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來到橋仔頭糖廠，這是我第五次到訪。
下車前，計程車司機問我來這邊做什麼，還一臉狐疑的問我「這敢有啥？」，
這句話教我硬生生吞下「採訪藝術家」，改回他「來採訪這邊的文史協會」，當司機還喃喃自語似的解釋「何謂文史協會」，我推開車門，踩進捷運工程揚起的漫天黃沙。眼前的荒涼雖在意料中，因為挖土機、怪手還是循原定路線開到這裡，但仍不免錯愕，離國際藝術節也不過半年，原先綠樹沿著糖廠園區形成的天然帷幕，現在已被長龍似的鐵皮取代，鐵皮彎扭著在大地上劃出捷運路線，西側是緊鄰平交道的工程，東側是蟬鳴唧唧的橋仔頭糖廠，糖廠園區的入口，就這樣瑟縮在兩道鐵皮間。我走進這個缺口，裡頭仍是綠意盎然的樹海一片，想起去年國際藝術節在這裡相遇的變裝嘉年華人潮，整個採訪的情緒，不免低落了起來。
而走在往文史協會的林蔭大道上，我一邊猜想著園區還會有怎樣的改變？也一邊想著行前跟綽號「蔣公」的蔣耀賢的討論，「談藝術家運動，那是不是要先釐清『藝術家』的定義是什麼？」，因為高高瘦瘦的蔣公一副痞子樣，操著一口台灣國語，又不時站著三七步，實在不太像既定觀念裡的「藝術家」——外表有點雅痞的氣質，八大藝術至少會一項。如果，蔣公真要跟「藝術」扯上關係，頂多他是學中文出身，拿的碩士學位是「藝術研究」，塗過幾年鴉，寫過戲劇創作，拿過幾次文學獎，還有他在橋仔頭文史協會當執行長時，針對園區空間再利用提了「藝術家駐村」的企畫。想想蔣公身上這些跟藝術有關的頭銜，終於勉強說服我，沒有掉頭，繼續前進，備好心情篤定的來到興糖路一巷一號。
抵達時因為蔣公另一個採訪還沒結束，而辦公室也剛好在搬家，我就先在園區內四處溜達，去看那兩棵老樹，還有防空洞。終於，他忙到告一段落，我們坐在屋外的樹下開始訪問。
一坐下我就問他，「那兩棵老樹怎麼不見了！那裡變的好奇怪！」，他發出招牌的哮喘似大笑，一邊咕嚕咕嚕的喝著冰台啤說著，「樹被遷走了啊！那是因為妳看過，妳才會有感覺。」。剛剛走去協會辦公室的後方，不止老樹還有防空洞，連圍牆上那令人為之一笑的「堅守環境陣容，復興糖業文化」標語，好像都憑空消失般，也感覺不到那邊被鐵皮隔開的土地，曾是糖廠園區的一部份。想起去年底來這邊參加國際藝術節時，蔣公還勢在必行的跟我說，要繼續捍衛這兩棵老樹
，讓高雄捷運在橋頭這邊的路線西移，避開糖廠這邊的古蹟保存區，當時我反問他，可是捷運已經動工了，三十出頭的他拿出少年仔的熱情回答我，會有更進一步的行動，要堅持到讓那些水泥高架，變成一根根「劫運紀念碑」，聳立在蔗園、稻田間。但半年後的現在，選完一個總統大選，荒謬的交通政策卻依舊啃噬著橋仔頭。
我對蔣公重提他去年的豪語，他一改剛剛的嘻笑，正經的說起為何沒有採取比搭樹屋又更進一步的抗爭行動，「算是經過一番沈澱吧！其實，要那樣做也可以，我都去學攀岩、練習爬樹了，還處心積慮去拉其他社運團體來關心橋仔頭這邊遇到的問題，像去年十月社運團體發起的社會大憲章，我也試著把橋仔頭這邊的文化資產保存帶進去談，可是很可惜，每個團體關心跟努力的領域不同，最後不了了之。而且，總統大選選到最後，只剩下立場，我們沒辦法拋出議題，來討論整個台灣公民社會遇到的問題，像捷運劃過橋仔頭糖廠，帶出台灣社會要怎樣看待文化資產，以及當下主體性文化如何建構。今年年初，我也跟好多人徵詢過意見，不少人都勸我要把運動拉長一點，那陣子，剛好鹽田的盧建銘常來這邊，有跟他比較多的討論，他雖然沒有明講，可是也認為抗爭捷運要拉長，施力點不只在老樹這件事上，還要繼續針對糖廠空間的其他部分操作，雖然捷運劃過糖廠，我們這裡被劃了一道傷口，可是我們還要想，以後怎樣面對這道傷口」。
蔣公說到這裡，又喝了一口啤酒，緩緩西移的陽光，剛好落在他臉上，配上他此刻自嘲的「沈澱說」，景象有些落寞，好像他身上那股運動的熱血，正在流失中。他看我無法置信的表情，又繼續跟我深入分析為什麼要抗爭劫運、保護老樹。他說，老樹是整個空間問題的一環，橋仔頭糖廠擁有台灣第一座新式糖廠，也是日本統治工業化台灣的重要濫觴，這些擁有一百多年歷史，都是台灣重要的工業遺產，而政府卻因為一個交通、開發政策，而硬生生劃過這個地方，當新政府在強調本土化、大談文化創意產業時，沒有看到我們台灣自己的問題，只是不斷拿國外的例子，亞維儂怎樣、哪個國外都市怎樣，來套在台灣的主體文化建構上。像橋仔頭面對的，是整個上位政策的錯置，今天高雄捷運路線會這樣走，就是因為依循國民黨時代規劃的高雄新市鎮計畫，可是，政黨輪替後，新政府卻沒有重新檢討舊政府遺留下來的政策，不僅橋頭這樣，之前他受邀去淡水參加一個座談，那邊也是面臨淡海新市鎮計畫的危害。
