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下旬，包括北島和薩拉馬戈在內的八名國際作家團體經由特拉維夫往訪巴勒斯坦，北島筆記下幾日行程中的見聞，以〈穿越仇恨的黑暗〉為題發表於《明報》月刊六月號。進入這個隨時荷槍實彈的國家，從外交人員到荒涼的封鎖區，處處凶險。北島出發前去舊金山以色列領事館辦理簽證，以色列官員對他說：「沒有巴勒斯坦。」訪問期間，北島得悉以色列的狙擊手躲在拉馬拉的碉堡裡，隨時可以射殺任何看不順眼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政府更用經濟剝削和極端的禁錮等「用電腦精心策畫出來」的手段，日日夜夜摧折「自治區」的精神。薩拉馬戈乾脆用奧斯維辛的罪行來比擬以色列的所作所為，自然惹來以色列媒體和政府強烈抗議，認為作家無權操弄詞語的權力，北島則完全同意薩拉馬戈的說法，認為以色列並不擁有那些恐怖語詞的專利權，因為「過去的受害者也可能成為今日的暴君」。阿拉法特在官邸會見作家訪問團時，用指頭上劃了個大圈圈，意味著他的理想是人類都能和平共處，但就在這次會面的三天之後，拒絕使用隱喻的夏隆派坦克衝進阿拉法特的辦公室，搗毀一切就像摧毀巴勒斯坦難民屋一樣。六月二十二日就在光州球賽開演前，我在電視畫面上看到兩名巴勒斯坦小孩惡以為宵禁解除，外出時被以色列坦克當街射殺，而以色列軍官就此事件冷酷地回答說「這只是誤判」時，我心想這影像正證明了北島眼中所見景象為真，證實了薩拉馬戈的率直指控。而如此恣意行使的暴行，很可能天天都在發生，因為槍彈不長眼睛，持槍的人從不判斷性命的價值。
在以色列的冷血圍困之中，我想像巴勒斯坦的處境大概就和黃碧雲在《媚行者》中所描繪的被塞爾維亞狙擊手監控的塞拉耶佛一樣：
手榴彈一樣 狙擊炮一樣
排隊取水的人龍一樣
有人突然掩著心
現著奇怪的表情，倒下
排隊取水的人龍一樣排隊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你不走時我也不走
（我可不走，這頭位我排得好辛苦）
（我才不走，讓你取我的水）
美國記者 那些心很大聲也很大的美國記者見到了
「勇敢的塞拉耶佛人 高貴的塞拉耶佛人」
他們其實不明白
與勇敢與高貴無關的
生命裡的 微小事情
排隊取水不過是生活裡的微小事情，但在種族仇恨的狙擊槍口底下，任何排隊的人都可能隨時被剝奪了生死的權利，難怪黃碧雲的痛只能用詩的語言來表達，乃至於泣不成聲地留下一行行未完的破折號。
塞拉耶佛的恐怖生活在國際的強力介入之下已經暫獲解除，而巴勒斯坦的悲哀至今都無法喚得國際社會的關注。多年前以色列的拉賓政府曾經蒐集全國的玩具槍，放在耶路撒冷街頭全數碾壓銷燬，到如今我仍深深追念這種意欲下一代放下屠刀的悲願。可當拉賓被極右猶太學生刺殺身亡後，好戰的夏隆當家，漸近地摧殘巴勒斯坦變成以色列的長期政策，美國在布希執政後，一身的崇武氣習更以反恐怖之名對以色列的暴行視若無睹，於是血冤相報的黑暗循環變本加厲，平白製造了無數冤魂在雙子星和加薩、阿富汗地區日夜遊盪。對於奉槍彈為聖的當權者，我想世人將更難期望何時何地會有公正的裁判了。
北島等人拜訪阿拉法特時，聽這位身材矮小的巨人說他小時候住在哭牆附近，還常跟猶太小孩一起玩，但如今都已不可能了。在世界杯的熱氣裡，電視上不時出現一顆足球在各色個樣的小孩腳下頭上踢來頂去，我們以為其中真有某種世界村的景象存在，但我無法想像如果夏隆政權縱容的暴行一天不予終止，這樣的足球廣告有一天會進入巴勒斯坦；無法想像任何足球名星的照片有一天會取代拉馬拉街頭一張張引爆肉身的「烈士」的畫像，更不必提有一天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小孩可以放下肩上的荷槍和懷中的炸彈，寧可球場上拼個你死我活。如果有這麼一天，世界杯會在耶路撒冷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共同主辦，我想那大概會經由一個不存在的夢想運動叫做：「沒有巴勒斯坦，沒有世界杯」吧！
