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媒體反對運動（十）
本文為五分珠及查德合著
第二節 對內部新聞控制的反對：勞工與社會運動
所謂的「內部新聞自由」，是從產業民主的觀念衍生而來；而產業民主指的是透過政策使人民能參與工作之管理和經營，在充分參與下建立命運共同感、也提高生產效率（台灣勞工陣線，1996）。將產業民主觀念推廣到新聞室之內，就是「內部新聞自由」。在這個概念指陳下，新聞自由的享有者並不是媒體的資本主，而是媒體內的所有新聞從業人員；而其具體內涵，則是對於媒體內資本主與編採人員之間的關係進行規範，也就是資方不得任意干涉編採工作（翁秀琪，1992）。更進一步來說，內部新聞自由是認為在資本主義下，基於個人社會力的嚴重落差，而將新聞自由保障範圍擴及其他社會團體與私人，絕不容許透過經濟壓力手段來壓制公共意見的表達（林佳和，1996）。
立基在此一觀念上，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指出，新聞自由的敵人是從「國家」轉變為「財團」，所以爭取新聞自由是「拒絕為『資本』服務的問題」（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1994）。從這樣的脈絡來看，內部新聞自由與社會民主、或是左派的思潮是有絕對的關係；也因此過去長期缺乏左翼力量的台灣社會，對內部新聞自由的爭取，也就遠晚於對外部政治力量控制的覺醒。一直到1987年解嚴、左派思想漸漸不再是「洪水猛獸」之後，才有來自勞工與學術界社運的力量，開始了對內部新聞自由箝制力量的反對運動。
一、來自媒體內部：勞工運動（1988-）
1.個別新聞工作者自覺與產業工會運動（1988-）
自1987年解嚴之後，傳播產業勞工於1987年分別在高雄市與台北縣成立了兩個地區性的職工工會，至於個別的產業工會，則是在1988年初開始出現；其中由勞方自主意識與力量主導、並堪稱具有代表性的，為中國時報產業工會運動（張碧華b，1992）。
1988年4月，當時中國時報記者張玉琴、吳永毅、以及特約記者鄭村棋等人，在獲知資方有意發動主管級員工籌組工會之後，因此發起成立中國時報產業工會。資方人馬與勞方連線各自向主管機關勞工局提出申請，偏袒資方的官方為此出面協調，但並未獲得具體成效；勞方連線發動抗爭，隨後於9月4日的產業工會選舉中大獲全勝。9月12日，資方展開整肅，解聘鄭村棋、並片面調動吳永毅與張玉琴兩人職務，稍後也將兩人解僱；工會為此發動抗爭、舉辦三次說明會，但終究不敵各方壓力，於10月中旬決定停止各項抗爭行動（當代編輯部，1988a，1988b；夏林清，1989）。
在這次的工會行動當中，出現了「白領╱勞心者╱記者」與「藍領╱勞力者╱印刷工人」之間的矛盾，也就是許多記者在面對資方的威脅利誘之後、無法再繼續支持自主工會的組成，甚至轉而打壓，反而只有藍領勞工繼續支持的現象（當代編輯部，1988b）。勞方連線的核心份子鄭村棋與吳永毅便指出：（當代編輯部，1988a: 91；翁慧雯，1998a: 58）
資方開始勸退【之後】……五十個人就有二十一個記者被勸退……當記者開始退的時候，我們本來束手無策、正要放棄，後來想到應該相信底下更基層的勞工，所以就往下簽署，沒想到基層勞工反映非常熱烈、而且堅定，一連署來了好幾百人。
記者在那個時候會選擇他的利益，這是出乎我們的預料之外……他們不但不支持，反而還扯後腿……大多數的記者是退卻的，包括我們在籌組、抗爭、解雇到工會的復健，記者幾乎是完全不參與、冷漠、甚至幫著資方打壓我們。
此一矛盾使得中時工會裡，新聞從業人員的參與人數與比率明顯偏低，並成為其朝向爭取內部新聞自由的專業組織型態邁進的障礙（張碧華，1992b）。之所以出現此一情況，主要還是在於記者誤認自主性高、無法體察本身為勞工的現實，導致對於工會的排斥。因此，當談到「新聞自由」與「自主工會」的關係時，鄭村棋雖然肯定如果媒體有「一個夠獨立、夠自主、夠堅定的工會」，那麼「記者便能取得較自由的新聞尺度和空間」；但是如果記者作為白領勞工的心態不突破、無法與基層勞工一起投入工會的組織工作，那麼這種關連性就值得「懷疑」（當代編輯部，1988a）。
這樣的矛盾，也顯現在1991年的聯合報「徐瑞希事件」上。當年3月9日，聯合報記者徐瑞希撰寫〈翁大銘以後戲怎麼唱〉特稿，觸怒該報董事長王惕吾，因而於3月20日遭到資方解僱。隨後，民生報記者江哲予因為參予3月25日的跨報系記者莊珮璋等208位記者的抗議連署，也於4月6日遭到解僱。兩人稍後都採取法律訴訟途徑，並取得勝訴後和解（翁秀琪，1992；徐瑞希，1993；楊順美，2000）。在整個事件當中，聯合報工會並未有任何行動；根據該工會表示，由於徐瑞希並非其會員，因此無意為其伸張權益（馮建三，1998c: 82）。
事件當中的當事人徐瑞希，後來回顧事件始末，做了這樣的評述：（徐瑞希，1993: 63）
當今台灣大多數的媒介組織中，除了老闆一人或一家族是真正的所有權人（資方）之外，絕大部分的主管，包括一些極高層的領導層主管還是老闆的雇員（勞方）。……這個殘酷的事實應能促使媒介組織內的新聞工作者，無論事蹟層的記者或高層、極高層的主管，共同努力爭取工作權的保障。……因此新聞界本身實應透過集體的力量，來尋求工作權的保障。
然而，在中時自主工會與徐瑞希等事件之後，新聞工作者的工作權與內部新聞自主權，仍然沒有受到太多保障；勞工受到資方打擊的戲碼，仍然不斷上演（參見馮建三，1998a: 183-199、《石皮客試刊號》，1997）。但是新聞編採人員的確開始意識到團結的重要性，因此也出現了跨媒體的聯合性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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