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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年溫馨和樂的家族團聚氣氛，是許多婆婆媽媽們辛勤付出的結果，如果說，過年強調的是中國人家族為重的傳統，到了婦女節，則該是關懷家族中女性個人心靈幸福的時候。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精神社工科社工師董秀珠表示，綜觀不同文化、國度與種族之間，女性罹患輕度憂鬱幾乎都是男性的2倍。舉凡臨床與學術界皆共識認為憂鬱的發生，是生理失衡與社會心理壓力的共同交互影響結果。

在臨床上也見到女性的憂鬱常發生於長年未解的婚姻生活困境，這也常要女性個人與家庭付出痛苦的代價。董秀珠指出，有研究報告顯示，如果小孩的母親患有憂鬱，那麼通常他們會比其他的小孩，更容易在成年期後出現心理不適應與精神疾病困擾。

董秀珠認為，婚姻困境應被視為公共衛生議題，但傳統針對女性憂鬱的治療，較缺乏患者這些社會心理壓力的促進排除，婚姻家庭治療有助於減緩親密關係中的人際壓力，甚至其做為減緩有婚姻困難個案的憂鬱症狀及複發性治療方式，其價值與重要性已被載入美國精神醫學會的治療指導中。

雖然人口統計資料顯示，台灣主幹家庭的比例逐年下降，核心家庭比例逐年增加，然而在此變遷中，傳統家庭組織的孝順、奉養父母仍是不變的基本原則。

她指出，家庭核心化使原來婆媳同住的情況下降，但在此不得不的變遷中，已婚兒子與其媳婦仍盡力維續對父母孝順、情感連結的傳統規範，而研究顯示，媳婦和自己丈夫間經常存在究竟趨向於遵從「夫妻軸」或「父子軸」的價值不謀合，於是身處變遷中的媳婦們，也將實質面對在傳統（孝順與遵從丈夫）與現代文化（自我與小家庭發展）匯流中的抉擇與自我定位困境。

美方（化名）服用抗鬱劑已一段時間，當醫師將美方和先生志成轉介到家庭治療門診，美方一直固著於丈夫會另結新歡的擔心上，而這固著的擔心令人百思莫解！

因為當與志成接觸，很容易發現他是照顧妻子與家庭的男人，自從美方患了憂鬱症，志成在忙碌工作外，還包辦所有家務，甚至在美方病到只能鎮日躺床時，志成會中午溜班、回家送便當，難道美方看不到丈夫對她的投入與用心？還是擔心丈夫會另結新歡比較反映了一位弱勢妻子的心理狀態？

原來在十年前，夫妻為了對於家族該付出多少，比如該多常探望志成的父母，或志成父母來台北時該如何款待而爭吵不休，美方因認為志成以自己的父母為優先、犧牲小家庭，志成則以為美方無法與他同心擔負家族長子長媳的責任，雙方針鋒相對，私下又都覺得不被了解而受傷痛苦。

接著美方得憂鬱症、弱了下來，於是也順理成章的美方不再需要探視公婆，他們心照不宣的共識是「美方病了，沒有辦法了」，近十年來夫妻之間不再爭吵，但在許多躺床的時光裡，美方卻像永久失去內心的平靜，似乎選擇了捍衛小家庭該有之界限的同時，她卻深深為自己不是稱職媳婦、不是體諒體貼丈夫之妻子的自責侵蝕，對丈夫會另結新歡的擔心，也著實油然而生於在困難的價值折衝當中，所感知自己的動輒得咎、以及猜想丈夫不會再愛她等。

松德院區家庭治療門診近年所進行120位女性婚姻生活調查研究結果中，「有小孩、未就業」一組的妻子，比起「就業或有職業生涯」的其他妻子，或許因為更直接面對這些傳統規範的約束、挑戰，而容易有較高程度的憂鬱威脅。同時也發現，生活中較缺乏自我實踐與自我肯定來源的妻子，也容易感知較高程度的憂鬱。

另外，如果妻子個人有較強的自我勝任感（一種相信自己終究會克服困難的信念）、或是面對困境時採取主動性、溝通性的因應策略等，縱使面臨壓力與困難，但仍較少受到憂鬱的威脅。因此，唯有不斷在生活實踐的勇於嘗試與問題解決中，發掘自己的能力與建立自信，女性才有更多減緩憂鬱威脅的自我保護。

松德院區家庭治療門診自民國84年4月成立以來，在所有服務過的、與正進行中的約200個（婚姻困境）夫妻與（親子困境）家庭中，上述家族與小家庭困難折衝導致妻子憂鬱的情況相當普遍，證明這並非十分病態性，反而是許多現代台灣女性都要面臨的親密關係與文化議題。

家庭治療門診希望透過家庭或婚姻會談、與促進婦女自我勝任的成長團體，並配合所需的精神科藥物治療，提供女性在關係促進過程中，發展強有力的自我敘事，而遠離憂鬱病症所帶來的危害。