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蔭權出任特首，銳意提升管治能力，先後回復港英時代的體制，希望借助舊制來達到提升管治效能．究竟曾特首能否成功，要在七年後才能下判斷．但若只想透過舊制去提升管治能力，則明顯的低估了特區政府政治運作的難度．要達到目的恐怕還是痴人說夢
曾蔭權政府將行政會議重組為港英時代的結構，以非官守成員主導，問責官員功成身退．加上政務司長重新成為各司局長之首，統籌政府政策，目的明顯不過，就是避免政出多門對公眾所造成的混亂
事實上，港英政府與特區政府在時空與背景都不同的情況，要完全利用同樣的體制執行政策已不可行．
港英政府時代政府以司級官員從事政策研究，然後交由行政局及立法局審議．鑑於當時的社會氣氛及民主程度不高，加上港督治港施政單純，並沒有高級官員間勺心鬥角，純粹從安穩出路，重大政策都必要經多重諮詢才會出台，加上民眾政治意欲不高，施政自然順風順水
但是回歸以來，即使沒有高官問責制，但董特首事事親力親為的辦事方法，令各高級官員均以討好特首作為他們的辦事目標．港英時代透過政務司長協調各項政策的緩急輕重的角色早已不存在．政出多門由此形成
曾任中央政策組顧問的練乙錚在其著作淨桴集中所述，政務司長的權力好比中國古時的宰相，上要制衡皇帝的權力，下又要為統籌其他部門的官員，是一個在朝廷居足輕重之位．但歷史記述皇帝往往對聰明的宰相開刀．變相避免自己權力被搶．因此董建華將政務司長權力修窄，純粹是他配合自己的權力安排，加上中央對兩頭馬車的領導方法擔憂而作出的決定．
練乙錚在書中已提及，將政務司長削權其實是鋪下了特區施政失敗的前因．政務司長失去了統領其他高層官員的能力，令其他司局級官員可以直接與行政長官爭取資源，於是乎一場宮庭內鬥旋即出現，令董建華在二屆任期後期基本上難以駕馭旗下的高官，各種消息人士透過報章放風，令人根本不知政府為何物．
現在曾特首要將從前政務司長統領一切的做法復活，將大部份非財政相關的部門重新撥歸政務司管轄，財政司則主管包括經濟及金融等局．這個安排若以為便能夠令特區施政順風順水，那就十分天真．試問政務司長許仕仁雖然表明只做兩年，但其他的局長又如何，是否有心去爭取當下一屆特首？若是如此的話，單依據許仕仁一人便很難駕馭全局．明爭暗鬥的戲碼仍然上演．只是可能轉趨低調．
曾特首要做的其實是全面取消高官問責制，讓公務員主導政策的研究，大力恢復公務員的士氣．但可惜曾特首怕了政黨的巴結，終於履行了選舉時承諾，設下局長助理一職，美其名是為培育從政人才，實際上與政治分贓有何不同？以往的政務主任職系一路升至司局長級的人馬，均為一時的俊彥，也為香港的繁榮穩定作過貢獻，但為何現在的政務主任只能為一班政客服務？那麼政務主任其政治信仰該怎麼樣呢，要服從局長助理的政治取向，還是維持自己的理想？
許仕仁說推銷政改方案要乞票，正好道出了特區政治的悲劇．一方面又要有行政立法及司法三權分立的體制，但另一方面行政權及立法權根本毫無交集，擁有行政權的政府在從事審議政府政策立法會上居然是沒有必然的民意代表，那麼問題是政府代表的是誰呢，是中央政府還是香港人民呢．既然要乞票了，那倒不如乾脆來過一拍兩散，引入全面普選，由最高民意機關的多數政黨組成內閣執政．這樣便一下子解決了特區政治的三不像，既能夠有民意代表性，也能讓施政順利，當然中央一層的關係就要由執政黨去處理．試問立法會若有七十席全由直選產生，左派陣營基本上必然過半，那他們有權去組閣，在過渡期內邀請現任政府高官繼續出任現職，他們便有足夠旳票數去通過議案．政黨也可趁機訓練從政人才，為日後建立自己的高官人才鋪路．
當然這是理想的安排，但世事又怎會如此完美呢？唯盼中共突然大發慈悲，或體現到民主的可貴，這才是香港之福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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