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篇「評論者在乎現實嗎？」，被匿名「子刻」罵偷懶，那我就來好好寫一篇回應吧！
「子刻」說王墨林和郭力昕的文章，是要批評台灣紀錄片「不碰政治」，對這種只看三部熱門片就想對台灣紀錄片下定義的人，還真是讓我不知如何回應，久遠的片子不說，只看最近的，也還有「狂飆的世代：台灣本土學運」和「貢寮，你好嗎？」這兩部直接處理政治議題的片子，「不碰政治」這要從何說起？
而「政治」這個術語，「子刻」根本就沒有定義清楚，我覺得指涉的範圍層次非常狹隘。以王文提到的片子來說，「石頭夢」處理的族群認同，你能說它不是政治議題？「跳舞時代」意圖還原以往在大中國史觀下被壓抑的日本殖民統治現代性的一面，它的政治效應才引來王墨林的批評，這難道不是政治觀點的鬥爭？
說穿了，與其說「不碰政治」，還不如說是「不用某群人認可的觀點來碰政治」，這還來得比較精準，不是被罵「溫情主義」嗎？然而，評論者也請講清楚你的政治觀點，大家才可以相互對話，紀錄片工作者才能實質地了解自己是否有盲點，一句「不碰政治」，哈哈，這跟罵人「不愛台灣」，不是挺像的嗎？一樣地空洞無物。
王墨林大談紀錄片不揭露現實，然而我們也不甚清楚他自己認為的「現實」是什麼，只知道他對「現實」的某些特定的粗略觀點。文章中對三支片子只留下簡短的籠統批評，還真是讓人不知如何認真回應，老實說，文章中談的「揭露」、「真實」、「辯證」，無一不是欠缺明晰的神祕術語。
另一個最大的問題出在，王墨林說「我不想跟誰辯論現在的記錄片跟以前的新聞片，在影像生產的意義上有何不同」，正是從這個他不想談的地方，當今台灣紀錄片反抗以往新聞片的政治性被他徹底忽略，漠視這個「不同」，也就是漠視了台灣紀錄片的發展史，這種漠視，其實也是一種政治。
紀錄片把焦點拉回到活生生的人物身上，不再像以前的新聞片那樣，單向灌輸意識形態的大敘述，這種記錄對象的轉移，本身就是種政治性的反抗。王墨林和「子刻」在乎的，不就是他們認為可以揭露現實的「意識形態大敘述」消失了，與其說他們在乎現實的揭露，不如說他們在乎「某種能夠詮釋現實的意識形態大敘述」，不是嗎？
這才是真正的分歧點，其他說法都是煙霧。
要我說，台灣的紀錄片仍然需要更加把焦點放在人的身上，更加避免從單一的角度來詮釋人們。由於每部片子能夠關注的對象有限，我們需要有更多記錄者去記錄更多元的對象與主題，越早拋棄那些號稱能夠揭露現實的既存偏見，就越能看見現實中活生生的人。
當然，紀錄片工作者不是神，他所看到的依然有自身的片面性與不可避免的認知盲點，解決問題的方法不是尋求某種萬能僵硬的理論批判觀點，而是讓紀錄片更加多元化。這可以由同一個導演記錄不同的對象，或是別的導演由不同的視野來觀察，觀影者的參與和意見回饋更是不可或缺。
紀錄片，與其說是提供現實的某種答案，不如說是一種觸媒，它觸發大眾之間的對話。現實最後能不能揭露，絕不是王文所想像的，紀錄片如果觀點正確就能獨自揭露現實，沒有任何一支單一片子是完美的。
只有參與對話的網絡擴大、對話過程可以多元深入，才能確保現實不被任何單一的觀點所限制，這也就是為何紀錄片要重視推廣，讓更多人看到的原因所在。
不就是為了推廣、為了上映，在台灣惡質與有限的傳播渠道下，才導致這種對話，很容易被主流媒體與政治人物所綁架，這危險的確不容忽視。然而，一個評論者只注意媒體與政治人物對紀錄片的意見，忽略一般大眾觀影後的感受，反倒加強了媒體與政治人物綁架紀錄片的效果，這也算是一種諷刺吧！
而大家對公共媒體的期許，不就是在期待一個健全開放的對話網絡嗎？
註:圖片引用自紀錄片映像報,為"無米樂"導演之一: 莊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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