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是澜沧江和怒江的分水岭地带，为唐古拉山脉的南延部分，在西藏昌都地区称为念他翁山，在云南境内称为碧罗雪山或怒山，南部的临沧大雪山和邦马雪山则是它的余脉。澜沧江发源于青海唐古拉山脉北麓，流经西藏后在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流入云南境内。流经维西、泸水、云龙、保山、永平、昌宁、凤庆、云县、景东、镇沅、景谷、临沧、双江、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景洪，在勐腊县进入老挝，称湄公河，穿越东南亚，最后注入太平洋。云岭亦称大雪山，是澜沧江与金沙江的分水岭地带，属宁静山脉的南延部分，在云南境内分为两支：东支为乌蒙山、牛首山、六韶山，最后伸延至贵州、广西境内；西支为罗平山、点苍山、哀牢山、无量山，最后入越南境内。金沙江发源于青海唐古拉山脉主峰格拉丹东西侧，经西藏后由德钦入云南境。在云南境内全长1，560公里，流域面积11.2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28.5%。金沙江由西北流至丽江石鼓，突然折向东北，来了一个180º以上的大转弯，形成了举世闻名的“长江第一弯”。石鼓以下，金沙江切穿了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形成3，000米深的石灰岩峡谷，这便是中外皆知的“虎跳涧”峡谷。谷长16公里，落差196米，狭处河宽30米。金沙江主要支流有渔泡江、龙川江、普渡河、牛栏江等。云南的山脉走向和水系，将云南与东南亚的许多国家连结了起来。怒江－萨尔温江、澜沧江－湄公河、伊洛瓦底江、长江、元江、南盘江－珠江等东亚和东南亚的一些主要河流，均流经或发源于云南，是亚洲“扇子骨”水系的汇集地，堪称亚洲的“水塔”。在大理、保山、腾冲一线以南，高黎贡山、怒山和怒江、澜沧江向南西呈辐射状展开，共同组成“扫帚状”山系，成为中山宽谷盆地地貌。山地海拔在1,700—2，000米之间，至滇南西双版纳一带，海拔在1,500半以下，多盆地宽谷，土壤肥沃，属热带、南亚热带气候，适宜发展热带植物，是我国的一块宝地。
什么是自然？
什么是真正的、真实的自然？
什么是自然的本来面目？
是我们在曾经是丘陵遍布、河淀纵横的北京海淀看到的所谓明清古典皇家园林的残迹吗？
是我们在小桥流水人家、花稠雨密的白发苏州看到的所谓江南私家园林的遗存吗？
此次云南之行，凯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这么多的山，这么多的水，这么多的树木和绿色，浑身内外染透了山水风云之气。在这里,自然是如此的突兀，如此的峭拔，如此的尖利，如此的撕裂，如此的泰坦光大和光风霁月，如此的横空出世，石破天惊，不容分说，如此的不可预料，不可捉摸不可把握不可控制，如此的异己，在这里，自然就是自然，自然是一股力量，具有彻底的独立性、自在性和无限性，不依赖于自己以外的任何力量。
再来看一看那些园林。在那里，所谓的自然是那样的卑微渺小，那样的奴颜媚骨，卑躬屈膝，那样的细腻和文质彬彬，那样的狎昵熟顺，善解人意，那样的承欢侍宴无闲暇，那样的人尽可夫，那样的局促、繁复，一门心思钻进细枝末节，勾心斗角，那样的叉道纵横，令人疑窦丛生，如一潭死水，深浅难测，一不小心就会跌落与迷失。没有操守，没有根基，丧失自我， 象一个破落的八旗子弟，长得光眉花眼儿，看起来象是映日荷花，接天莲叶，片片朵朵，浮出水面，其实是沉渣泛起，一肚子聪明全用在了提笼架鸟、吃喝玩儿乐上，连水葫芦都不是，不过是大浪淘沙，被淘洗、被过滤、被抛弃、被甩掉的对象。承担不了这个世界上、天地间的任何东西。草包一个。没一点用。在那里，自然失却了突兀，失却了峭拔，失却了尖利，失却了撕裂。不再是桀骜不驯。不再是光风霁月。不再是泰坦光大。不再是横空出世。不再是石破天惊。不再是不容分说。不再是异己。也不再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变得可以预料，可以捉摸，可以把握，可以掌控，所谓“一勺水便具四海水味”，所谓“观白云幽石以通玄”，所谓“泉石烟霞”的爱好。
“一勺水便具四海水味，世法不必尽尝;千江月总是一轮月光，心珠宜当自朗”。
“嗜寂者，观白云幽石以通玄；趋荣者，见妙舞清歌而自倦。惟自得之士，无喧寂，无荣枯，无往非自适之天”。
“久居燕园，不免染些泉石烟霞的爱好。”
在这 里，我们看到的是停滞，是疲惫，是倦怠，是垂老，是衰朽，传统的中国，传统的中国人，传统的中国文化，传统的中国文明走到这一刻终于彻底滞息了他的生机，再也激发不出对于世界、对于未来、对于未知、对于浩淼深邃的宇宙、人生、心灵进行探求、追寻、思索的抱负、志向与雄心，世界好象已经被中国人潇洒自如地玩儿于股掌之间，天地间一切仿佛已经逃不脱中国人的掌控，世间万事万物仿佛都被中国人穷尽了，看透了，参透了，贯通了，在一个又一个雅致的庭院中，在自然的棱角与反骨被彻底打掉和熄灭而堕落与沉沦之后，中国人做着一个又一个“天人合一”的迷梦，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所谓“把天地贯通了”的“通人”，暂时、相对、有限的平衡、和谐和已知被虚假地放大、扩张为永恒、绝对与无限。人与世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冲突、对立和斗争被消解，被淡化，被自欺欺人地隐瞒、掩盖，也就埋下了最终走向愚昧、迷梦被击破后陷于危机、动乱和纷争的种子。
