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例來說，日本的天皇制，雖然有長期權力流失的現象，但日本天皇卻能萬世一系？而英國自威廉一世於一○六六年創立諾曼王朝，是今日英國王室的始祖，迄今也將近千年。前引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所述，秦統一天下以前，魯、衛、宋、楚、燕都有八百年以上的國祚，齊、趙、韓、魏至少也都各有三百年歷史；這是古典中國時期的景象，與英日兩國相較實不惶多讓。但傳統中國之後卻總一再改朝換代，並伴隨密集的人口摧毀？並且每次皇位傳承，幾乎都伴隨著一次甚至一次以上的政變或類政變。以致傳統中國的朝代至多只有兩三百年，短則數年、十數年（註：若將歷史中國所有曾經稱王稱帝有建國號者加以排列，那將是個非常長的名單。我們以後會提到的王始，他的帝國國祚不到一個月。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閱以下網址
http://nrch.cca.gov.tw/cca/website/site4/BY_Collect/b9000e0/e004/cca220003-li-wpkbbyb9000e0040074-0438-u.xml）？
秦漢之際所確立下來的統治思想，是否與秦漢與秦漢之後所有朝代的國祚不長、戰亂頻仍有密切的關聯？在筆者的想法，那是絕對密切的；我們在後面仍會探討這問題。我們現在的重點在「誣反事件模式」。
劉邦與韓信等的故事（包括諸呂清洗諸劉，諸劉清洗諸呂，與諸劉之間的混戰）還告訴我們一件事：被冠以「誣反」的，其實並非只出現在像是「宋平蜀亂」與「二二八事件」這樣的被統治者身上；「誣反事件模式」一樣出現在統治者間。
換句話說，這種好話說盡、壞事做絕、栽贓誣陷、上逼下反（已非官逼民反）、殘暴屠殺鎮壓的故事，其實只是極私天下、獨裁統治的必然戲碼。不只出現在被統治者身上，一樣出現在統治者間。如果我們接受劉邦引發異姓王清洗，是一件不得不然的歷史事件，也等於接受劉邦的無賴作風｜｜正如歷史所顯示的｜｜將作為此後中國政治文化的主軸。其實，劉邦還不是這種無賴作風的創始者，早就存有這種現象了﹔只是劉邦之後更加多了。
還沒一統天下時，秦王嬴政派王翦率大軍伐楚，「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眾。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向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史記˙卷第七十三》）
王翦一再討賞，其實只是為了自保，就好比劉邦清洗了異姓諸王，也是為著自保一樣﹔兩人角色各自不同，行為也互異，但自保的目的則一。最高統治者為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只好猜忌一切﹔而次級統治者只好儘量高明地包裝自己。其實這也說明瞭極私的統治哲學下的人際互動關係││行為與行為規範相悖離｜｜不是猜忌一切，就是高明地包裝自己。而所有人都像是坐在火山口。
司馬遷說「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史記˙卷第八十四》）無限度地猜忌與無罪忠臣被殺，其實只是傳統中國歷史上的常態，正好比二二八事件可以建立起誣反事件模式一樣。因為只為著極私天下（或黃宗羲所說的大私）這樣的觀念被確立、落實下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間，就足以可以建立起各自的誣反事件模式。換句話說，在這樣的極私統治觀之下「能無怨乎？」；既然不能無怨，人們只好學著避怨，誣反事件模式勢必貫穿著中國上下各階層數千年。而統治者間的誣反事件模式是權力鬥爭的結果，被統治者間的誣反事件模式則是剝削、掠奪的結果，差異如此而已﹔但其內在邏輯完全一致。
