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面」與「模糊」的核四媒體圖像
本文為五分珠與貓血榚合著
官方佔如此高比例的來源角色，並且扮演著界定意見偏向的角色，自然有其結構上的意義，由於核四議題是我台灣能源政策的一環，因此，不論是議題的熟悉度，或者主導性便直接掌握在國家的手中，成為官方主動發起的政策性議題。然而，隨著議題的流通，以及對興建核四聲浪的出現，核四議題的發言與詮釋有了更多的參與競爭媒介的用空間，同時，反對者也透過各種的抗爭、造勢活動來提供反核意見的能見度；照理講，官方便不該成為主要的消息來源，不過，結果並非如此。理由很簡單，國家／台電握有強大的行政資源與公關能力，是重要的資訊製作者與消息供應者。
事實上，國家機器除了以法令限制媒介運作，或者，透過所有權及人事權的控制來進行資訊的生產，但同時也更積極透過各類的公關手段來媒介內容表現。國家機關是新聞媒體主要的消息來源，傳統上只被動的「等待」記者採訪，但近來則是建立常設的公關部門，透過各種公關手法及資訊津貼（information subsidy）的方式來營造與媒介工作者的和諧關係，同時，也購買媒體時段與版面，以刊登廣告的方式將政策議題告知大眾。
資訊津貼的主要意義在於，消息來源得以透過各種的協助方式，幫助新聞工作者以最低的成本來獲取所需的資訊，進而影響媒介的內容。新聞的產製通常是即時性工作，新聞工作者必需時時面對時間的壓力，因此，如何透過適當且方便的採訪方式與過程獲得資訊，往往是其關注的焦點。易言之，消息來源若能減輕新聞工作的時間壓力，相對的資訊被採納的機會便會增加許多。另一方面，資訊津貼除了能具有作為新聞內容直接來源的功能外，同時也是消息來源與記者關係維繫的重要關鍵，主要是因為透過這類的服務亦能夠突顯消息來源的「善意」。換句話說，在新聞的津貼過程中，能夠得到好處的不只是新聞媒體，消息來源有時是更大的獲利者。事實上，公關人員向新聞記者提供的消息已從過去的一味排斥的態度，逐漸了解到使用這些資訊不僅能夠得到免費的消息，更能夠讓工作方便而快速。
因此，建立發言人制度以及定期召開記者會是國家機器管理資訊的重要工作之一，同時也是國家機器提供資訊給媒體的重要手段。不但有助於新聞媒體獲取相關的資訊，也可以為政府政策新聞發佈建立統一的口徑，事先選擇資訊流通的內容，除了官方正式的管道與記者建立資訊流通的關係，國家機器亦會透過背景說明（backgrounder）、新聞參考（off the reccord），以及洩露消息（leaking）等方式，將較敏感的消息發佈出去，試探輿論反應及便利政策推行，同時滿足記者採訪的需求。另一方面，政府各類公關活動，例如招待記者旅遊或各類參觀動，以宣傳國家建設等正面形像，或營造完善的新聞採訪環境，提供相關的新聞傳遞設備，利於媒介運作。
台電身為核四政策重要的執行者，然也具備上述的能力。
早在一九五五年便成立「公共關係室」，下設公眾服務課及業務報導課，開始相關的公共關係工作，起初只是的單純的從事公關及宣傳活動。不過，核四的推動並未能想像中的順利，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多位立監委以安全及財政的理由要求暫緩核四計劃，隔年發生台灣的核電廠意外事故，車諾比事件，隨即反核運動陸續展開。
面對接踵而來的反對聲浪，相關單位隨即改變了因應及宣傳策略。一九八五年五月，台電與新聞局、原委會、經濟部國營會等行政部門共同成跨部會的「核四溝通專案小組」，調整過去的被動回應模式，並且展開相關的宣傳活動，企圖繼續保有政策議題的優勢。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環保聯盟正成立，自此開啟了每年四、五月的大型反核示威活動。依據台電內部刊物的記載，一九八九年尤清當選台北縣長，聘請張國龍為其機要秘書，負責策劃反核行動，使得核四的抗爭日趨白熱化。台電面對反核力量的持續壯大，立刻調整互動策略，一九八七年重新改組「核四溝通專案小組」，由副總經理擔任小組召集人，一九九Ｏ台電在董事長及總經理的全力支持下，在該小組中增「核四策略溝通小組」，負責全盤的宣導策略。九四年三月，更成立「核能溝通中心」，為台電的一級單位，直接向總經理報告，而台電的「核能溝通中心」也是國營事業中第一個針對特定議題所立的正式編制。
除了跨部會的核四宣傳工作外，台電內部也成立相關的部門。一九八九年，台電擴大原有公共關係室的規模及功能，合併「用戶服務委員會」成立「公眾服務處」，提高公關部門層級，統籌相關業務。九一年一月，該處增設「新聞聯繫」部門，負責向傳播媒體業務宣導、簡報、及輿論報導之溝通事項，同時製作核能簡訊雙月刊，以及一系列宣導影片，透過大眾傳播媒體向社會各界進行宣傳。
從台電相關的組織設立中清楚可見，隨著核四議題的顯著化與爭議性的升高，該組織不但功能增強，層級也隨之提升。特別在反核四意見隨著社會運動及地方政權交替而逐漸在新聞版面中引起討論時，台電更是積極地主導媒體的報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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