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到2002間，我以交換研究生的身份在萊頓大學心理系待了十個月。帶著心理學的訓練及交換生的閒逸，探訪了這個西方個人主義色彩濃厚的荷蘭社會。在心理學裡，所有的旅行都自你的內心出發，請你先完成以下的非趣味心理測驗，一起分享我的旅程。（完全不同意得0分，沒意見得3分，完全同意得5分，依您的程度自行評估適合的得分。）
1. 我喜歡事情按照規劃進行，不要有太多意外和不確定。
2. 抱怨於事無補，我常勉勵自己要逆來順受、越冷越堅毅。
3. 我認為在溝通過程中，雙方應盡可能維持彼此的關係。
4. 我推崇高效率的行事風格，只是善用時間，便可同時完成許多事。
5. 一個人若沒有先善盡本分，便沒有要求別人的權力。
上述測驗雖未經正統檢驗，但根據日常訪談所收集的資料，如果你的總得分高過15分，強烈建議在入境荷蘭前，先與學長姐諮商，並誠心誠意接受認知及行為的改造、晨昏默唸以下箴言：
『講究規劃與效率是我個人特別之處，但在這個仰賴運氣和天氣的環境中，晴天時，我也可以不顧一切、快樂地出門曬太陽；意外之所以暫時成為意外，只是因為我等待得還不夠，不管如何，既然要等待，那麼不如一邊發發牢騷一邊等待。因為他們的過去沒有我的參與，所以我也只好更大聲的讓對方了解，我表達、我要求，至少我照顧我自己，也幫他們解決了未來的問題。』
一樣出國唸書，有人簽證遲遲不下來、有人課程老是搞不定、有人四個月搬三次家。相信我，你真的沒有做錯什麼事，你會在哪一件事情上倒楣，純粹是或然率的問題。
交換研究生的自由度很高，相對地，也就更需要自主性。雖然依照事前的想法，我會到某大師的實驗室，參與他們的研究。由於我所參與的是「親子互動」研究，媽媽帶著剛會走路的寶寶來實驗室，荷蘭人英文再怎麼好，嬰兒也不可能開口說英語。幾週下來，教授會同博士班學生把我叫去，以相當直接的方式告訴我：「we decided to reject you. We can’t see your contribution to our research.」。當時的我，受到太大的震撼。完全不曉得是不是還可以協商，只有黯然離去。
這之中『語言問題』是絕對存在的。有個朋友，上課作實驗沒問題，可是跟獸醫到農場診察時，那些獸醫、農場主人之間的對話就完全聽不懂，這些見習卻正是難得的實務學習機會。因此，若不是全英文的program，你的領域有多依賴日常語言需要慎重考慮，若念得是博士班，花半年熟悉荷語是絕對值得的。
台灣的博士養成制度雖然沿襲了美國的學分制，也就是修完學分、寫完論文就畢業；而歐洲則傾向學徒制，沒有必然的課程，由師父領路。然而，有趣的是，在文化的本質裡，兩地的想法卻幾乎相反。在台灣，就像學雕刻先乖乖『相石』數年一樣，台灣人骨子裡尊師重道，『服務指導教授』也是無須爭論的隱形必修。台灣的研究生，誰沒有幫老師作實驗、買便當、準備講義備課。而荷蘭人即便傾向學徒制，在人與人之間，卻相當平等而且互相尊重，老師尊重研究生對於自己學習的需求與規劃。
一個教育系的教授告訴我：「每年夏天，我的博士班學生就告訴我：『XX（直接叫她的名字？那當然！），報告我暫時不寫了，我計畫先去度假三個星期，回來之後再繼續。』我覺得這是她們的選擇，度假是好的，我不需要生氣。」如果你知道荷蘭給分是1-10分，或許你也知道6分稱為「student ten!」學生只要及格，就開心的不得了，家長也覺得很不錯。而學生如果考太好（8分），反而覺得「唉，早知道應該多去party，浪費了！」去和老師討論自己的計畫（旅遊計畫囉～），延後報告，要求補考是經常有的事。這些是整個社會共享的價值觀，因此，他們的學習顯得更自主而內發（如果我可以在地中海曬太陽，但我選擇在圖書館寫報告，那當然是因為我喜歡啊！）。
慢慢了解、感染荷蘭人的坦白與彈性之後，我與教授間的協調也逐漸好轉。畢竟，『往者已矣，來者可追』。也正因為交換生比較不是體制下的常規，因此很多教授並未預期有國際學生，經常，預先選修了某課程，開學後老師才說明是荷語課程。我和同一年的日本交換生因而經歷了各種挫折，如『以過去國際學生修課不積極為由，拒絕以英文上課』、『教材都是荷文、完全看不懂作業』或『直接質疑你的基礎不足』；和各式各樣的特別安排，如：『老師請我們回家自修，有問題再去找他討論，後來根本找不到人』、『安排私下的課程或助教，但很久才見面一次』，總之，各式各樣的權宜之計都有，對他們來說，他們正試著解決問題，然而，或許是不了解我們的需求，並不能達到最佳的學習效果。
半年後有一回，老師接受我們的選課，到第一堂課才表明他已決定課程用荷文上，國際學生（就是我們兩個囉！）會有私下的安排，如果我們沒有問題，可以先離席（這什麼話，寒冷的冬天，我們來這裡也要花半小時耶～）。於是我舉手告訴他：請他第一堂課以英文上（因為這門課完全沒有英文介紹），讓我們對課程有基礎的認識，如果我們發現自己沒興趣，也不用再費心安排私下課程，更何況，他當初已經叫我們來上第一堂課。這一番發言後，老師最後以英文上了第一堂課，事後，一些荷蘭學生對我的意見表示認同，而這樣非典型亞洲學生的表現反而讓我的日本同學嚇了一大跳。鮮明的自我表現其實並不是我平時的習性啊！我想說的是，如果你感受到不公平或者需求沒有被正視，試著以理性的方式積極地去表達，不要輕易放棄。或許剛開始會很情緒化，但試著在被情緒淹沒之前，讓心情能夠舒解。
舉另一個事件來說：萊頓，住宿狀況一向是令人頭大，我所居住的第一間宿舍Boerhaave Kwatier已經在2003聖誕節後被完全拆除，雖然大部分離開的學生無法親眼目睹，不過，大家收到同學們寄來的照片，網路上的回應極為熱烈，可說是四海歡騰。那是個工地用的組合屋，搭建起來約可容納180為國際學生，用這種方式極為狼狽難堪的形式解決住宿問題，足見萊頓的困窘。使用四年之後拆除，希望學校真的有改善的魄力。在我們居留其間，歐洲的國際學生組織了委員會，積極地向學校委託的房屋仲介抗議，在幾個月的努力下，他們同意退部分的房租。這些學生（很多是念法律的）的主動讓我印象深刻，另外，他們如何透過組織的力量、理性的抗爭也令我敬佩。
零零總總談了許多，也是一些對於自己的反省。在學生時代，我們被賦予太多期許，很少有機會去問自己『我要什麼？』因此就算離開了台灣，被問起『你要什麼？』或『我們要你作什麼？』是都難免不知所措。當然，選擇到歐洲唸書本身而言，往往是在回應內在的一些探索聲音，是一種勇敢的出發，畢竟這不是一條普遍流行的行徑。我相信即使整個環境都不斷地在改善，困難還是會有，記得表達、記得抱怨，同時，陽光燦爛的日子，別忘了帶著啤酒坐著運河邊，享受典型的夏日荷風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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