社會權益，並爭取新聞自由、提升專業水準、保障新聞工作者之獨立自主，以落實新聞媒體作為社會公器的責任。未來工作重點則在，保障會員工作權益、改善勞動條件、提供法律與職業諮詢、促進媒體工會發展、推動媒體改革、調解爭議、推動新聞教育與在職訓練等。
在記協成立之後， 對於其所述的各項宗旨進行了若干工作，包括在會員工作權益方面：聲援公共電視原住民新聞雜誌節目製作人馮賢賢與多名記者（1995/6/11）、自立報系工會幹部袁孔琪（1995/11/20）、中廣記者萬瑞君（1996/2/16）、自立早報停刊後的員工資譴與安置（1999/1/21）、台灣時報多位地方記者遭調職（1999/3/2）等。在推動新聞自律方面：通過「新聞倫理公約」（1996/3/29）、推動「綁架新聞採訪協議」（1997/4）。以及，推動媒體政策改革方面：參與公共媒體催生運動（1996/11）、以及加入促請新政府落實「傳播政策白皮書」的相關的「無線電視台民主化聯盟」運動（2000/4）等等。（台灣新聞記者協會，1999；及相關《記協通訊》、其內部相關會議記錄與新聞稿）
然而在如此「多元化」的工作項目之下，記協的性質究竟是屬於一個「專業組織」、或者是一個「記者工會」，在籌組之初便曾經有過相當的辯論。首先，學者辛左毅在九○一遊行之後便撰文指出，記者之所以未在運動中標舉「工會」，應是受到白領勞工心態、法令限制、或運動策略的影響（辛左毅，1994）。此文隨後引起記協成員的回應與批判。蔡崇隆指出，記協並非專業組織、也非工會，而是「讓編採人員互相取暖的『團結組織』……是一個準工會性質的『專業』組織」（蔡崇隆，1995: 143）。而涂建豐則反對工會的說法，明白表示九○一行動「很誠實清楚地表明是要彰顯專業主義」（涂建豐，1994: 146）、也沒有所謂的「團結組織」，並認為新聞工作無庸置疑地是一種專業，記協當然是要「以專業組織來彰顯專業主義」、「排除所有不當干預專業之行為」（涂建豐，1995: 140）。
在專業組織期許的情況下，記協首任會長何榮幸說明其組織定位為自主性專業團體，其基礎是「專業主義」、而非「工會主義」。這樣的定位，雖然並不排斥所謂「傾向於協會之名行工會之實」（何榮幸，1996）、或是作為廣義上「職業工會」的一種（台灣新聞記者協會，1995），但著重專業的取向，卻可能導致記者忽略了本身必須以團隊方式生產新聞、以及與藍領工人的合作，從而漠視工會的必要性（蔡崇隆，1995）。但，馮建三則在訪談記協核心成員後，指出一項路線之外的基本問題：（馮建三，1998c: 99）
究竟記協是姓工姓專，也有可能非關宏旨，因為記協的首要問題出在會員太少，因此衍生而有記協根本沒有發揮力量的物質基礎，因而導致目擊者變成主要對外，而不是凝聚、強化內部意見，動員會員的管道。
b.全國大眾傳播業工會聯合會
相較於記協定位的模糊化，由產業工會共組的聯合組織，相對地顯得旗幟鮮明得多。國民黨政府解除戒嚴後，各媒體產業工會於1988年如雨後春筍般地紛紛成立；但受限於《工會法》對工會結盟的限制，媒體工會聯合組織遲遲未曾出現。一直到1996年初，各媒體工會才在聯合與中時兩大報系的產業工會主導的串連下，由十四家產業工會共同成立了「全國大眾傳播業工會聯合會」、簡稱「大傳聯」，並推選聯合報工會常務理事陳台林為首任理事長。（《大傳聯季刊》，1996/5/1: 1）。
陳台林表示，大傳聯的成立目的，在於「交換會務經驗，團結力量、敦促行政、立法部門內修訂更完美的勞工法令，輔助簽訂各工會的團體協約，協調解決重大的勞資糾紛」等工會聯合組織「理所當然」的事項；但令人較為意外的是，該組織的工作重點還包括「維護新聞自由……保障大傳業勞工權益」（陳台林，1996），這些一般來說屬於專業主義的主張。而中華日報工會幹部黃嘯天則釐清了這其間的一些差異點，他說「記協為新聞專業打拼，而大傳聯注重勞動者的權益、法令的修改或工會的成立，這兩個社團的宗旨不太一樣，但基本上是不相抵觸的……」（翁慧雯，1998b）。
在各產業工會與媒體從業人員聯合組織出現之後，雖然資本主對於內部新聞自由的箝制仍不間斷，但至少員工在面臨壓力時，還有一定程度的集體力量可以求援。1999年1月21日，自立報系的資方宏福集團陳政忠，突然宣布《自立早報》停刊，200餘名員工生計頓失，自立產業工會發動抗爭、記協也予以聲援；2月5日，在台北市勞工局斡旋與工會持續行動下，陳政忠與剛入主的新資方象山集團江道生，發給早報員工遣散費、晚報員工薪資，事件平和落幕 。（林富美，2000；鄭彬，1999）
幾乎就在同時，台灣時報資方於1999年2月26日惡意調動七名記者，並擴大展開一波對地方記者的「調職」，人數共達十九名。結果遭調動的記者當中，一名接受資方安排、兩名與報社和解（接受了報社發給的「慰問金」，金額約為正常資遣費的30%-40%）、四名記者離職；另外十一名記者發起抗爭，包括大傳聯及記協都予以聲援，在經過官方調解失敗後，也已經向法院提出告訴（陳日新，1999；楊順美，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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