天下既然是一人或一家子人的，而擁有天下又太受人覬覦，為了自保起見，除了自己以外，沒的其他人可以信任﹔除非在可以確信的管制之下。但事實又不存在「可以確信的管制」，因此，在奪天下人之天下後大私天下，便開始懷疑一切﹔起初還能信任左右近臣與自家人，聯合近臣與自家人剷除功臣﹔等剷除功臣後，自身必然還要出現新的核心與新核心之外的舊核心。事實，統治者左近核心，必然出現一再分裂，伴隨一再分裂的就是無盡的冤殺。這成為中國統治階層核心中一再上演的戲碼。因此，久之之後就內化成政治文化中的一部份，形成思考與行為的慣性。
這種以競逐、鞏固帝位為目的的內部鬥爭，若以「陰謀栽贓」、「誣以謀反」為主要手段打擊對手，我稱之為第一類型誣反事件模式﹔比如劉邦清洗諸功臣。若以競逐、鞏固官位為目的，並以「陰謀栽贓」、「誣以謀反」為主要手段打擊對手，我稱之為第二類型誣反事件模式；比如。而統治階層對人民的如此行為，如上兩章所述，我稱之為第三類型誣反事件模式。
當上述三類型誣反模式反覆出現後，民不聊生、官不聊生大概已到最後關頭；那時通常已經不再需要「栽贓」、「誣反」這樣的手段，有力量者隨時隨地都可以直接剝奪任何人、殺害任何人，已經用不著「栽贓」、「誣反」這樣的手段。比如歷史常見的屠城。這種情況，我稱之為第四類型誣反事件模式。合這四類型誣反事件模式稱之為「誣反事件模式」。
第一類型誣反事件模式｜｜以競逐、鞏固帝位為目的
第二類型誣反事件模式｜｜以競逐、鞏固官位為目的
誣反事件模式 第三類型誣反事件模式｜｜統治階層以誣反剝削、殘殺人民
第四類型誣反事件模式｜｜有權者已用不著「栽贓」、「誣反」等手段，直接剝奪任何人、殺害任何人
效忠認同危機模式
另一種上層冤殺，導因於君與國之間存在一定的距離的客觀事實﹔也是說，效忠於君並不等於效忠於國。相反的，忠於國也不等於忠於君。因為君是指統治者本人，而國則是其產業﹔而國又與無數生民百姓相重疊，忠君、忠國之間，遂存在無可跨越的鴻溝。於是忠國與忠君，有時不免出現矛盾，這更使部分臣下取捨兩難，就好比為人子者該先家後國，或先國後家一樣為難。所以，古人說「忠孝難兩全」，只好「移孝作忠」。
但當國家利益不等於帝王利益時，應該先國家後君王，或先君王後國家？古聖先賢並未留下教導，除了孟子的「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與荀子的「從道不從君」（《荀子˙臣道》）。但這樣的教條，與後是歷史事實卻出現嚴重的矛盾。因為國家本身無法行使權力，權力的行使者是帝王；誰膽敢致帝王利益於其次，那誰就將受到懲處。
因為，先君主後國家者將有機會對先國家後君主者進行離間，導致忠奸難分﹔於是不免出現「忠臣冤死模式」。我們這裡說「忠臣冤死模式」，忠臣指的是那些先國後君者，比如岳飛、于謙等﹔而先君後國者，比如秦檜、徐有貞，就屬於「奸臣得意模式」。但秦檜、徐有貞真算奸臣？他們還是忠於君的，並且適切地達成君王的諭旨。
岳飛忠於大宋國，秦檜忠於宋高宗﹔于謙忠於大明國，而徐有貞忠於英宗。忠於國的都給冤殺了，而忠於君的都飛黃騰達﹔這樣的忠貞標準將給後世什麼樣的啟示？
清末再度出現同樣的劇碼，但情況甚至更複雜了。戊戌維新之前「后黨」、「帝黨」早已對立分明，群臣效忠對象各自不同；但這時光緒形同傀儡，國家還不至於形成分裂。維新失敗後，「后黨」企圖廢光緒立新帝，慈禧命榮祿向兩江總督劉坤一探口風，劉坤一採張謇「君臣之分久定，中外之口宜防。坤一所以報國在此，所以報公亦在此」（《清史稿˙卷第四一三》）說，表態不能接受廢舊君立新君，讓「后黨」、「帝黨」分裂得更清楚。隨後不久義和團大起，八國聯軍已經準備登陸大沽口，南方又出現「忠國」一派，他們「認為」當時兩宮（慈禧、光緒）已遭挾持，所以詔命入援京師是「偽詔」，非兩宮旨意，所以不派兵入援。其實這是睜著眼睛說瞎話。
帝黨、后黨之爭早就存在，劉坤一表態不支持廢舊帝立新帝，等於表態他就是帝黨。而朝廷大權在慈禧手中，他也不能不遵。但，派軍入援京師，勢必引來列強攻擊兩江；戰火將擴大到東南，則中國將無法立國。所以，這時劉坤一不派援軍的態度顯然屬「先國後后（慈禧）」。但「先國後后」則置慈禧於何地？這是要得罪慈禧的。於是只好說那是「偽詔」，把責任推到慈禧身邊那群人身上；搞的是文字遊戲，說白些是自欺欺人。這種狀況將本來應該完全單純的效忠問題，弄得非常複雜；既是該忠君，也要忠后，更要忠國。而君、后、國三者之間孰該先，孰又該後？根本就是將效忠弄得複雜萬端。
