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大遺址成為社會共享的文明課堂(堅持“兩創” 書寫史詩)
對話人：孫慶偉(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
安磊(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大遺址與規劃部主任)
王璐(西安建築科技大學副教授)
週飛亞楊雪梅(本報記者)
《 人民日報》( 2022年02月26日第07 版)
核心閱讀
大遺址之“大”，不僅僅是指面積大。以現在遴選出的150個大遺址作為骨幹，串起來就能看到中華文明發展的大脈絡
大遺址將成為博物館之外更直接見證我們悠久文明的現場
泥河灣、周口店、牛河梁、仰韶村、良渚、石峁、二里頭、殷墟、三星堆、周原……一處處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大遺址，講述著中國悠久的歷史。大遺址，從概念提出到以點帶面形成基本格局，從注重科學保護到倡導利用展示，只有短短20多年的時間。它們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重要資源，讓我們思索從哪裡來、到哪裡去。
“做好出土文物和遺址的研究闡釋工作，把我國文明起源和發展以及對人類的重大貢獻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呈現出來，更好發揮以史育人作用”。在《大遺址保護利用“十四五”專項規劃》(以下簡稱規劃)中，大遺址被寄予厚望，從一個個文旅融合的公園，將變成社會共享的文明課堂、群眾可以參與的文明現場。這一切如何實現？本報記者邀請相關專家各抒己見。
兼顧“價值利用”和“相容使用”，開發大遺址的多元價值
記者：規劃中提到，大遺址的保護利用是具有中國特色、符合中國國情的文物保護利用模式，是中國文化遺產保護利用的重大創新。這個特色和創新體現在哪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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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磊：大遺址是我國特有的概念。國際上，將重要的考古遺址作為國家公園進行管理開始得很早，形成了很多優秀的案例和可資借鑒的經驗。圓明園是國內最早的遺址公園之一，上世紀80年代對外開放。然後，漢陽陵遺址公園、秦始皇陵遺址公園等一批大遺址相繼出現。“十一五”規劃期間，國家啟動100處大遺址的保護工程，出台一系列專門性法規，初步建立了保護管理體系。此後，殷墟和元上都還成功列入了世界遺產名錄。
在“十二五”規劃中，大遺址被定義為“中華民族文明發展史最具代表性的綜合物證和彌足珍貴的文化遺產”，構建了“六片(西安、洛陽、荊州、曲阜、鄭州、成都)四線一圈”為重點、150處大遺址為支撐的新格局。目前的150處大遺址，基本延續了這樣的格局。
孫慶偉：大遺址之“大”，當然不僅僅是指面積大。大遺址是特定歷史階段的文明的集合體，比起一般的遺址，文明深度、歷史厚度都不一樣，研究難度也不一樣，需要長期的考古工作。以現在遴選出的150個大遺址作為骨幹，串起來就能看到中華文明發展的脈絡。
我們過去在博物館看文物，很多大遺址正是這些文物的原發現場。可以把大遺址看成是一個更大的“物”，提供了文明發生的環境、空間和各種關係，可以讓民眾更好地理解我們的文明。
王璐：國外的遺址大多是石質遺跡。中國的大遺址很多埋藏於地下，脆弱、不可再生，與當代城鄉生活緊密伴生。這些遺址空間內涵複雜深遠，歷史意義特別重要，“可讀性”卻有限，非常需要在保證本體真實性的前提下，通過保護者的干預，使意義得以再現。同時，還要解決遺址與當地城鄉建設的矛盾，這種保護模式是中國獨有的探索和創新。
記者：概念的衍變，可以看出保護理念的變化。從“不可移動文物”到“文物保護單位”，又從大遺址到考古遺址公園，內涵越來越豐富。重要的大遺址已經具有考古、科研、教育、遊憩等多種功能，屬於兼具科學性、開放性的文化景觀。大遺址的保護與展示對整個中國文物保護工作發揮了示範性、綜合性、帶動性作用。可以想像，這條路的探索很不容易。
安磊：最近10年，文物保護利用觀念經歷了非常大的轉變。2018年《關於加強文物保護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見》出台，是一個轉折；2020年頒布的《大遺址利用導則(試行)》，明確提出“價值利用”和“相容使用”兩種類型，完成了從“物的保存”到“價值繼承”的蛻變。
這一轉變在大遺址上體現得特別明顯。大遺址剛開始規劃時，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給文化遺產保護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與挑戰，大遺址保護與土地資源之間的矛盾十分突出。慢慢地，大遺址從被人遺忘的角落逐漸成為城市中美麗的地方，從只有專業考古人員知道，到建成公園後開始被當地老百姓關注，甚至有了全國性的知名度，這些變化都是可見的。
