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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心上次的討論中，個人曾提出所謂『區域研究』的觀念，然而由於當時時間與其它因素，未能對於此一概念的具體指涉作一清楚的交代。因此，利用這一期的《社會與經濟》，再將自己所認為的『區域研究』這個概念作一澄清。當然，除了希望能夠指出何謂『區域研究』外，更重要的還在於，藉此反省，或許對於我們目前的研究工作，能帶來少許的啟發。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區域研究』作為一種研究的方法，並不具備什麼樣的特殊性，而事實上這種方式也已經在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中，被相當的認可。諸如，我們的『東亞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廣意的來說，也是一種區域性的研究。然而，值得我們深思的是，標定某一研究區域的研究工作，就算是『區域研究』嗎﹖事實上，依照筆者個人的看法，所謂的『區域研究』的精華，絕對並不祇是某一區域的標定而已。因為，能夠標定某一區域具有觀察研究的意義，實則意味研究者對於其問題意識，已有相當程度的掌握。這也就是說，當研究者在選取某一區域，作為其觀察研究的範疇之前，他必須對自己的問題意識，充份釐清。如此，透過某一區域的選取研究，來彰顯其所預探究的主題。這樣說或許仍有許多模糊的地方，在此，筆者想藉由中國人類學家費孝通先生的早期研究著作；也是其博士論文《中國農民的生活：江村經濟》，作為展顯所謂『區域研究』的範例。

 

初次觀看這本書時，老實說，並不覺得它有何特別。因為費孝通用了大半的篇幅在描寫江村的生活景象。言語之中並無驚人的創見，也未刻意的衍深出複雜的理論體係，僅有的就是平平凡凡江村農民生活的點滴。這樣的感覺，使我自己無法了解為何布．馬林諾斯基（B. Malinowski，費孝通在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老師，也是當代著名的人類學家）在這本書的序言，所給於的評價－－『我敢於預言費孝通博士的《中國農民的生活：江村經濟》一書將被認為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本書讓我們注意的並不是一個小小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個最偉大的國家。』，是如此之高。如此的不解，刺激自己不斷的思考，究竟費孝通所要呈顯的是什麼﹖而我們在觀看這本書時，又能夠學到什麼﹖

 

這首先，讓我們來看看費孝通在這本書中，所要呈顯的主題是什麼﹖顧名思意，本書的標題是《中國農民的生活：江村經濟》，當然費先生在此所著力描繪的是以中國農民的生活為主。然而，為什麼是農民呢﹖而又為什麼是江村呢﹖關於這兩個問題，依筆者的看法，正是費孝通何以進行江村實地研究的兩大重要前題。對於為什麼是農民﹖雖然在文章的內容上，費孝通並未有直接的談論，但是我們可以發現，他所給予農民在中國社會結構上的地位卻是十分顯注的。從傳統中國史學的角度而言，或許農民的重要性，並不如帝王將相般的顯注。而在汗牛充棟的史學著作中，也很少見到以農民為主角的論述。但是，事實上，在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延綿中，農民一直是人口的大多數，他們的生命與這塊土地的存在始終是相連的。傳統的歷史雖然忽略他們，但他們並不因此而消失。正是如此，費孝通以中國農民生活作為主題，在某種意義上，是對於了解傳統中國社會，提供一個重要的面向。而更進一步，也唯有真正掌握了解中國農民的生活，對於思考有關中國近代所面對的種種變革，才不致產生誤失。所以，選擇農民，絕非任意，而是對於中國社會的相當體認之下，所標定出的重要群體。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雖然農民生活祇是傳統中國社會的一部份，但卻是最重要，而且是不可忽略的主題。在這樣的理解下，費孝通《中國農民的生活：江村經濟》這本書的重要性才凸顯其意

義。

 

那麼為什麼選擇江村呢﹖一個最簡單，卻是最實際的理由是，費孝通的姐姐費達生在吳江縣廟港鄉開弦弓村的生絲精製運銷合作社，使費孝通在研究上有著許多的便利。然而，如此的理由是不夠的，因為這個理由並無法解決江村作為一個例證的有效性與代表性。事實上，在江村的背後，仍存在著費孝通對於中國農民生活的基本看法。基本上，在觀照中國農民的生活，這樣的問題時，費孝通標定，村落，是其研究的主體。『村落是一個社區，其特徵是，農戶聚集在一個緊湊的居住區內，與其相似的單位隔開相當一段距離，它是一個由各種形式的社會活動組成的群體，具有其特定的名稱，而且是一個為人們所公認的事實上的社會單位。』，這段話充分表明費孝通對於研究中國農民生活的基本研究單位（unit）的界定。既然村落是研究中國農民生活的基本研究單位，那麼，為什麼是江村呢﹖這個答案，便必須與江村的地理結構位置關連。開弦弓村（江村）座落於太湖東南岸，位於長江下游，在上海以西約八十英里的地方，其地理位置屬於長江三角洲，在產業結構上，是傳統『男耕、女織』的典型地區。江村所具備的代表性，也正如馬林諾斯基的這段話，充分的說明：『那水道縱橫的平原是數千年來物質上和精神上撫育中國人民的地方。不言而喻，在鄉村生活、農村經濟、農業人口的利益和需要中找到的主要是農業文化基礎。』。

