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总编：
您好！
我是梁康，小说《海之恋》的作者。文稿已经遵照您的要求全部发进邮箱里，请审阅。
写完这部小说后，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保持创作的“可持续发展”？我想，至少有两点是至关重要的：
一是创作者能否持续不断地提升自身生命的质量；
二是创作者能否持续不断地与剧烈变动的时代中国保持互动，保持同步，或者，略微超前一点。
后者赋予了“中国文学”、“中国作家”这几个字以沉重的内涵。
以上两点结合起来，也许决定了我今后要走的是一条把现代、甚至后现代作家的（个体）生命意识与古典作家的救世情怀结合在一起的创作之路。
我希望我未来的作品是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毛）、“中国特色”（邓）的作品。
我生于70年代，我希望在四十岁以前能再创作出2-3本30-50万字的作品；
四十岁以后则希望能够驾驭大跨度、多卷本、史诗性的江河小说，比如从辛亥革命写起，比如写200年中国的变迁。我想象荷马写《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那样，用最稚拙的文笔，最稚拙的眼睛，最稚拙的心灵，最稚拙的触觉，写出属于我自己的《复活》，属于我自己的《战争与和平》，属于我自己的《安娜•卡列尼娜》，属于我自己的《悲惨世界》，属于我自己的《神曲》。在这个新旧交替的转折点上，在这具有巨大开创意义的时代，我希望参与其中，从文化的方面，把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带向一个崭新的未来。我希望以无可争辩的压倒优势，展现活力中国、魅力亚洲、创造力东方的风采。
我常常深深地庆幸自己生长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比起那些在人生的黄金时代却创造出大片大片令人震惊的蛮荒与空白的文革中的一代；比起那些被迷误、偏狭与蒙昧的意识形态所包围、桎梏、左右乃至吞噬，令人痛心地人为生产和制造出许许多多苦难人生的十七年时期的一代；比起那些生活在千疮百孔、内忧外患、战乱频仍的昔日中国的人们；作为生在文革中后期，长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一代中的一员，能够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一道经历时代大变革所带来的痛苦、迷惘、欢乐、忧伤、激情、梦想、希望与新生，我深深地庆幸。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从五四到今天，贯穿整个中文化中华民族心灵演进历程的一个基本主题，是实现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民族精神的创新。现在我也愈来愈深地感受到它的困扰和纠缠，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心理情结。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开始确立自己，更深地寻找自己，并且创造着自己。我的根在中国，我的使命和责任是更新民族精神心灵和生命。我要勇敢地把这个担子担起来。
“一切的现在都孕育着未来/未来的一切都生长于它的昨天/希望，而且为它斗争/请把这一切放在你的肩上。”舒婷的诗句表达了我次时此刻的心情。
目前我正在构思、酝酿的小说叫《2003》。2003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人民日报》），也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一年。在这一年里，疾病、战争、死亡一个也不少，然而，却仍然有一道强光穿透疾病，穿透战争，穿透死亡照射出来，给人们以希望，给人们以力量，那是生命之光，和平之光，爱之光，比如年未中共中央建议全国人大在修宪中把“保护公民合法私有财产”、“尊重人权”等条款加入；比如孙志刚事件引发的“收容管理”改为“社会求助”；比如为民工讨薪……我们看到，一个古老的民族，一个庞大的国家不可逆转地走上了一条生命之路。正如《南方周末》所说：“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那是公义的力量，怜悯的力量，慈爱的力量，是正义的、上苍的力量。我希望自己毫不犹豫、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推动这一改革进程的历史洪流当中去。
关于《2003》，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我将当面详尽地向庞总汇报构思的进展情况，以期在这一阶段便能得到庞总的指点、引导和支持。
余少存青云之志，自幼便立志长大以后要当作家。六岁起遂在父亲的悉心指导下阅读《红楼梦》，某些章节可以倒背如流。几十年过去了，我坚持了自己的理想，无怨无悔。假如《海之恋》有一个好的着落，就能够成为我人生与文学之路的第一块基石，因此，在这一关键时刻，我迫切地渴望得到庞老师与出版社的垂青、提携、扶持与帮助。上苍把人世间最美好的智慧与才华赋予了我，我愿意将它们全部奉献出去。
祝庞总新年好！
致
礼
梁康敬上
2004.1.11.周日。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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