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哲羅普洛斯二○○四年的新作。據說，他於一九九八年拍完「永遠的一天」後元氣大傷，曾興起不再拍片的念頭，直至四年後意外讀到「希臘三部曲」的企畫案，創作靈感遂不斷湧現，因而改變初衷，決心繼續投入電影事業。除了已經上映的首部曲外，「希臘二部曲：希望之翼」（The Third Wing）決定在俄羅斯、東歐及義大利等地取景，目前已進入籌備階段；而最後的「希臘三部曲：永恆歸來」（The Eternal Return）則將選在北美拍攝。
首部曲「悲傷草原」（The Weeping Meadow）取材自希臘神話「Oedipus Rex and Seven against Thebes」，年代背景始於1919年俄國內戰奧德薩紅軍的入侵，經歷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義軍、德軍入侵，最後結束於1949年希臘自身的內戰。小女孩艾蓮妮（Eleni）第一次被人們發現時，正趴在母親的屍身上哭泣。她被恩人收容，長大後卻愛上沒有血緣關係的哥哥；不料恩人卻想將艾蓮妮據為己有，這對小情人只好連夜倉皇逃到希臘的帖撒羅尼迦，就此展開了他們三十年的飄泊生涯。
劇中艾蓮妮的先生以演奏手風琴維生，他對人生和音樂充滿了熱情，一心希望能先赴美國完成音樂夢想，進而將心愛的妻兒接去團聚。在艾蓮妮依依不捨的祝福下，丈夫隻身前往美國，艾蓮妮則留下來撫育兩名年幼的雙胞胎男孩。而後二次世界大戰開始，艾蓮妮被當成罪犯關進了監獄。鐵窗歲月裡，艾蓮妮的丈夫和孩子們音訊盡失。多年後，滿心期待全家能重新聚首的艾蓮妮終於被釋放了。當她費盡千辛萬苦找到孩子時，卻發現長成的兩個雙胞胎男孩竟在接踵而至的希臘內戰中，分屬兩方敵對的陣營，互戰而死。而她的丈夫則在二次大戰時，加入美軍，死在南太平洋小島上。
相較於安哲羅普洛斯之前的作品，「悲傷草原」的劇情元素顯然強化了很多，至少「愛情」語彙便是其中動人的成分之一。然而以影片進行的節奏而言，前半部還是稍嫌冗長，張弛間有些無力。（我不禁暗自在黑漆漆的戲院裡叫苦：唉呀！真是部老人電影！）然而作為一名深富哲思的詩人導演，安哲羅普洛斯的運鏡，確實充滿了詩人的美感，以及哲學家特具的舒緩氛圍；毫無例外地，導演每一個畫面的停格，幾乎都可視為一張攝影佳構。不少影迷會為影片中那幅十七隻羊懸吊樹梢的畫面感到震撼。然而更令我難以忘懷的，是片中希臘移民好不容易落地生根的小鎮，化為一片水鄉澤國，他們被迫再次尋找出路時，一艘艘小船在逐漸淹沒的房屋間載浮載沈，此際導演將鏡頭由屋舍、主角緩緩拉大到其他村民，形成與羔羊畫面有異曲同工之妙的超現實效果－－沈靜之極、哀傷之極，卻又絕美之致。
另一幕令人難忘的畫面，是女主角與丈夫在港口道別時，手中捧著的那條紅色圍巾。親吻過愛妻雙手的丈夫，戀戀不捨地離開，妻子手中未織完的圍巾線頭於是被緩緩拉開，拉成綿延的思念、拉成千山萬水的阻隔、拉成一聲淒厲的呼喊：Eleni！劇情自此開始有了殘酷快速的轉折。
紅色圍巾是影片中少見的鮮明意象，因此在觀者的視覺效果中倍感哀豔。除了圍巾之外，片中不斷插入的火車意象與嗚嗚汽笛，似乎象徵了時代巨輪對於渺小生民的侵剝與凌遲。個人的命運在戰爭場景裡毫無抵抗餘地，於是手風琴音樂家，以及那些和他同甘共苦的朋友們，他們演奏小提琴、豎笛、曼陀鈴、小號、手鼓，一句句流洩出來的樂句，彷彿便成為對於政治、對於現實微弱卻至為尊嚴的抗議。
「我沒有水，我沒有錢，我沒有紙可以寫信給兒子。」艾蓮妮在痛失親人後昏迷中的囈語令人動容。那種物質與精神上的雙重困頓，透過演員哀淒的面容表露無遺。有人說希臘女星雅麗珊卓艾汀妮（Alexandra Aidini）是以「心理狀態」詮釋角色生命轉折，因此能在完全不化老妝的情況下，將滄桑感表露無遺。現年二十四歲的雅麗珊卓艾汀妮，聰明地將世事滄桑放在心上，而不放在臉上，果然能以其獨特的氣質與詮釋，深獲安哲羅普洛斯的賞識。
影片結束於艾蓮妮接獲一九四五年丈夫戰死前的來信，在四年之後。信中那段詩般的陳述：「我夢見我倆尋求河的源頭，由一名老者引領，涉過無數分支的小溪，而後來到草原。奔越過那片浸濕的草地，仰首望天，雨正滑落。我夢見你彎下身來，伸手觸碰這片濕漉草地。草上露珠掬到手中，彷彿清淚……。」對照片首一群移民來到草原的河中映象：遠方傳來陌生而疑惑的詢問，「喂！你們是誰？從哪裡來？」「我們是希臘人，從奧德薩逃難而來。」一部悲傷的史詩於焉展開，三十年間的戰火流離盡收於「悲傷草原」陰沈的天空、濕漉的雨霧，以及安哲羅普洛斯清冷如鏡的澄澈映象裡。拍攝戰火而能運鏡如此靜謐委實不易；那種內斂而壓抑的沈痛，較之吶喊、控訴更令人神傷。
當然，從藝術表現上看，安哲羅普洛斯影片裡常用的意象，諸如婚紗、黑傘、雨水、霧氣和旅程等等，在「悲傷草原」裡也反覆出現；此外，長鏡頭的使用，與伊蓮妮卡蘭德若（Eleni karaindrou）合作的配樂，對安哲羅普洛斯的影迷而言，亦絕不陌生。至於從主題表現上看，戰爭、歷史、放逐者命運，亦是導演所反覆致意者。關於此或有觀者會覺得欠缺新意，甚至倍感失望。然而在訪談中，安哲羅普洛斯就曾經幽默地說自己其實只拍過一部電影，即一九七○年的「重建」（Reconstruction）。換言之，他的首部電影已拍盡一生所有作品的理念，不外乎「移民」、「放逐」、「父親之死」，其後的作品都是「重建」的複製與改造。
我於是想起白先勇在某次訪談中曾經說過的話：「一個作家，一輩子寫了許多書，其實也只是在重覆自己的兩三句話，如果能以各種角度，不同的技巧，把這兩三句話說好，那就沒白寫了。」同樣地，希臘導演安哲羅普洛斯也正是以其獨特而一貫的美學思維，反覆在說明他生命中的「兩三個主題」，於是每部貌似雷同的電影，便在推敲往復中，有了一致卻又各自獨特的風格。這應該是安哲羅普洛斯對於自我、對於歷史的追逐、窮究與演繹，永無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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