 

對於選擇農民生活作為主體，同時標定了江村作為其觀察對象後，仍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是費孝通在看法上的基本主張。這個問題嚴格說來是所謂方法論的問題，那就是，一個村落的實地研究，它與其它的社會單位間有何關係，甚至，這樣深入觀察後所得的結論，其意義應如何安置﹖事實上，這樣的問題便直結與所謂『區域研究』的方法與目的相關。在《中國農民的生活：江村經濟》一書中，費孝通在第二章：調查區域，首先便談到有關調查區域的界定問題。他把所謂調查區域的界定內容用下列幾個問題涵蓋：地理狀況、經濟背景、村莊、村裡的人、選擇這個調查區域的理由。而對於為什麼要將調查範圍如此規劃，費孝通的看法是，『為了對人們的生活進行深入細緻的研究，研究人員有必要把自己的調查限定在一個小的社會單位內來進行。這是出於實際的考慮。調查者必須容易接近被調查者以便能夠親自進行密切的觀察。另一方面，被研究的社會單位也不宜太小，它應能提供人們社會生活的較完整的切片。』。那麼，如此研究的結論如何定位呢﹖費孝通也具體的在內容中提到：『對這樣一個小的社會單位進行深入研究而得出的結論並不一定適用於其它單位。但是，這樣的結論卻可以用作假設，也可以作為在其它地方進行調查時的比較材料。這就是獲得真正科學結論的最好方法。』當然，這些都祇是費孝通自給在方法與立場上的自我宣稱與期望。至於說到底作的好不好，則就必須歸諸於書上的內容。不管別人的評價如何，馬林諾斯基以其人類學家的看法是：『通過熟悉一個小村落的生活，我們猶如在顯微鏡下看到了整個中國的縮影。』。

 

藉引費孝通的《中國農民的生活：江村經濟》作為討論何謂『區域研究』，主要的目地是在幫助我們反省我們自己的台灣企業研究。事實上，有許多十分根本的問題，在我們的研究進行中是被忽略的，我們在要作什麼﹖為什麼要作﹖為什麼要用這種方法作﹖能作出什麼﹖像諸如此類的問題，個人以為總需要不斷的反省。或許我們總相信問題是在作的過程中不斷啟發的。當然，這也沒有錯，但是，這樣的啟發應該不祇總是閃過腦海的一瞥，而是為拼湊整體圖像的一部份吧！當然，我們的研究並不一定要走向所謂『區域研究』，而所謂的『區域研究』也不是單純研究者基於直覺下的區域界分。更重要的是，在一個區域研究開展前，研究者對於自己所要進行的研究工作及關懷的問題意識的一種釐清，而個人以為，這是中心一向所缺乏的。然而，從個人的角度而言，由於博士班後（當然，碩士論文的寫作過程與處理的問題，對我是一個轉折），加上參與中心的幾年研究，在整個觀看問題的角度，愈來愈難接受過於一般化的觀點。強調問題複雜性的前提下，使我感覺對於一個現象了解，其完整性的重要。在此種心境下，對於人類學的研究趨向與成果，抱持欣賞的角度。因此，個人感覺，採行深入的『區域研究』會是一種可行性。然而，真正的問題仍在於必須先形構自我的問題意識的成熟為首要。

 

最後，我想在以一個人類學的研究來作為對於中心的期許。熟悉台灣人類學研究者都知道，由張光直先生所主持，以中央研究院與台灣大學合作的『濁水溪大肚溪流域人地計劃』，對於台灣的人類學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爾後此一計劃又延續由民族所在民國六十一年八月展開『濁水大肚溪流域科技整合研究計劃』，這一個持續多年的研究計劃，可以說是台灣人類學發展的里程碑。若從一個更寬廣的角度來看，它也可說是為台灣本土社會研究開啟一個重要的新生命。這個計劃下，包涵了老一輩的人類學者，如張光直、王崧興、李亦園，同時也帶引出了如陳其南、莊英章、陳祥水、許嘉明、施振民、林美容等新一代的人類學者。一直到今天，這個計劃所延留的仍是豐富的資料、優秀人才的培養，而台灣人類學的發展也在這個基礎上成長茁壯，走出自我的學術生命。

 

對於『東亞社會研究中心』，在未來的日子，我將帶著如此的期許與自我的要求。

 

ｐｓ．文中有許多重要的問題，並不是以十分嚴謹的立論方式討論，因為，這篇短文，個人只是將之定位於一般性的文章，如有見解上錯誤之處，請提供寶貴意見。

 

 

 

編註：該文刊登於《社會與經濟》，19901012，第32期，P.6-9，台中市：東海大學東亞社會經濟研究中心。未經同意，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