1885年日本知识分子福泽吉谕在自己主办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了《脱亚论》一文声称：“我日本国地处亚洲之东陲，然不幸之有邻国，一曰支那，一曰朝鲜，此二国者，不知改进之道，其恋古风旧俗，千百年无异。在此文明日进之活舞台上，论教育则云儒教主义，论教旨则曰仁义礼智，由一至于十，仅以虚饰为其事。其于实际，则不唯无视真理原则，且极不廉耻，傲然而不自省。以吾辈视此二国，在进文明东渐之风潮中，此非维护独立之道。若不思改革，于今不出数年，必亡其国，其国土必为世界文明诸国分割无疑。古人云‘辅车唇齿’，以喻邻国相助。今支那、朝鲜于我日本无一毫之援助，且以西洋人之眼观之，三国地理相接，时或视为同一。其影响之事实已现，成为我外交上之故障甚夥，此可谓我日本国之一大不幸也。如上所述，为今之谋 ，与其待邻国开明而兴亚洲之不可得，则宁可脱其伍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亲恶友者不能免期恶名，吾之心则谢绝亚洲东方之恶友。”
宋朝因深陷西夏、金、辽等外患所构成的险恶的地缘政治环境之中无以自拔而使当时江南一带已经相当繁荣的商业资本主义萌芽无法得以持续地壮大；
元朝因忙于对外扩张而无暇顾及经济的发展；
明朝闭关锁国政策则将中国引向更加黑暗、更加愚昧、更加血腥，更加专制的方向上去；
清朝开国后与西方通商近200年，始终不知地球为圆形及有几大洲、几大洋。林则徐初到广州禁烟时，因洋人不肯不跪，也认为他们的膝盖不会打弯。满族统治者因死抱着祖宗成法“骑射为先”，又长期轻视枪炮。明末军队火枪手已占半数以上，清军入关200年后却仍停留在冷热兵器并用的阶段，热兵器又是前膛火绳枪炮，较明末仿“红夷”（荷兰）枪炮的水平毫无进步，半数兵士还使用着功矢、矛戟。欧洲18世纪末又开始了工业革命，装备近代武器的西方殖民者东进征服了中国外围许多国家。不过他们长期在神州边缘徘徊，是因中国太大，不同于土邦分立易于各个击破的印度,颇有“老虎吃天，无处下爪”的感觉。
1792年，英王以给乾隆帝祝寿为名，派马戛尔尼率700人的使团乘巡洋舰来华。中国历史上创皇帝年长纪录的乾隆在承德接见他时，只关心英王年龄婚姻，并为不设妃嫔这种不关心繁衍子嗣的做法而惊讶。那个被清朝以为是“英吉利朝贡使”的庞大团队，担负的却是战略侦察任务，他们以外交官、军人、学者、技师从各专业角度考察，很快得出分析结论：中国军队要落后三至四个世纪，上千条兵船不堪西方一艘战舰一击；中国经济尚处于手工业阶段，没有机器，尤其没有现代兵工业。马戛尔尼狂妄设想，英国如发动对华战争，俄国也会乘机而入，中国就可能土崩瓦解。英国内阁得到报告，便以此为依据进行战备。
林则徐1839年在虎门禁烟，英国蓄谋已久的对华开战马上找到了借口。中国史书根据英方是为毒品利益开战，称其为“鸦片战争”。当时若有华人到英国走私鸦片，按律更要处绞刑。为回避不光彩的贩毒事实，英方一直称其为“通商战争”。即便按照此说，开战也是无理的。通商交易的基本原则是两厢情愿，人家不接受你的货物（何况多是鸦片），你就要用大炮强卖，这与勒索“买路钱”的强賊 有何两样？那些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殖民者，其实是把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推广于世界，决心用优势舰炮把中国纳入其势力圈。
1840年6月下旬，拥有50艘舰船、有3,000船员和4,000陆军的英国东方远征军驶到广东海面。他们以中国的四书五经中从无记载的坚船利炮克定海，攻虎门而直抵广州，又占上海、镇江而直逼南京。清王朝从十几省调兵遣将，集中到战场的军队摆着古老密集队形，每遇一顿炮火便溃不成军。如同林则徐所形容的：“纵调百万貔貅，不抵临阵一哄。”结果是1842年8月签订了《南京条约》，清廷以割地赔款和开放通商口岸等条件求和。
在为时两年的战争中，英军陆续投入了两万海陆军（士兵多是印度人），只以500人阵亡的代价,就击败了有90余万常备军的清王朝。战争失败的直接原因是英国军队的大炮可以击中海岸上中国军队的目标而中国军队的大炮打不到海上的英国军舰。中国与英国在军事上已经出现巨大的“代差”，简直没有办法对等交手。
当时清朝那些熟读经书考据、善作八股的官僚士大夫们的思想“代差”，比武器落后更为可悲，其治敌之策让后人看了都不禁喷饭。他们认为洋人的腿直不能打弯 ，纷纷提出让“义民以长梃击其足”，即认为用木棍“扫膛腿”就能让英夷倒地不起。多数人还主张“火攻”，援引的依据都是周瑜、诸葛亮火烧赤壁，岳飞在洞庭湖大破杨太等。这些荒诞落伍而不堪一试的奇谈，只说明此刻的军事思想与社会制度一样停留在古代。
