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廟，然黨益固不能解」。（《明史˙列傳第一百六十七》）
連續幾個皇帝不是自殺就是被殺，在一個朝不保夕、到處逃亡流竄的小朝廷中，黨爭仍然激烈到如此地步﹔我便稱這種現象為「太廟現象」。因為雖奉帝命盟於太廟，卻也無可妥協，仍然於強敵之前自我分裂。
「太廟現象」所指的不只是黨爭或內部分裂，而是在強敵之前黨爭、在強敵之前內部分裂，這都是自弱根基，讓自己更無力對抗強敵，甚至要敗於強敵之手。一旦敗於強敵之手，國土淪喪隨之而來的「覆巢之下無完卵」，那才是真正的大浩劫！明末為何會出現所謂的「楊州十日」、「嘉定三屠」，可能上百萬人民就這兩場屠殺中「流血有聲」地消失了。其餘各地就別提。
明末正好是個頗為適當的解說樣本。朝廷上下沆瀣一氣，貪權者努力鬥爭，貪錢者努力貪污，當流民初起之時沒人在意﹔於是逼出民變。民變本來就有「落草等招安」（註：所以歷史中國時常兵匪不分。）的意圖，而陣前將領則總「養寇以自重」；兩者互相參商，於是流寇四下橫行，而大明已經危在旦夕。崇禎一死，吳三桂開關迎清，只為著「沖天一怒為紅顏」，國家社稷等閒輕置。所以，這正是二二八模式事件的民版與官版的合寫。
「厲雲現象」、「太廟現象」本身直接影響所及都有限；但這種現象的擴散效應，則恐怕不是倍數所能形容。比如前引《新唐書》直接死於誣殺的，總數絕不超過萬人﹔但受到震撼的，恐怕就是當時人口的大部分了。這必然要造成人民離心離德。也是說「厲雲現象」所造成的「厲雲效應」才是真正的重點。
「太廟現象」中互鬥的不過是吳楚二黨，主要集中在黨派頂端少數幾人的權力鬥爭，但其結果則是加速明朝滅亡﹔可以說是「太廟效應」了。我們要重視的是現象的效應。
二二八事件模式（下章起，將改稱誣反事件模式），其實在事件本質上與「厲雲現象」、「太廟現象」有共通處；研究二二八事件模式決脫不開這兩種現象。所以，研究二二八事件模式，其實就是在研究歷史中國歷朝歷代的衰亡原因，也希望能有助於漢政治文化避開這樣的歷史慘劇｜｜每次改朝換代，總是伴隨鉅量的人口大殞滅。歷來多如過江之鯽的史家、政治家、思想家都忽略了這個問題；我們不妨起個頭。
這種發生在民間的「厲雲現象」、與發生在官方的「太廟現象」，在中國歷史上亦發生過無數次；所導致的後果，舉其重者，比如西晉為五胡所滅、北宋為金所滅、南宋為蒙古所滅，明為清所滅。其實，幾乎每個朝代覆亡，都是個民版與官版誣反事件模式的合寫本﹔因此，不該等閒視之。
到這裡，漢政治文化中含有自戕、自毀因數可以完全確定！一面戕害人民，一面戕害官僚（對手）﹔前者造成民不聊生，後者造成官不聊生。官民具不能聊生，那政權自然毫無依靠！於是，很快地我得到極私統治哲學的結論。這就是本書第四章的內容。
後來讀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的〈封建論〉，文中說：「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語譯為「秦朝所以改革封建（筆者按：為郡縣制）的原因，照制度說，是大公至正的辦法﹔但照他的動機來說，卻是自私的，只為樹立自己的威權，只為使天下人臣服於我」（註：語譯引自《古文觀止新編》，台南東海出版社，1957，p761）原來古人早已一語道出傳統中國以來的統治動機論：私！
又再讀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原君》：「後之為人君者不然，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於辭矣。」同樣在指出「私」。
這種「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的私，與「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的「大私」，我稱之為極私﹔以這樣的動機來作統治的基本思想，我稱之為極私統治哲學。極私是對統治者統治動機的描述，說統治者總想逞其一己之私，而非指統治者真的可以逞其一己之私。統治者的動機總是要為所欲為，雖然他未必真的可以為所欲為。
但意欲為所欲為，已經足以讓國家社會動盪不安了，自毀機制因此展開。
我認為正是這種私、大私、極私動機的統治，才出現了讓官民無可聊生的政治現象││二二八事件模式（誣反事件模式）。基於這種極私統治動機所出現的一概政治現象與效應，就是我所說的極私統治哲學。
第五章、第六章就是筆者對極私統治哲學的本質、內容，與其運作方式的反覆分析。
所以，本篇共四章的主要內容，從二二八事件推衍出二二八事件模式（誣反事件模式），在推衍出官版二二八事件模式（君國認同危機），然後得出「極私統治哲學」。這是我的理論架構形成的過程。
第三章 初探漢政治文化的負面現象
二二八事件的回顧與反思──兼論二二八事件模式