更嚴重的是，聯軍進攻大沽口、天津；並且很快就會進攻北京。當外敵入侵之際，各省督撫唯一的選擇應該立刻率軍與聯軍對抗，絕無讓京師淪陷的而徒手旁觀的可能。但，當時東南各省不僅袖手，甚至還得與列強簽訂東南互保條約。這真是非常大的諷刺，但卻又是正確萬分的決定；歷史中國效忠問題的矛盾，在此顯露無遺。當時的說法也是張謇所提出，他說「無西北不足以存東南，爲其名不足以存也；無東南不足以存西北，爲其實不足以存也」（《張謇自定年譜》），意思等於說東南互保就是要替大清國「保實」；至於西北的亂事，他們無能為力。
但這又造成新的矛盾：當皇帝、太后倉皇逃往西安時，他們十餘督撫也只能作壁上觀。倘若不幸，兩宮為聯軍所擄或甚至殺了，那真不知這些督撫將何亦自處？當然歷史並未如此，可以置而不論。但，這整個過程就突顯出「君」、「國」之間存在不可愉悅的鴻溝。雖然大都時候「君」、「國」立場不相背離，但總有背離之時。在此背離之時，則臣子動輒得咎。並且非常容易演化成第二類型誣反事件模式。
事實，「帝黨」早在維新失敗時就被清洗殆盡，這時「后黨」卻又分裂成以載漪、剛毅為首的「開戰派」，與以榮祿為首的「非戰派」。「開戰派」勝出，於是乃有一國對各國同時宣戰之舉，導致了差點亡國的局面。在這過程中，「帝黨」、「後黨」、「忠國派」、「開戰派」、「非戰派」莫不以忠於大清自矢，但效忠對象卻分歧得很。忠君？忠國？忠后？戰或不戰？義和團剿或不剿？議論未定之際，聯軍已經兵臨城下，而所有國之重臣，無論其為「帝黨」、「後黨」、「忠君」、「忠國」，在過程中幾乎清洗殆盡。效忠對象之混淆，相互清洗之徹底，莫此為甚﹔而國也將亡。這就是我說的效忠認同危機，導因於忠君、忠國之間的混淆。
這種因先國後君或先君後國所導致的「忠臣冤死模式」與「奸臣得意模式」，我稱之為「效忠認同危機」，有時也稱之為「君國認同危機」﹔合併「誣反事件模式」而成「王朝自毀機制」。
效忠認同危機讓官僚階層無所是從，動輒得咎，不知該先君後國或先國後君，並且導致「先國後君」與「先君後國」兩派人馬相互清洗，於是統治階層元氣大喪﹔因為第二類型誣反事件模式故，官不聊生矣。而第三類型誣反事件模式，則使得人民在統治暴力下生不如死，將人民推向逆反的地步﹔民不聊生矣。當誣反事件模式反覆出現時，官不聊生、民亦不能聊生，國之不亡者幾希！
官不聊生與民不聊生就成為歷史中國王朝存亡觀察的指標。
「效忠認同危機」與「誣反事件模式」有著一些關聯在，那就是「效忠認同危機」，最後總是要借「誣反」來收拾。但這種誣反實在瞞不了任何人，因為「先國後君」者都可以得到廣大的民意支持，所以都說不出口。也因此，所以岳飛以「莫須有」死﹔于謙也不能不死，于謙不死，英宗復辟師出無名，所以他實際上是死於「英宗復辟師出無名」（註：《明史˙卷第一七○》：「英宗尚猶豫曰：『于謙實有功。』有貞進曰：『不殺于謙，此舉爲無名。』帝意遂決。」「此舉」指的就是「奪門之變」，即明英宗（當時是太上皇）趁景宗病重時復辟，奪了明景宗的帝位。但奪帝位等於造反，他們要造反有理，只有自行編織一途。於是就編說于謙要「更立東宮」，也就是說于謙要從諸王後代中找人來當太子接景宗的帝位，而不立英宗的兒子當太子；英宗的兒子原來是太子，為景宗所廢。於是，英宗這老子只好跳出來奪回帝位。徐有貞編了這個大謊言，要致于謙於死地；但于謙有大功在國，英宗不忍殺他；徐有貞卻說不能不殺，因為不殺于謙，造反有理就無法成立。）。清末「帝黨」也不能不死，因為他們反太后，至於他們忠於光緒，這樣的順從於「君臣大義」則不能談。
其實，徐有貞、秦檜、清末后黨，全以忠貞為名，卻包藏著個人私利，以圖謀權位為實。他們不過只是將個人的前程淩駕於國家整體利益之上，卻以忠貞自矢。君國之間的混淆，在中國歷史上有其不得不然的邏輯上的危機﹔先君？先國？
一個不可承擔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