不同主體看待同一個客體，價值是不一樣的。大遺址對於考古工作者的意義，與對於政府部門、城市規劃師、當地村民、外來旅客的價值，必然不同。大遺址的保護與展示，非常直觀地體現了文化遺產的多元價值。
一址一策，更好提煉展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標識
記者：規劃中也提到，我國大遺址保護利用仍然存在深層次問題，比如空間用途管制措施尚不完善，保護與展示利用模式相對單一，大遺址“活起來”的辦法不多、活力不夠。哪些因素制約了大遺址進一步“活起來”？如何突破這些限制？
安磊：目前，大遺址展示利用的主要模式就是考古遺址公園。依托公園，有考古、研學、旅遊、休閒等多種功能劃分。目前，這些公園水平參差不齊，大明宮、殷墟、金沙、良渚、圓明園這樣具有全國影響力的大遺址還不夠多，園區及遺址博物館建設同質化較為明顯。
孫慶偉：模式的單一，說明對大遺址的認識還不夠深入。大遺址，規模大，內涵豐富，考古和研究力量都長期不足。即使是殷墟這樣持續性特別好的大遺址，90多年過去了，我們對它的理解仍遠遠不夠。我們要明確每個大遺址在歷史長河中獨一無二的位置，在中華文明標識體系中的獨特價值和內涵，在研究、展示和利用方面，根據其獨特歷史地位做到“一址一策”。尤其是殷墟、二里頭等大型都邑性大遺址，需要國家的統一規劃。
王璐：避免大遺址同質化，還需要調動社會各界力量參與，激活眾人的智慧。比如，位於城區或近郊的考古遺址公園可以和節慶、營銷、文化推廣活動等結合，爭取成為社區的文化中心。如大明宮遺址的草莓音樂節、圓明園遺址的“踏青節”、鴻山遺址的“鴻山葡萄節”等，都是較為成功的範例。考古遺址公園可能只是遺址的一部分或一個階段，大遺址周邊也可以發展特色產業，如窯址類遺址發展陶瓷業，良渚遺址嘗試玉文化產業園，還有一些遺址適合發展生態農業。
每個大遺址都可以成為不可替代的文明課堂
記者：除了觀念的更新和體制機制的創新，科技在大遺址保護利用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安磊：是的，比如規劃中提到的數字互聯工程，我們希望從智慧考古一直到智慧園區，甚至對接智慧城市和智慧鄉村，將最初的原始數據一套數據用到底，形成公園運行全鏈條數字互聯，並進一步衍生數字成果，這是系統化可持續考古、研究、保護、利用的技術保障。目前有很多遺址公園在進行類似的嘗試，比如良渚、周口店、金沙、秦始皇陵、安吉，等等。希望這幾個案例最終能夠帶動整個行業，通過科技力量推進產學研用一體化進程。還有大遺址監測，類似於世界遺產監測，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已經實現了年度監測常態化，基本達到了通過公園運行各類數據積累分析指導行業發展的目標，我們也希望能夠進一步積累升級為正式的公園監測平台甚至大遺址監測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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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璐：5G、人工智能、VR(虛擬現實)等技術手段已經在多個大遺址得到廣泛運用。比如“數字圓明園”，已成為大遺址創新展示的品牌。不過，大部分數字化展示，還限於公園內的展館或遺址博物館。一些遺址正在打造現場的沉浸式體驗，比如漢長安城遺址。未來，人們走在遺址裡，通過手機可以隨時了解自己身在何處，在特定的位置戴上VR眼鏡，可以穿越時空，看到過去的漢長安城拔地而起。
記者：在您心目中，未來的大遺址還可能會是什麼樣子？
王璐：希望大遺址不再僅僅是一個工程、一個公園，而是融入整個城市生活，尤其是像西安、洛陽、北京這樣的“古今重疊型”城市。比如西安，每一個小區里或許都會出現一個二維碼，通過掃碼人們可以知道，自己居住在哪一個里坊，過去這裡是做什麼的，曾經發生過什麼故事。看似普通的道路、廣場或綠地旁，可能出現一塊塊標誌牌，提示人們正走在過去的城市軸線——朱雀大街上。城門、城牆遺址公園等結合貫通，顯示出外城郭格局。科舉之道、玄奘之路、長安郊祭、曲江游春……一條條線路或一個個片區，講述著古老的故事。隱沒的長安城，從現代的西安市裡浮現。
孫慶偉：未來，每個大遺址都將成為不可替代的文明課堂。大遺址不僅有遺址博物館、有考古現場，還有不可替代的原真性環境。我曾多次到良渚，每次站在莫角山的台子上吹吹風，就不禁發思古之幽情；還有乾陵，相信每個人從乾陵頂上俯瞰，都能感到盛唐恢宏的氣勢。有人告訴我，看到秦始皇陵的那一刻，才真正體會到了秦實現大一統的必然性。這正是大遺址的獨特魅力。
大遺址將成為博物館之外更直接見證悠久文明的現場。考古工作者正從材料的提供者變成歷史的闡釋者、講述者。過去，我們只能對一件出土器物進行簡單描述，長、寬、高、重量、花紋，後來進展到弄清楚了它的工藝、生產者、背後的禮儀制度、相關的傳承、交流傳播路徑……隨著科技手段的進步，我們還可以有更大的視野，揭示大遺址背後的文化自信，看到它曾經怎樣改變了歷史、影響到未來。
【編輯:王詩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