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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想，要是我活在五十年前那個時候，一定會被關進牢裡，不然就是被「砰砰」了。

這都要從我一個死黨開始說起。今天是四月六日，我去了巴黎公社，才想要問他去不去？沒想到晚上他跟我說，他在巴黎公社看到我的簽名，我們倆個從大四修了「中國大陸政府與政治」，就常常很「左派」。他比我更左派，我的那些資訊來源大部份都來自他，連台大附近有了巴黎公社，他都跑得比我快。

以前想唸人類學，就買了堆張光直的考古人類學之類的書看。我和死黨屬於那種會互相介紹書看，或分享知識型的，他退伍前幾天借我看一本書，就是張光直的《蕃薯人的故事》，其中有一部份談的就是四六事件，「麥浪歌詠隊」也是從那本書知道的。

今天我們兩個各自跑到巴黎公社，也就是為了四六，還有那本《麥浪歌詠隊》。

剛和死黨講電話，我就說：「你是壞份子。」要是５０年前，我一定是那種被警備總部抄家，搜出堆有的沒有的書的那種人，而且都是被這種「壞朋友」害的，死黨笑了笑：「如果是那個年代，我不會被抓，因為我不會那麼明顯。」我說：「所以說你是壞份子。」

我和死黨意識型態像歸像，可是我是屬於烈士型的，他屬於謀臣型的。以前老師曾說，我們這屆最適合當政客的就屬我和他，因為我很「江湖氣」，而他很「狡猾」，這就註定了我們兩個人的角色。所以，我們都很有自知之明，如果我們活在那個年代，我可能是被抓的那個，而且還頑強抵抗，他是那種搞地下的──專門再害別人入獄那種。

不過這當然是種玩笑似地假想，在這個大家都「反共」的年代，在我的朋友中，能夠平心靜氣、重新認識中國共產黨的，也就只有他了，而且大四那堂課，我每次聽到中共的運動路線就想睡覺，也拼命翹課，他就變成我的老師啦。所以我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來自他，他則來自黃德北老師，現在他看到黃德北老師會聊天，我看到黃老師就想躲。

似乎應該回到四六及「麥浪歌詠隊」這個主題上，不過我並不是很想談，我極不願意承認，但又不得不承認其實我不願面對別人的「挑戰」，關於意識型態的挑戰，完全無關對錯是非，而是我太懶得說清楚自己的想法，也不喜歡面對別人自以為是的判準，畢竟這還是一個以為相信的就是真理的時代，而每個人把事情化約成兩個極點來談。

我只想說說，我對於「學習」及「思考」過程中，內心的無法言喻的激動。很早以前，我和同年紀的人一樣，受到同樣的教育，一直到國中以後開始解嚴，我的生長背景可以從「六年級主義」中知道，我就不再贅述。

在本土化、民主化漸漸開展，關於以前的歷史及資訊也越來越多，我們才知道，以前學的東西雖未必是錯的，但也不是那麼重要及平衡，在思想已然成形的時候，本土化已成為趨勢，在長期打壓之後的絕對反彈，於是很多聲音及帽子會出現：「你愛不愛台灣？」、「你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你是統派還是獨派？」於是，像金美齡一樣敢大聲說台獨的人很多，可沒有人公開地說「統一」，沒有人敢說他不愛台灣，選舉要強調新中間路線、新台灣人。

我也在這個時候，大量閱讀了以前沒有看過的書及文章，可以在課堂上罵國民黨、討論白色恐怖。可是，我的腦子還是很簡單地化約成：外省人很可惡、國民黨很可惡、台灣人很可憐。對於二二八，我的理解和我閱讀的史料都呈現相當一面倒的情形：「國民黨官兵欺壓台灣人」，在這些空間中，還有沒有存在著什麼被我化約掉的？

前陣子《台灣論》吵得正熱時，平路曾寫了篇文章談這些爭執其實還和階級有關，中時林照真也寫了整版談「左派」的東西，因為在台灣長期不敢面對「左派」思想，而造成很多問題沒有辦法討論，在台灣只會談統獨，不談階級，台灣的政黨也以統獨為光譜，不像外國是以左右派，為什麼台灣沒有左右意識？是不是因為因為國民黨的長期打壓，讓左派思想無處生存？過去「左」，就是共匪的同路人，現在「左」就是統？不管是過去或現在，只要是左都不是主流。

我今天聽了陳映真說了一大段「歷史」，我的反應是難過到胃痛，和我剛開始接觸到真正的台灣史的反應是一樣的，為什麼我們都不能夠同時學到真正發生的歷史，而都必須由另一種「獨霸」的歷史讓我們以為事情就是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