寫到這裡，《高山上的世界杯》小和尚擠在世界一隅觀看球賽的畫面倏忽閃過心頭，我想我已經更進一步看到這部影片的價值，也開始瞭解這為什麼西藏人對於領袖的傳承如此地重視了。一位願意為同胞的意願努力、願意願意化解恩仇並將子民帶往和平競爭的國際社會的領袖，畢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啊！只要領袖的人格稍有偏差，轉眼便是生靈塗炭，上一世紀我們已經看過希特勒、史達林、東條英機、毛澤東、波布、米羅塞維奇的罪惡，我們也無法排除這一世紀的好戰份子將伺機而動的可能。阿拉法特說：「我們患的不治之症是：希望……希望將這兒恢復其原意：愛與和平的土地。」儘管世界杯承受了數不盡的國仇家恨，但無論如何，在我心目中它仍是人類文明的偉大勝利，仍是一個希望，一個承載了詩與藝術、給榮耀並包容失敗與屈辱的象徵。
然而所有有關榮辱的一切都應該儘可能攤在陽光底下。真相、和平與藝術是相互為證三位一體，彼此之間相互為證。在運動場上，公正的裁判絕對是維護運動藝術的前提，也是導向「「揖讓而升，下而飲」的和平境地的必要之路。當世界越看不到公正，人們就越期待小小的公正能在小小的球場中獲得實現。世足賽南韓隊連拔兩牙，舉國若狂，金大中大統領更期許全國一心揮軍橫濱，如此高昂的士氣我們可以理解，也可以讚佩，但當韓國媒體絕再現裁判一再誤判的情事並告知民眾，甚且煽動全國仇視任何質疑南韓勝利的報導為「心胸狹礙」、「醜態百出」時，我以為如此的情緒想當然爾正如北京在十三年前大聲宣稱「天安門前沒死過任何一人」、如日本右翼拒絕承認南京大屠殺、如以色列領事官員說「沒有巴勒斯坦」一樣。北島說以色列的官員顯然是位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但他根本意識不到這種否認的悲劇性。對於和平來說，否認絕對是件值得正視的事，我擔心在國族主義及勝利至上的的狂歡中，薩拉馬戈在小說《Blindness》中寓言世人視而不見之惡的白茫症也已悄悄進駐大韓民族的心裡。
韓國隊在球場上纏鬥到底的打拼精神和球場外六千萬紅魔鬼團結一致的景象的確令人動容，這股氣勢也足以形成最低成本的嚇阻戰略，教潛在敵人一舉打消覬覦與蠢動。然而如果有一天當大統領意欲向外擴張時，挾著旺盛的國族主義而來的可能之惡想必也是驚人的。在國家民族榮光的旗幟下所生的罪愆，歷史上無處不是殷鑑。過去韓國人追究光州事件的真相，傾倒了全斗煥和盧泰虞的集權統治，今日的光州被定位為韓國國際性勝利的開端，我倒是希望韓國人願意多看幾次倒帶重播，虛心面對一切真相，畢竟勝利不是榮譽惟一的內涵，否則誰知道韓國內外某處某時會不會出現某個巴勒斯坦？
北島的紀行中，提到有位在特拉維夫經營小出版社和小旅館以色列婦女雅艾爾(Yael)自願幫國際作家議會安排活動。北島問她如何看待自殺爆炸，「她聳聳肩，眼鏡片在燈光中一閃。『我喜歡紅酒，喜歡書。』她停頓了一下，接著說，『如果有一天我被炸死，算我活該。』」北島說明她的用詞「活該」（deserve）是「罪有應得的意思，她願意為他們民族的選擇來承擔後果。」面對發生在巴勒斯坦的罪行，雅艾爾的眼睛並未因國族情緒而白茫不見，我期待大韓民族裡也會有這一類熱愛紅酒與書的小婦人或真正熱愛足球的小男孩，惟有如此，才能真正將韓國文明帶往國際社會，而不是永遠都被拒絕交換球衣。沒有對手的尊敬，這樣的勝利未免太寂寞了。
ps.我將巴勒斯坦的處境和韓國的光州勝利混為一談，其荒謬就像某位韓國人在球場外自焚，誓言化為第十二位球員幫助南韓隊勝利一樣教人不可置信。誤判之處，其罪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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