除了這些，蔣公又講了一句讓我為之一驚的話，「不在那個時間點做抗爭，也因為之前操作時，我被誤為是個人英雄主義」。他說，雖然透過藝術節、藝術村來展現糖廠的空間再利用，談出糖廠的文化資產保存，可是國際藝術節熱熱鬧鬧結束了，跟糖廠這個空間有關的政府、台糖、協會、社區居民間的關係，並沒有改變，每個團體還是依自己的本位去解讀這些運動操作。對縣府而言，這個藝術節不是它主動要辦的，而跟政績有關的媒體曝光度，也沒有在過程中被強調，反而鎂光燈落在協會這邊，甚至是執行長身上；而對台糖而言，它依舊不清楚自己的定位，看到別人的例子，也想在園區內弄個「鑄鐵工廠」，甚至裝置藝術展辦完後，台糖想的是要把這個裝置藝術留給自己，哪有革命還沒開始，就開始想怎樣分；而對社區居民而言，只是活動時候來這邊幫忙，作臨時義工，可是對整個園區的想像並沒有參與感，甚至誤會做這些活動是在捧執行長一個人；而放到協會內部，雖然靠一個行政專職和其他志工把整個藝術節撐起來，辦的還有聲有色，但協會成員中沒有進入運作核心、或沒有理解捷運跟糖廠園區保存關連的，也會把這些活動看做執行長的個人秀，甚至無法諒解為何花那麼多錢去搭一間樹屋。「執行者」與「決策者」之間，本來就有著落差，而「理念」與「實踐」間的距離，又讓這些成為保存橋仔頭糖廠運動中的結構性問題，最後表現出來的，是落在蔣公身上的誤解，而蔣公也在一番考量後，決定辭去執行長，轉成在協會的成立專案辦公室。他說，這樣是讓大家一起來面對在這場運動中的結構性問題，讓之前他為了平衡各方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分散到其他人身上，讓跟橋仔頭糖廠有關的人、關心橋仔頭這裡的人，一起來面對、體會，對空間保存有更深入的思考。
講到這裡，蔣公他敲了敲手上的台啤空罐，又繼續慷慨激昂的說道，「就像我之前問妳的，這場專訪要怎樣去定位『藝術家』？談藝術家運動，裡面就會產生『自我表達』，就會有對象性，這個對象是會有意識型態的，無可避免，這中間就會產生抵抗，那運動也因為有對象及自我的意識型態，產生了戰鬥性。所以對藝術的自我定位想像，就不是教科書上八大藝術的形式定義，而是在談一種藝術的美學，在談它的內涵是什麼，那我們透過藝術村來操作糖廠的空間，也就是要去呈現我們對這裡的美學是什麼，對藝術家的想像，當然也要從傳統的想像中跳脫出來，不再是潔癖的純美學，或是那種很會畫畫之類的。反而會變成像我們之前的藝術家駐村計畫中，那些參與的藝術家，像強調勞動美學的盧建銘，他在這邊做的勞動裝置藝術展，或是以三十年的歲月堅持用鏡頭拍出台灣社會底層影像的林柏樑，以及從義大利歸國後窮困潦倒，卻依然用生命認真體會土地色彩的陳聖頌，甚至為我們策展好幾次的張惠蘭，她透過策展來表達她的理念，他們都是在做運動的藝術家。而這些年下來，我們透過運動，將糖廠的空間美學、區域定位談出來，讓這裡的空間解嚴，不再是日本殖民政府的，也不是國民政府承接日本政府的，而是變成公共的、社區的空間，讓這裡注入不同的想像，這點至少是我當執行長三年的一點點小小成就！」。
蔣公講到這又露出了那痞痞的得意笑容，暮色也漸漸從頂上的樹蔭覆掩而下，「喀啦！喀啦！」的電聯車正從糖廠旁駛過，看來時間也不早了。跟蔣公到辦公室挑了一些他得意的照片後，走出糖廠的路上，驀然望見那一根根捷運的水泥高架，佇立在黑沈的大地上，一步、一步的侵掠著我們的空間美學。
2004/5/24
◎照片提供：花火去。這篇文章應6月份《文化視窗》「藝術家運動」專題之邀而寫，欲轉載請先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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