过去国人讲起鸦片战争太感丧气，便常举三元里民众抗英战例来鼓劲，后来讲二次鸦片战争又宣扬所谓京郊杀英夷的女英雄冯婉贞，查阅真实史料，前者战果有几十倍夸张，后者纯属小说家虚构。
当年三元里民众遭英军奸淫劫掠，上千民众用锄头、扁担奋起抗击，精神自然可佳。不过战绩并非民间传说的“毙敌二百”，官员向朝廷报功是说杀毙十几人，英国档案记载只死了5人。能取得此战果，还是因当夜大雨淋湿了英军的燧发枪而能近前肉博。次日天放晴，涌来的几万民众就被广州知府劝散。过去史书曾谴责这一“镇压群众”和“纵敌逃走”的罪行，然而仔细想想，若让这些持原始农具的人群白天迎着枪炮冲锋，除了血流成河还会有什么结果？
1840年6月28日，对中国人来说这个日子不该忘记，从这天开始的鸦片战争把我们这个多元一体、一直持续下来的世界文明古国推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突然东来的“英夷”将自夸为“天朝”的大清打得国运从此衰败。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起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拨开数千年传统文化陶冶教化的重重迷障，在这里，我们又见到了，发现了，找回了自己，找回了中国人的本来面目。
是呵，我们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从敬畏天到效法天、模仿天、追赶天，我们看到，中国人与宇宙、天地、自然的关系曾经是何等的朴素、本真、自然、简单。没有雕琢，没有繁复，没有俗丽。又是何等的恢弘，何等的气吞日月山河，何等的生机勃勃，一往无前！正如眼前这一片云南的风云山水。
只有“行”，
只有“不息”，
只有“易”，
只有变，
只有过程，
没有起点，
没有终点，
没有上帝造人，
没有末日审判，
就这样走呵，走呵，走呵，
上下五千年，
存在对于这个民族来讲不算什么，
旧邦新命，人文日新，
发展对于这个民族来讲也不成问题，
呵，
那就是我！
那就是我！
那就是我！
那就是我！
那就是我！
那就是我！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吃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烙之,连之以羁絷，编之以皐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筴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钩，直者应绳。”夫埴木之性，岂欲中规矩钩绳哉？然且世世称之曰：“伯乐善治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过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乌鹊之巢可攀援而窥。
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及至圣人，蹩蹑为仁，踶跂为义，而天下始疑矣；澶漫为乐，摘僻为礼，而天下始分矣。故纯朴不残，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珪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义！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
夫马，陆居则食草饮水，喜则交颈相靡，怒则分背相踶。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齐之以月题，而马知介倪闉扼鸷曼诡衔窃辔。故马之知而态至盗者,伯乐之罪也.
夫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以此矣。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县跂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踢踶好知，争归于利，不可止也。此亦圣人之过也。
人对自然的聚歼与围剿其实是对人本身的聚歼与围剿。人对自然的聚歼、围剿的过程其实是人的本性、人的自我丧失的过程，人类走过的就是样一条其真性情、其本性、其自我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再得而复失，再失而复得的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曲折往复回环的道路。古代社会是这样，近代、现代、后现代社会也是这样；农业社会是这样，工业、后工业社会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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