第二章我們簡單瞭解台灣近代歷史的一個片段，重點其實放在發生於1947年2月的台灣二二八事件﹔這是台灣近代歷史上的大事。國府以「奸黨」叛亂為由，出動軍隊對人民進行武力鎮壓。雖然也有人判斷二二八事件是「處委會或主動或被誘引，不斷地升高其政治目標，終於踏到國民政府的政治地雷，引來強力鎮壓」（註：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之《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總主筆賴澤涵，時報出版，p72，1994）；以「政治地雷」來形容二二八事件。
但，顯然很少人認識到這種事件，在中國歷史上並非一件獨立的、個別的事件。它事實是以事件群在歷史上出現的。二二八就是這樣的一件詭異的歷史事件﹔並且，只要對中國歷史做更多的理解，將發現歷史上與二二八同本質的事件多不可數，並能以事件模式觀之。
過去已經有不少專家、學者與政要，花費大量的精神、時間與力量研究二二八事件，對這悲慘的過去已經有相當深刻的理解。也就是說，除了部份細節之外，二二八事件的本質已經清晰浮現﹔我們在第二章中已經作了一些說明。
但遺憾的是，似乎還不曾有人指出，類似二二八的歷史事件，曾經長期出現在中國歷史上。更不曾有人指出，二二八事件模式事實早以各種型式出現，並且內化為漢政治文化內在邏輯的一部份。我們只要仔細分析中國從有文字記載以來的中國信史，尤其秦漢以後，都可以發現這些具有共同特質的不幸歷史記錄多到無法計算。我們將一層層來剝開歷史的神秘面紗，首先就談二二八事件模式。
這彷彿一個刻好的印章，今天或明天拿出來蓋，圖形總是一樣的﹔或許只是因為所沾的顏料不同，以致顏色有所差異而已。這就是我說的模式。
但毋寧說，在極權統治下，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本來就存在一定的矛盾﹔世界古今歷史所載皆然，不獨中國如此。獨裁者最擔心的莫過於大權旁落與政權被推翻，因此總全面壓制人民﹔繼之則因「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慾望無限制擴張而氾濫成災，終於禍延自身與治下人民。「不利於民者終不利於君」（註：清末鄭觀應，見《盛世危言》。），既害於民亦必害於君，於是形成王朝自毀現象。
這是所有極權統治的共同特點，非僅中國為然﹔只是歷史中國積兩千餘年的「政治地雷」經驗，早已將這種行為形成模式，化為政治文化中的一環，終於形成王朝自毀機制。本書以下各章將以這點作為討論重點，並藉「泛二二八事件」的分析，深入理解漢政治文化的特殊性。這需要援引大量史實，並作一些比對。要能妥善處理這些史實與比對，顯然超出我個人能力之外﹔本書的目的在拋磚引玉，只是勉力為之。
《聖經˙馬太福音》上所載，希律王得知有個嬰兒誕生，即將成為萬王之王﹔於是他下令屠殺全國兩歲以下嬰兒。希律王所根據的不過只是先知的預言，所怕的正是失去王位。這是所有獨裁者最大的恐懼，也是獨裁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必然矛盾。因為獨裁之下權力的獨占性，只要是獨裁者，不管是什麼樣的文化體系，絕不會比漢文化之下的獨裁者更仁慈。
不過，西律王卻總還有個具有威脅性的預言，作為他大肆屠殺的藉口與動機。儘管以現代眼光看，那只是個預言，屬於迷信﹔但以他的時代看，那確實被認為是個威脅。西律王想要清除他的潛在威脅，這是可以想像的。而當年台灣人民熱烈歡迎治台官、軍的熱烈情緒，則絲毫不具威脅性，但十六個月之後竟然也不得不以屠殺作為結局。這是為什麼？顯然，二二八事件不只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矛盾，以致引發衝突而已﹔二二八事件或我所稱的「二二八事件模式」，是在兩階級既存的矛盾基礎上，統治階級以陰謀栽贓被統治者，誣以謀反，然後再進行的血腥鎮壓。
這種現象的邏輯相當詭異，違反常情常理。一般而言，統治者莫不希望被統治者最好都是順民，規矩地照章納稅、服役，口呼萬歲、天子聖明。豈有在人民大都是順民，在十六個月之前才以空前熱烈的行動，歡迎祖國進駐接收的情況下，逼民抗爭之後又誣民造反，然後進行鐵血鎮壓的道理？
按說，如果沒有特殊的理由，不應該發生這種誣民造反的荒謬事件。這不僅虛擲國力，還勢必造成被統治者離心離德的現象，甚至斷喪國家生機。
因此，本文的宗旨不只在說明二二八事件的經過與事件本質，其實是要透過對事件過程的理解，掌握二二八事件本質，並進一步歸納出歷史上類似二二八事件的基本模式，作為探討漢政治文化陰暗面的一項工具。
但這裡必須強調，筆者雖不敏，但還能理解任何一種文化都有其優劣兩面，漢文化也屬必然﹔漢文化當然有其光輝燦爛的一面。但儘管漢文化有其優秀傑出的一面，並不意味著就不能探討其負面現象。更因為若能對其負面現象有更深刻的理解，我們作為漢文化傳承者，才能有效改造自己的文化，這才是本文的真正目的。與一般所謂意圖「去中國化」毫無關係，也與統獨爭論毫無關係。
就算有人堅持要將本文的宗旨解讀為「去中國化」，那麼「去中國文化的負面現象」不也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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