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三郎
生于1930年代的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声称：“参与未来最可靠的方法是了解现在。”同样，托夫勒的“未来观”也是植根现实而非幻想的，他没有创造未来，但我们可以说是他创造了未来学——这门从历史的镜子中窥视未来的学科。台湾的许倬云曾经提出“历史分光镜”的说法，让我对“历史学”很感兴趣，这位王小波在美国匹兹堡读书时的老师，在洞察历史和管理学相互关系方面确实有非凡的见解。在《从领导看历史》和《从历史看组织》（上海人民出版社）等书中，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在看历史，还是在看粗浅的管理学教程。
他的假设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把治理国家看做是管理企业，那么中国就是一个超级大公司，延续了几千年一直在运作，只是期间不停地改组、变换。按照与企业的对比，国家的产品就是为国民的服务，包括安全与繁荣。而国家的市场就是全体国民。如果企业做不好市场，就是说人民不能安居乐业或者国家安全有巨大危险，那么公司就要破产，国家就要被面临颠覆或者遭遇革命。同样，如果一个职业经理人（在中国历史上对照是宰相）总是要开疆扩土，让老百姓民不聊生的话，那么董事会（皇帝）就会罢免经理人。
许倬云还喋喋不休地介绍了国家公司的管理成本，以及职业经理人和董事会的对立，也即历史上皇权与相权的争夺战。当然，一个历史学教授拿3000年政治史来打比喻是不恰当的，谁叫我们连几家百年企业都没有呢？现代商业不过是近1000年来才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主角的，在此之前，西方人不得不沉湎于宗教世界，并将经商、赚钱与“灵魂的拯救”天然对立，而在中国，我们又怎能渴望桎梏于农耕社会的农夫们和“重农抑商”的皇帝们发现现代社会的真正源泉？
历史上，西周的“分封制”就是大公司开公司的分号，而“春秋五霸”的故事和短暂历史则被他认为是总经理和董事长未能及时找好接班人的可恶后果。是呀，天下大乱，君主的后嗣都在邻国为人质，谁能指定谁为接班人呢？许倬云甚至把汉朝的“天人感应”说成是市场效率决定论：皇帝的统治是靠天命的，而企业的命脉也在市场。三国时候诸葛亮是一个强势的CEO，其成功来自董事会的充分信任，其失败则来自资源短缺。唐朝实行的是“单一首长制”，有董事长，而没有经理人。皇帝自己是董事长，也是经理人，宰相不过是一些咨询顾问，某种程度上，他得出的结论是：唐朝的盛衰在皇帝而不在宰相。这种管理国家的制度基本被沿袭到了清朝，直到曾国藩才有所改变。他认为，曾国藩不但在接班人问题上有新时代的影子，而且在开拓市场资源上也有历史的创举。
尽管管理学是以1954年美国的杜拉克出版《管理的实践》一书而标志开始的，但曾国藩和李鸿章的管理实践却远远早于这个时代。他们的历史遗产清晰的包含有责权分开、权力与能力分开以及重视考核等极其现代的因素。在《管理大师50人》（海南出版社）中，作者津津乐道的都是大前研一、彼得·杜拉克、菲利普·科特勒和迈克尔·波特，他只是象征式的增加了中国古代的孙子以及意大利的政治家和作家马基雅维里。我们不得不说管理学是“美国模式”的，管理学盛开在20世纪，因为虽然管理贯穿人类历史的基本行为，但仅在20世纪人类才开始把它当作学科来研究，不仅如此，而且它是伴随美国汽车产业、生产线和商学院的兴起才变得甚嚣尘上的。
已故历史学家黄仁宇曾将资本主义简单化的理解为“在数目字上管理”的说法很出名，其实黄仁宇也涉足过管理学的边界。最近读到他写的《资本主义与负债经营》，跟许倬云一样，他从中国历史的过去经验——王安石变法、朱元璋的紧缩政策、中国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找到了新的解读方法。他提出资本主义的不二法门就是“负债经营”。“在今日的中国，私人资本在公众生活之中，发挥极大的作用，负债经营是一个极大的关键。” 我以为，他和许倬云“历史分光镜”的提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借用光学上棱镜分析光谱系列之意，表示历史学的功能是将历史解析为各种因缘线索及演变过程。
中国人极其看重历史对现实的影响，“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不管是从历史学，还是未来学中我们都激切渴望看到未来的模样。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主编比尔·艾默特（Bill Emmott）在新书《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展望》似乎对此深有同感。要预测21世纪，20世纪是一面镜子，艾默特认为今天中国的地位比较接近1900年代的日本：一个有着巨大潜力、经济增长迅速、日益富有、国际影响逐渐增大，但仍然严重依赖外国资本及技术的国家。或者在这样的“双重视角”所营造的镜子中，我们才能找到中国真正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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